我的父母,摄于我出生前后。
我的舅舅约西。
婴儿时期的我。
我们位于基拉伊大街的家(电车上方)。
父母和我。
探照灯的光就像从乌云密布的夜空里抽出的一根根白线,四处移动着,交叉,分开,循环往复。路人们都仰望着天空,眼睛跟着这些白线转动,眼神里充满焦虑。母亲说这是在练习搜索飞机。
而我对这些白线无动于衷,因为我忙着“开”我的新汽车,这是我第一次驾驶它。
我的汽车是一款真实跑车的缩小版。我坐在车里,脚踩踏板开动它,手握方向盘操纵它。这车看起来与舅舅约西的跑车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是白色的,而我的是红色的—不过红色更有趣。
约西舅舅和我曾开着我们的跑车在多瑙河边兜风。我开着车在人们的腿间穿梭行进。当时外出散步的人好像比往常要多,街上显得很拥挤。约西不断鼓励我开得更快些,而他就在后面跟着,以免我撞到人。不过这件事不是总能避免,还好人们看起来并不介意,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因为他们正被空中的一道道白光所吸引。
我父母有时也一起出来。夏天的夜晚我们经常出去漫步,这是布达佩斯人的一个习惯。虽然夏天已经结束,但是那天晚上仍然不冷,所以对于要在多瑙河边庆祝我的生日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奇怪。那天是1939年9月2日,我已满3周岁。
我们家于前一年搬到布达佩斯。我父亲叫乔治·格罗夫,人们都以昵称久尔坎称呼他,他是一家中型乳品厂的合伙人之一,其他几个共同经营厂子的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从当地的奶农那里收购鲜奶,然后把鲜奶加工成松软干酪、酸奶酪和黄油等乳制品(他们对自己生产的黄油的质量尤其感到自豪),然后把它们卖给布达佩斯的各家商店。父亲是一个务实的商人,他精力充沛,办事高效,懂得生活。
我父亲11岁就辍学了,而我母亲玛丽亚则念完了高级中学,也就是匈牙利的大学预科学校。在那个年代,这一成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已非比寻常,更不用说犹太女人了。母亲曾经下决心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但因为是犹太人,她进不了音乐学院。无奈之下,她去了我外祖父开的小杂货店帮忙,而她就是在那里遇到我父亲的。
父亲的乳品厂开在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的一个小镇——巴乔尔马什,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100英里 的地方。他经常需要去布达佩斯访问客户,也就是黄油、牛奶和松软干酪等乳制品的批发商。
一天,父亲拜访了我外祖父的商店,销售他的乳制品。他向我母亲做了自我介绍,等谈完生意,他们就站在门口聊天,一直聊到母亲关了店。然后,他们步行走过布达佩斯的一条条街,不停地谈啊谈啊,聊了很多事情。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互补。母亲有文化,但从不自命不凡。父亲则十分睿智、精力充沛、幽默感十足。母亲偏于腼腆,在陌生人面前比较矜持,但是不知何故,她在父亲面前从未感到过不自然。父亲的活力和好奇心激发母亲展现出了她最好的一面。他们都深深地迷恋上了对方。
我父亲也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使我父母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对很多问题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都不信教,也不参加犹太人集会,而且尽管他们的朋友多为犹太人,但他们从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族群的一员。除了官方文件中对他们宗教背景的记录,他们与其他的匈牙利人没什么两样。
他们初次见面时,母亲25岁,父亲27岁——这个年龄的男人照理应该可以体面地养家糊口了。一年以后,也就是1932年,他们结了婚,搬到了巴乔尔马什。
母亲不喜欢巴乔尔马什。她在大城市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梦想着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她过去经常去听音乐会和歌剧。然而突然间,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偏远的小镇,不仅要住在室内是泥地面、厕所在室外的房子里,还要与父亲的亲戚和合伙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作为新来的局外人,孤独笼罩着母亲,她对这种集体生活感到极不适应,迫不及待地想搬出去,但在短时间内她没有机会这样做。
就在我出生之前不久,父母将家临时搬到了布达佩斯,这样母亲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分娩。母亲当时肯定想留在布达佩斯,不过她仍然和父亲带着我一起回到了巴乔尔马什。
终于,她在1938年我两岁时实现了这一愿望。父亲决定在布达佩斯建一个乳品分厂,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搬到了位于基拉伊大街的一处公寓,那里距乳品厂只有几个街区远。
布达佩斯被多瑙河一分为二。布达这一边属丘陵地区,老式教堂、城堡、富人住宅散布其中,还设有壁垒。佩斯一边则是商业区,从城市中心向外到处是公寓楼。这里有山有水,一片大好风光;现代风格的公寓大楼和宽敞的林荫大道令人赏心悦目。
基拉伊是条繁忙的大街,它连接着佩斯一侧的中央环形大道和远处的大型城市公园。有轨电车会从街中穿过,这令这条本已车水马龙的街道更加繁忙。不过,这条街并不是很吵闹,而且有趣的事随时都在发生。
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一英里左右,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那是一个奇怪的、自成一格的区域,那里的男人头戴黑色帽子,身着深色外套,留着长长的卷发,身上有股独特的味道。虽然同为犹太人,但是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街道美观,但是没什么奇特之处。我们住的公寓大楼与其他的楼房没什么不同:一楼是朝街的店铺,上面两层是住家。楼中间有一个庭院,院里有座不大的平房,是家照相馆。院子后面的一套公寓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为住户提供基本的看管服务。那位老先生既是鞋匠,又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身兼二职;而他的妻子——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则负责为房客接收包裹,看管生意人的进出,以及处理一些其他的日常杂务。
在我们的公寓大楼里,大部分房间面朝里,门和窗向庭院开着。庭院的四周,被一圈约三四英尺 宽、带有熟铁栏杆的窄阳台环绕着,这圈阳台把各家连接起来。每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厕所,供公寓内没有独立卫生间的住户使用。阳台的每一头都有楼梯把每层楼连接起来,楼前的楼梯宽敞体面,楼后的楼梯则狭窄阴暗。
朝街的公寓房间条件好些,更宽敞,并且带有浴室。我们住的公寓在二楼,大小两个房间都朝街,进深也一样,但是大房间开间宽,有两扇窗户,小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很高、很窄,从中间打开,窗台到腰那里,所以你不会掉下去。在夏天,房间的窗户总是开着的,你可以透过窗户看街对面的公寓楼,观察基拉伊大街的交通情况,看看来来往往的电车和行人。房间通风,采光也很好,即使窗户会在冬天时关上,房间里仍然明亮。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小房间,父母和我住大房间。大房间既是父母和我的卧室,又充当着起居室。房间的一角摆着我父母的沙发床,旁边是我的小床。房间里还有一张表面打磨光滑的木质饭桌和几把餐椅,以及其他一些家具。硬木地板上铺着一些波斯地毯和小地毯。
大房间面向走廊开着一扇门,走廊是一个通向楼梯的又黑又长的过道。从这条走廊和小房间都能进出我家的浴室。浴室里有一个水槽、一个浴缸——浴缸连着一个加热洗澡水的烧木头的火炉,还有一个马桶。在走廊快到楼梯的地方,一侧通向厨房,另一侧通向一间小屋。我们那体格魁伟的女佣吉兹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她负责做饭、打扫房间、买东西和照看我,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我只知道姓欣科的男人。他们俩结婚以后,欣科也挤进了那间小屋。欣科在别的地方工作,只要他在家,他就会为我雕刻木棍,并带我去公园玩。而吉兹有空时会坐下来给我讲报纸上的犯罪故事,对此我十分着迷。
我们家经常有访客到来。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所以人们通常是顺便拜访,而不是靠电话预约。客人们常常突然登门,而且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即使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好像也要站在门口再谈上几个小时。我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约西常来我家,他身体强健,肌肉发达,但头发稀少。我不知道舅舅是干什么的,尽管家里的其他人有时会提到他,但是那些只言片语的评论对我毫无帮助。不过这对我影响不大,约西舅舅人很有趣,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热情和快乐。
母亲的另一个弟弟米克洛什就不是这样。虽然米克洛什和约西是双胞胎,但他们的相貌和性格迥异。约西待人友好、幽默有趣,米克洛什却总是板着面孔,好像头顶总是有一片乌云似的。大家都不喜欢米克洛什,一谈到他,声调都变了。米克洛什和家里人合不来,就连他自己的母亲,即我的外祖母,也和他颇有嫌隙。曾经有一次他和我外祖母闹得很不愉快,我父亲出面干预,却和他吵了起来,我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父亲那么生气。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看到米克洛什了。
我父亲好交际,家里来的很多访客都是他的朋友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亚尼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乳品厂的合伙人。他来自巴乔尔马什,他父母还住在那儿。他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公寓,但他总是借宿我家。
亚尼曾是一名军官,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个头很高,腰板笔直,衣着考究,但是有点儿花花公子的感觉,这一点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话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洪亮,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活力。此外,亚尼的不同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是犹太人。
父亲和亚尼还有另一个非犹太人朋友,我只记得他姓罗马茨。罗马茨瘦得像根棍儿,满脸皱纹,就像颗葡萄干。和他谈话很舒服,他的语气让我感觉我们是平等的,我很喜欢他。他也来自巴乔尔马什,同样是乳品厂的一员,管理布达佩斯分厂。
父亲的朋友在我父母还住在巴乔尔马什的时候就认识母亲。如果父亲不在家,他们就在附近徘徊。如果他们到家里来,母亲会给他们弄点儿喝的,并和他们一起抽烟、聊天。他们都没有结婚,所以总会讲些新近发生的浪漫故事,他们信任我母亲,向她征求建议。我母亲就像他们的大姐姐,而他们就像我的舅舅一样。
当时,宗教身份在我们这里无关紧要。我们的客人不全是犹太人,而那些非犹太客人与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有德语名字,像弗莱舍尔、施瓦茨、克莱因等,我们与非犹太人在名字上也没什么区别。“格罗夫”(grof)一词在匈牙利语里的意思是“伯爵”。根据家族传说,我的一个祖先是一位匈牙利伯爵的不动产管理者,后来人们不知何故将他同“伯爵”直接联系起来。在更近一些的时代,一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姓改成了匈牙利语发音的姓,我家也一样。
我出生时叫安德拉什·格罗夫,但是每个人都叫我安德里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