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等待已久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1000名阿尔戈斯雇佣兵加上前来支援的山区农民，一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附近的海岸登陆。马拉松距离雅典不足30公里。雅典迅速做出反应，派兵迎战。

双方曾正面交锋，但没有发生激战。这不是因为庇西特拉图和雅典方面的将领展开对话避免了激战，而是因为雅典方面的士兵选择弃战回家。

士兵返回市内，与他们相向而行往外出逃的是10年间在纷争中统治雅典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首领。他们的海外资产很多，所以逃到国外以后无须担心生计问题。

然而这些人没有预计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孩子们一起出逃。庇西特拉图如入无人之境，未遭遇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雅典城。随后，这些被留下的孩子被带到了庇西特拉图面前。

庇西特拉图把这些孩子送到好友吕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名义是去海外留学。他在纳克索斯岛为孩子们安排了寄宿家庭，他们和在雅典时一样上学、去体育学校。

这次政变自始至终意外不断，但是几乎没流一滴血却是事实。

这次政变的主谋庇西特拉图一定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做到最好。22岁时被梭伦看中，30岁时成为“萨拉米斯英雄”的庇西特拉图时年已经54岁。

近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庇西特拉图是“僭主”（独裁者），甚至把他的统治说成是“雅典独裁者统治的时代”。即使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人也说他是“僭主”。他是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所以这个称呼也算符合实际。只是，日语词典中，对僭主的解释是“自封帝王、君主之人”。因此，“僭主”不适用于庇西特拉图。他从来都没有自封为王，而且，对于梭伦的改革成果，他不仅没有摒弃，甚至采用了拿来主义。按照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梭伦的改革是“走向民主政体的里程碑”。至于如何运用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自有他的“特色”。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独裁者统治下的雅典的20年。

回到雅典后，庇西特拉图以留学海外为名，把曾是强劲对手的孩子们送到了纳克索斯岛。这一做法当然很温和，但是人质终究是人质。趁着他们尚在自己手中，他要尽早采取一系列措施。

“平原派”逃走后，阿提卡地区的土地成了无主之地。庇西特拉图接手了这个地区，果断实行农田改革。他将这里的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之前的佃农和山区农民。于是，“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全面坍塌。

当然，庇西特拉图不是单纯的“穷人的救世主”。他向刚拥有私有土地的人征收赋税。土地肥沃的须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土地相对贫瘠的缴纳收成的二十分之一。当时，这个税率并不高。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实质上是一种直接税。在只有间接税的当时，这是一项破天荒的举措。

庇西特拉图将这一税收用作城邦国家雅典各机构的运转经费。因为在这个时代，从政的人都没有报酬，因此未用于参政的人。曾经，重装步兵的装备国家只配发盾和长矛，其余由个人承担。此后，所有装备均由国家承担，这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国家运转所需的其他零星费用、公共事业的财源也有了保障。

尽管每人缴纳的税费很少，但是因为人数众多，税费总数并不少。此外，庇西特拉图还鼓励农民缴纳税赋以后将剩余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农民收入因此有增无减。自营农收获的农作物不仅满足了城邦国家雅典人的需要，送到市区和沿岸地区的农产品还通过海运销往希腊其他地方。之前从未走出过山区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

庇西特拉图还向雅典的贸易商提供了自己在流亡期间拓展的销售渠道。因为没有附带条件，自然深受商人的称道。商品销往雅典新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的朋友统治下的城镇街巷。不用说，因为有这层关系，与这些地方交易比以前简单多了。另一个曾经的强敌——“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送到纳克索斯岛的孩子们回到了父母身边。出逃的“平原派”和“海岸派”人员中，除了首领继续流亡，年青一代开始陆续返回雅典。因为雅典保留了梭伦推行的政体，所以他们要担任公职，也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也有选举权。雅典的精英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庇西特拉图也就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试图根除反对派。也许他在想：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雅典要提升经济实力，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有信誉的本国货币。

二、保证国内稳定，与他国建立友好关系。

三、生产高档商品。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城邦国家，要将重点放在制造附加值高的高档商品上，而不应追求廉价品的批量生产。也就是说，制造出来的东西虽然价格昂贵，依然有人愿意购买。

雅典有自己的流通货币，但是很不稳定。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雅典人只能用科林斯银币或埃伊纳银币结算。庇西特拉图一改这种状况。于是，正面为女神雅典娜侧脸，背面为和雅典娜形影不离的猫头鹰的德拉克马诞生了。使用最广的是“泰特拉德拉克马”（四德拉克马银币），它作为雅典货币的代表，流通时间长达200年。

为了保证银币的铸造，必须确保银矿的开采，而这又是庇西特拉图擅长的。除了色雷斯地区的矿山，他又对阿提卡地区的矿山进行了开发。

梭伦改革给雅典以秩序，而庇西特拉图要给雅典的是稳定，并在稳定中提高经济实力。

由于没有取缔“在野党”，因此，不排除“在野党”的人进入9个执政官组成的内阁。为此，庇西特拉图将候选人圈定在自己的一派中，避免内阁变成在野党的巢穴。

作为法治国家的标志，法庭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400人组成。庇西特拉图本人曾经作为证人，要求出庭作证。

至于和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说他实施的是和平外交。没有一个城邦国家与雅典处于明显的敌对关系。先不说庇西特拉图在其流亡期间结交的底比斯、阿尔戈斯和埃雷特里亚，就连因萨拉米斯岛归属雅典而神经紧绷的埃伊纳、对雅典的崛起心生嫉妒的科林斯、常常带着怀疑的眼光看雅典的斯巴达等，这些曾经与雅典关系紧张的城邦国家也与雅典结成了友好关系。庇西特拉图与色萨利地区的统治者结交，只因告知对方自己为新生儿取名塞萨洛斯，二者就成了朋友。不能不令人感叹其手段之高明。

庇西特拉图的外交政策中有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这是全希腊人都知晓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意图是暂时休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城邦国家之间的纷争通常都围绕着领土问题。

没有史实证明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雅典发起过战争。在这期间，雅典人甚至没有听说过需要大规模派遣军队的战争。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二个条件完全实现了。

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三个条件是改变批量生产廉价商品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制造高档商品。

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之前，在制造高档商品方面，走在全希腊最前面的是科林斯。

城邦国家科林斯（Corinth）的完整名称是“Corinthos”，它面向海湾，准确地说，这个海湾更像一个内海。这条宽阔的海湾经过狭窄之地纳夫帕克托斯（后来的勒班陀）通往爱奥尼亚海。沿着它进入爱奥尼亚海以后一路往西，就可以抵达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科林斯利用这一地理条件，将市场扩大到了地中海中部。在希腊人眼里，这些城邦虽然属于海外，却是希腊移民建设起来的。这些海外城邦的领地广阔，经济之富裕尤胜母国希腊，甚至被冠以“大希腊”之称。

通过同这些城市开展贸易活动，科林斯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当时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相比，科林斯的船只数量最多。一条条船装着享誉世界的科林斯壶，不仅销往横渡爱奥尼亚海即可到达的西方，还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穿过爱琴海，销往东方。庇西特拉图是瓜分被科林斯垄断的高档商品市场。

壶是希腊人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习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壶中。葡萄酒、橄榄油、磨好的面粉、豆类，几乎没有不装壶的东西。因此，只要有希腊人的地方就有制造壶的作坊。

其中，科林斯生产的壶最漂亮。科林斯的壶上画有人物，美不胜收。也有其他国家模仿科林斯在壶上作画的，但是无人能出科林斯之右。科林斯的画风让人一看就感到东方的宁静之美。

在雅典，制造壶的是梭伦改革中属于第四等级的匠人。不清楚庇西特拉图是怎样鼓动这些匠人的，总之他们的工作热情大大提高是毋容置疑的。

他们是小企业家，也是在梭伦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他们借了钱，即使无法偿还也不必担心沦为奴隶。

如果庇西特拉图承诺匠人只需要专心制造优质产品，销售由他负责的话，相信会有不少匠人为之心动。之前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壶，最多只是让儿子们帮忙。有了庇西特拉图的承诺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自己负责早期的设计和最后的润色，加工过程雇人来做，以此提高优质产品的产量。只是，雇用奴隶有些难度。

购买有制壶经验的奴隶，所需费用是自己一天劳动所得的20倍。购买技术过硬的奴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熟练技工，就要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500倍的钱。因此，扩大规模难度很大，必须依靠借款做前期投资。

他们大概采用如下方法来克服困难：用自己一天劳动所得4倍的钱购买两个少年奴隶，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再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20倍的钱，买一个有经验的奴隶，制作过程交给他负责，而自己专心从事设计和最后的润色。梭伦改革中，前期投资失败也不会沦为奴隶的法律深得人心，庇西特拉图承诺的只要制造出优质产品，销售由国家负责的政策也一定深得人心。

就这样，占据当时制造业最重要地位的制壶业，在雅典迅速发展起来了。

他们既没有模仿科林斯，也没有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来占领市场。雅典制造的壶好像在挑战科林斯壶一样，其颜色搭配主要采用红底配黑色、黑底配红色，上面绘以人物的造型。

雅典和科林斯制造的壶除了颜色不同，图案也不尽相同。首先，科林斯壶上的人物是静止的，而雅典壶上的人物是动态的；科林斯壶上的人物大多只有一个，而雅典壶上的人物较多。从荷马叙事诗中的一个场面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群裸体男人赛跑的场面、四匹马拉着战车竞跑的场面等跃然壶上。

雅典壶上的图案题材丰富多彩，从雅典百姓的日常生活到鱼、鸟等造型都有。雅典人的想象力之丰富，令我们不得不自叹弗如。随着人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绘画技术也越来越精湛，雅典出现了专业从事设计的“画师”。他们设计各种图案，提供给各作坊用于壶或碟子上。后来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壶和碟子上，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声誉之高。

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以后，雅典制造的壶几乎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市场。罗马人无限敬仰希腊人的这种才能，在他们居住的意大利半岛出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壶和碟子。将这些壶和碟子与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进行比较，彼此的不同显而易见，甚至连外行也能一眼分辨出来。尽管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模仿自雅典壶。如此高端的商品只有属于第四等级的、罗马人定义的“无资产者”才能制造出来。在雅典，第四等级的人要维持日常生活，必须每天工作。

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传说国王米诺斯的手可以变凡物为黄金。看着雅典壶和碟子上华丽又风趣的画，不由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也许雅典人的手碰过的东西都将变身为“美”。

这种“美”就是黄金。因为只要卖出去，金币就会收入囊中。我想，看着外行都能辨认出的出自雅典人之手的壶和碟子，即使花上两倍的价格购买也心甘情愿吧。

雅典人的想象力因壶上的绘图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在雕刻上。雅典的雕刻，之前是古代风格，到庇西特拉图时代，变成了古典风格。静止的雕像变得富有动感，“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了。

“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也惠及了神庙建筑。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是修公路、水道及桥梁，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首先就是造神庙。要修建神庙，用来支撑房梁的圆柱必不可少。公元前7世纪之前被广泛使用的多立克柱式圆柱简单粗壮，稳定性很好，但难免有些笨重。

到了这个时代，多立克柱式换成了爱奥尼亚柱式，它简洁流畅、排列于四边，被称作柱廊。用于柱廊的爱奥尼亚柱式很美，别具风格。

世界文学巅峰之作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此之前一直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庇西特拉图将这些故事搬上羊皮纸，从而有了标准版本，也方便学校的教师使用。到了后世，除了庇西特拉图的标准版，又有了各种译本。因此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标准版，不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翻译成各国语言的译本。

举办活动是现在的说法。说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庇西特拉图竟是举办活动的鼻祖。“泛雅典娜节”就是他创办的。这是4年一度供奉女神雅典娜的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这个活动比的是唱歌。只要是希腊人，无论属于哪个城邦国家，人人都可以参加。这里所说的歌，实际上是荷马的叙事诗，人们在竖琴的伴奏下，高声歌唱。

希腊人喜欢体育比赛，也喜欢歌舞比赛。荷马叙事诗有了标准版本后，就不能随便更改故事情节，也不能随意添加原版中没有出现的人物。“泛雅典娜节”对于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的普及功不可没。

喜欢举办活动的人，大多自己乐在其中，也愿意看到别人乐在其中。

拉丁语中，狄俄尼索斯叫巴克科斯，他是酒神，是曾经属于第二个级别的神。庇西特拉图提高了他的地位，把他升为最高级别的神，继众神之首宙斯和雅典娜、阿波罗之后，与其他最高级别的神地位相当。狄俄尼索斯以前还是葡萄园的守护神，只属于葡萄园主。庇西特拉图扩大了他的守护范围，使其成为全体雅典公民的神。

酒喝多了，有人会发酒疯。这会让提升酒神地位失去意义。希腊人相信诸神时刻都在默默地帮助自己，因此，他们要为狄俄尼索斯寻找一个守护对象，于是戏剧充当了这个角色。也就是说，戏剧表演是献给狄俄尼索斯神的，因此，看完戏后饮酒作乐是得到狄俄尼索斯认可的。

就这样，希腊悲剧走向鼎盛的大门被打开了，半个世纪以后，出现了埃斯库罗斯。

没有史料记录在批判精神极其旺盛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是如何做到统治雅典长达20年的。他既没有把雅典变成专制国家，也没有暗杀过反对派，甚至没有让公民坐牢，最多只是放逐过一些人而已。直至今日，依然未找到任何史料记录有这些情形。

有研究者认为，他本人出行有警卫保护，却禁止雅典公民携带武器，就是他独裁的证据。但是，禁止携带武器进城，在先进的现代国家是很寻常的治安规定。而距今2500年前的雅典人性格急躁易冲动，一旦发生争吵，难免升级成拔刀相向的严重事态。由争吵导致的流血事件曾经在雅典司空见惯，这一禁令使其彻底变成过去时。

即使是自诩绝对民主主义者的英国学者也不得不这样写：

“无疑，庇西特拉图是专制统治者，但他是个让人舒服的专制统治者。”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gagliardo”（活泼愉快），形容男性时，意思是“厚颜无耻却讨人喜欢的家伙”；形容葡萄酒时，则变成“vino gagliardo”，意思是“既烈又醇的高档葡萄酒”。

有一个意大利人说，庇西特拉图是gagliardo式的领袖。他还说：“庇西特拉图统治下的雅典，几乎每天都有展会（商品交易会）。”

引进外资、吸引外国人的大门早已被梭伦打开。庇西特拉图没有改变梭伦的改革，在他统治的20年间，城邦国家雅典的首都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这位专制领袖的晚年时期，斯巴达牵头结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原因是雅典越来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警惕。

我忍不住想，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也许是“雅典的高速成长期”，而这也许是公元前527年这位专制统治者在自家床上安详地结束73年生命的重要原因。

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作为反对派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都没有找到反击的机会，他们只能一直在海外过流亡生活。

但是，无论多么让人舒心，多么让人感觉轻松，这位僭主（通过政变或其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独裁者）终究死了。

雅典人是一个擅于创作辛辣讽刺喜剧的民族。原本他们的批判精神就比其他国家的人高出许多，因此，当把持政权20年的专制统治者离世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改变雅典的时机到了。只是，要找出一个合适的领导者并不容易。

庇西特拉图将所有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了农民，“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因此大大受损，成为弱势群体。

相反，庇西特拉图鼓励海外贸易，沿岸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大大增强。“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削弱。“海岸派”为首的是雅典尽人皆知的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这个家族的领头人麦加克勒斯在流亡期间去世，继他之后成为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掌门人的是其长子克里斯提尼。

庇西特拉图发起政变，未流一滴血进入雅典成为统治者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还是个刚满19岁的年轻人。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庇西特拉图死去，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未回过祖国雅典，长达19年。因为他是“海岸派”的领袖，即使族中其他男人回到了国内，他也不能回去。

庇西特拉图去世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38岁。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知名度上看，他都有充分的条件回国东山再起。但事实上他用了17年时间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是因为庇西特拉图死后，“庇西特拉图体制”依然存在。那么，这种体制为什么可以延续17年呢？

庇西特拉图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他们的出生年月不详，只能根据死亡时间进行推断，当时，两人很可能都在20到30岁之间。兄弟二人都不是无能之辈，所以父亲一定想过把权力移交给这兄弟二人。

父亲庇西特拉图有特殊能力，能得到神谕，雅典公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两个儿子似乎很清楚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他们既没有要求带随从保护自己，也没有像父亲那样过着高调的私生活。当然，他们秉承梭伦改革中确立的政体，而他们的父亲对这一政体也未做过任何修改。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成为9人之一。这距离庇西特拉图去世，只过了两年。

克里斯提尼的东山再起开始了，但此时他还只是9人中的一个。为了控制反对派在9位执政官中的人数，“庇西特拉图体制”规定在选举前要对候选人进行筛选。因此，已满40岁的克里斯提尼回到祖国，开始实施东山再起的计划，说到底还是受限于“庇西特拉图体制”。

随后的10年里，这位“海岸派”领袖好像一直都在雅典。其间，他也许再次当选过执政官，还曾是“亚略巴古”（areios pagos）的一员。“亚略巴古”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组成。他再次流亡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14年以后，也就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统治的最后时期。

兄弟二人共治天下，大多数时候会分道扬镳。但是，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两人分工明确。兄长希庇亚斯全面负责国家政事，弟弟希帕克斯则专门负责举办活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可以延续这么多年，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雅典公民虽有求变的想法，却缺少正当理由，始终下不了决心。毕竟雅典公民并不认为雅典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然而，公元前519年，就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迎来第8个年头的这一年，“裂痕”开始显现。长达37年的时间里，雅典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此时出现了非派军队不可的状况。

起因是侵犯他国的惯犯底比斯攻打了普拉塔亚。普拉塔亚距离雅典不远，但他们选择向号称陆地最强军事大国的斯巴达求助。

在“庇西特拉图体制”下，雅典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庇西特拉图死后依然保持繁荣。斯巴达人对此充满了戒备。他们认为，来自普拉塔亚的求助是把雅典引入战争的绝佳时机，于是推托说，从地理位置上，雅典距离普拉塔亚更近，普拉塔亚应该请求雅典派遣援军。

普拉塔亚转向雅典求援，希庇亚斯不能拒绝，公民大会也不能不同意。因为一旦普拉塔亚被底比斯控制，那么阿提卡地区势必与“侵犯他国的惯犯”成为邻居。

幸运的是，在与底比斯军的战斗中，雅典取得了胜利。但是，希庇亚斯统治下的雅典，却因此出现了两个不稳定因素。

一是与希腊城邦国家中的强国底比斯彻底为敌了。

二是底比斯好像故意挑衅雅典似的，将属于底比斯的维奥蒂亚地区南部赠予“庇西特拉图体制”的反对派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作为他们的前线基地，为他们夺取雅典统治权所用。

如果发生此事时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首领克里斯提尼就在雅典市内，也许后来的民主主义霸主会非常不好过。

与底比斯的战事让希庇亚斯有了新的麻烦，敌对势力增加了。国内有克里斯提尼领导下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国外有斯巴达，现在又加上了底比斯。

就在同一时期，庇西特拉图生前的好友、在他死后继续支持兄弟二人的纳克索斯岛僭主吕戈达米斯也去世了。对于希庇亚斯来说，吕戈达米斯的死不仅让他失去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还让雅典失去了商船的航线。包括爱琴海南半部在内的雅典商船航线失去了有力的保护。之前吕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确保了航行于其近海的雅典船只的安全。

接踵而至的变故让希庇亚斯再难保持冷静，冲动之下，他尝试与遥远的波斯帝国进行接触。好在此时，所有与雅典为敌的对手似乎都下不了决心，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虽摇摇欲坠，却维持了下来。

突变发生在5年后的公元前514年。这一年，弟弟希帕克斯遭遇暗杀。凶手是两个雅典公民。雅典只有在祭祀战斗之神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娜节”期间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而希帕克斯正是“泛雅典娜节”活动的全权负责人。

两个犯人当场被捕并被处以死刑。根据梭伦改革的规定，这两个人都属于第一等级。他们的动机据说是个人恩怨。但是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克里斯提尼认为，此时只剩下了希庇亚斯一人，是反击的绝佳时机。他回到底比斯赠予他作为前线基地的维奥蒂亚地区，带领一家老小进军阿提卡地区——城邦国家雅典的边境。

得此消息后，希庇亚斯向父亲时代的同盟国家色萨利求助。因为色萨利和底比斯交恶，所以对方马上派来了援军。就这样，克里斯提尼的军队尚未踏上阿提卡地区的土地，就早早宣告失败。

已经50岁的克里斯提尼不得不承认，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希庇亚斯抗衡。他马上改变策略，决定请其他国家军队支援。

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属于富裕阶层，而且是超级富豪阶层。其拥有的海外资产超级庞大，因此无须担心资金问题。

35年前，阿波罗神庙毁于一场大火，一直未被修复。克里斯提尼决定出资在德尔斐重建阿波罗神庙。

说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人们自然而然想到吕库古。对斯巴达人来说，德尔斐是很重要的地方，只要遇到难处，他们就会去阿波罗神庙祈求神谕。看到重建后的宏伟神庙，斯巴达人非常感动，他们对克里斯提尼顿生好感。

后来，有一个出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的传闻说，克里斯提尼用钱收买了阿波罗神庙的神官，让他们通过女祭司之口告诉前来祈求神谕的斯巴达人：“你们要帮助雅典人，把他们从庇西特拉图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斯巴达人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因此虽然有女祭司进言，他们仍然迟迟没有表态。希帕克斯被杀3年后的公元前511年，克里斯提尼的策略终于奏效。第二年春天，斯巴达派出小规模军队登陆了阿提卡地区。

然而，色萨利的1000名骑兵早已等候在那里。斯巴达的重装步兵不敌骑兵全军覆没，连队长也丢了性命。

这次战败大大刺激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对斯巴达战士来说，胜负关乎他们的尊严。他们不再想着帮助雅典人推翻庇西特拉图，也忘记了阿波罗神庙女祭司口中的神谕。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雪耻。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的斯巴达人，这次行动出乎意料地神速。克里昂米尼率领重装步兵前往雅典。

希庇亚斯指挥下的雅典士兵和色萨利骑兵一败涂地。队列整齐的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市内后继续追杀希庇亚斯。希庇亚斯带着残部逃到了卫城，斯巴达军追到此处，包围了这个建于山丘之上的城堡。

国王克里昂米尼知道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并不擅长攻城战。因此他向希庇亚斯派去使者，承诺只要希庇亚斯投降离开雅典，就可以确保他和追随他的所有人的安全。希庇亚斯接受了他的建议，离开雅典，去了希腊北部。那里有他的土地。

就这样，公元前510年，雅典专制统治宣告结束。“庇西特拉图体制”历经36年，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又持续了17年以后，终于走到了尽头。虽然借助了他国之力，克里斯提尼终究赢了。 U0LwCZobc7pj/lQUW/1c5YAELJVjDnNUbN3F4T8jf3kb6pSouVEfdMtAzGPvRH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