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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比斯巴达晚一个多世纪才开始实施名为“改革”的国体改造。什么原因呢？理由有两个：
一、在这一个多世纪里，雅典人热衷于向海外开展殖民运动。
二、雅典已有贵族政体存在，只是寡头政体不再适合雅典，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存在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
前面介绍了斯巴达，下面就来介绍雅典。首先，我想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做比喻，来说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不同。
斯巴达：吕库古的个人赛跑，自始至终他一个人独自往前跑。
雅典：参加的是接力赛，由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5人团队完成。
当一种法律成为宗教，人类就不会允许对其进行修改。但是，如果法律始终是法律，则人们可以随时对其进行修改。
公元前638年生于雅典的梭伦出身名门，当时叫贵族。虽然血统高贵，但是其财力却只属于“中产”。原因大概在于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我想很可能他借出去的钱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来吧。当梭伦继承家业的时候，家里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于是，年轻的梭伦决定去海外闯荡。当然，说是去海外，并非移民，只是奔走于海外各地，一门心思地做生意挣钱。
吕库古在“改革”之前也遍访各国。他旅行的目的是调查和考察，以便回国后着手进行改革。梭伦和吕库古一样，足迹踏遍各国，但他只是为了做生意。当时的梭伦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改革者。
40岁时，梭伦回到祖国雅典。他好像很有经商才能，此时的资产已经达到上流水平。不知为何，除了斯巴达人，希腊人大多擅长经商。梭伦的好友、哲学家泰勒斯也在某一年预计第二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早早备好榨油机器，狠狠地赚了一笔钱。梭伦觉得通过经商使家产置身上流水平已经足够，而泰勒斯也没有再进行此类投机。大概两人都很自律吧。
梭伦回到国内，发现在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梭伦出身前者，但是贵族气并不浓，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没有加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
贵族阶层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消除阶层之间的对立，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危机感，而是因为贵族有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认识到了消除对立的必要性。他们开始注意梭伦，因为梭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梭伦
公元前594年，44岁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一年。执政官每年选出9人，这9人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内阁。作为内阁成员，执政官有提议法案的权力。有资格参选这一公职的只有贵族，因此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很容易选出自己派系中的人。也就是说，梭伦是经既得利益者推荐当上执政官的，是贵族们推选了他，给了他实施改革的职位。
梭伦似乎很有政治才能。他首先针对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进行立法，然后再实施全面改革。这是一种冲击疗法。毕竟任期只有1年，他不能保证自己会再次当选。
由梭伦提出、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如下：
废除以往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用身体偿还、债务人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的法律。
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大会由贵族和平民构成。在那个时代，平民没有资格担任国家要职，但是他们有选举权，而且人数占大多数。
因为这一法律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贵族很可能并不满意。但是，既然意识到有必要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视野自然更长远更宽广。于是，梭伦改革稳健地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梭伦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呢？
按现代的说法，梭伦的这一法案不是为了帮助债主（银行），而是旨在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
古代历史学家说到梭伦出身名门却财力不济的原因，只说是他父亲同情弱者，对于上门求助的人来者不拒，慷慨施援。因此我推测，他父亲借出去的钱大多没有收回来。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但却有据可依。
首先，如果梭伦的父亲忠于以前的法律，让债务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并出售他们，梭伦家的资产绝不可能日渐减少。
其次，如果父亲死后继承家业的梭伦一改父亲温和的做法，和大多数贵族一样把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收为奴隶并出售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跑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年轻的梭伦选择闯荡海外，通过经商来增加自己的资产。
不管怎样，梭伦提出并成功确立的这条法律，在古代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站在人性的角度看，这是破天荒的一项举措。从活跃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律。
说到借款，人们往往认为那是因为穷得吃不上饭，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借款还有前期投资的意思。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前期投资。
前期投资往往伴随着风险。例如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货船遭遇暴风雨沉入海底，商品进口国和雅典爆发战争，使商品只能闲置于仓库等，各种风险都有可能出现。
无力偿还为前期投资所借的钱款时，不仅借款人要成为债主的奴隶，就连其家人也不能幸免。如果家人被分别卖到不同的主人家，以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有这样的风险，谁还愿意通过前期投资来增加财富呢？
结果必定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会借款进行前期投资，因为只有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依然有偿还能力。于是，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也将因此产生动荡。
接着，梭伦又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借款的方法。
他没有提出有人欢喜有人恨的方案，即借款一笔勾销的方案。他的方案自始至终没有提“借款”两字，他提出的是降低货币的价值。
雅典的流通货币是银币，重量单位为“米娜”。改革前，1米娜的价值为73德拉克马，改革后，变成100德拉克马。不用说，这是使货币贬值的做法。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减轻四分之一。
公民大会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投票。人口占多数的平民自然投了赞成票，就连富人也有不少投了赞成票。因为对于无力偿还借款的人，不能逼其为奴的法律已经实施，所以，富人担心债务人因此不愿还钱。他们宁愿选择牺牲四分之一的债权，从而保证债务人还款的可能性。
这一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是那些其他城邦国家的说希腊语的人，得知德拉克马银币贬值后，对移居雅典经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对此，梭伦很快做出反应。他对这些人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欢迎他们来到雅典。但是，他们不享有雅典本国公民的权利。
首先，无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久，都不会被授予公民权，因此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
其次，国家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住宅和办公楼。外国人只能向雅典公民租赁。
最后，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在雅典得到了利益，所以他们有保护雅典安全的义务。雅典公民不会允许他们只在雅典获取利益而没有付出。
话虽如此，组建正规军是雅典公民的义务。住在城邦国家雅典的外国人只是危急时刻被临时征集的后备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后方支援。
移居雅典的外国人，可以期待得到相应的利益。
当然，“利益”不只是物质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例如得到他人的认可、容易找到工作等。对于这种无形利益，人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
梭伦的好友泰勒斯是希腊哲学第一人，他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后来的小亚细亚西岸），一生从未离开过此地。尽管希腊哲学第一人在爱奥尼亚地区，但是后来，包括哲学在内的希腊文明中心从爱奥尼亚转移到了雅典。梭伦的治国理念也充分显示出雅典是文明文化的中心。
3年后的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执政官。也许就在这一年，梭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政体改革。
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这3年他一定没有虚度，因为梭伦的政体改革需要以人口普查为前提。这项改革是“财权政治”改革，在日语中曾经翻译为“金权政治”，意思是根据所持资产的多少，按比例确定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梭伦首先将所有雅典公民，也就是全体成年男性，分成四个等级。划分方法与出身家族、社会地位和名声无关，唯一的依据是收入的多少。
当时，雅典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收入按照农作物的收成来计算。基准单位是“斗”，1斗小麦相当于52升。
第一等级——可收获500斗（约200吨）以上小麦或相当于这一数量的橄榄油、葡萄酒的土地所有者。在当时的雅典，这一等级属于超级富豪，人数自然不多。
第二等级——可收获300到500斗小麦的土地所有者。
第三等级——可以获200到300斗小麦的人。
第四等级——农作物收成在200斗以下的公民。在罗马，这个等级属于无资产者，叫“proletarian”。他们是需要每天通过劳动来赚取口粮的公民。
划分等级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因为古代采用的是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兵役相当于直接税，叫“血税”。可以认为，对于公民来说，如果他们的权利是参与国政，那么他们的义务就是保卫国家。
因此，四个等级的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雅典也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在军队中担任骑兵。作为骑兵，其装备不只是一匹马，还要带仆从、马夫等，负担很重。因此，也只有资产较多的富裕阶层才能担任。正因如此，骑兵人数极少。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的人口最多，但是其现役骑兵也只有1000人左右。
第三等级的公民人数最多。他们的兵役义务是担任重装步兵。装备中，矛和盾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头盔、胸甲、护腿、剑以及其他装备由个人配备。因此，需要具备中产阶层的实力。
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战时担任轻装步兵。海战时，他们担任船只的操舵手或桨手。这是他们的义务。100年后，战争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等级的价值因此急剧提高。但是，在梭伦时代，他们还属于最底层的公民。
可以想象，着手此次改革之前，梭伦一定提出过进行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开历史之先河，其目的是调查可能从军的人数，因此，“数”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点。在雅典，骑兵数在1000人左右，重装步兵超过1万人。这意味着，相对于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的总数，相当于中产阶级的第三等级公民人数在其10倍以上。
但是，第三等级公民的身份是平民，在梭伦改革前，他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梭伦进行政体改革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我将梭伦的改革结果列成了图表，如下所示，箭头表示参选的权利。
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随后，他又开始游历各国。当然，他选择自我放逐并非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暗杀，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将付诸东流。
出国时，他没有要求雅典全体公民发誓，在自己回国之前绝不修改业已完成的改革内容。因为他知道雅典人的批判精神极其旺盛，从不甘落后于人。如果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出发前，他明确宣布了自我放逐的期限。他说：“10年后，我一定会回来。”10年后，他真的回去了。因此，他的人生是在雅典结束的，坟墓也在雅典。
在斯巴达，吕库古将自己的改革变成了“宗教”；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始终只是基于法律的“政治”。
接下来，我将介绍雅典的教育和兵役。这不是梭伦制定的规定，而是梭伦改革完成以后，在雅典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只是在雅典，无论教育还是训练士兵，其方法和指导思想都与斯巴达截然不同。
首先，雅典不会对刚出生的婴儿进行筛选，也不要求孩子一到7岁就离开父母身边过集体生活。雅典的少年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到了7岁，他们要去学校开始学习。学校相当于现在的私塾。上午，他们在学校学习读写、珠算。
随着年级的升高，课程中逐渐增加了诗文朗读和背诵。雅典人重视学习，是为了培养孩子们表达思想的能力，他们要在增长学问、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会用文人擅长的语言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教科书选用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使在现代，它们依然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在背诵诗歌的时候，一定把自己当作英雄阿喀琉斯或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了吧。
在雅典，学习演奏鲁特琴，合着音乐节拍跳舞也是学校设置的重要科目。据说，学习这些科目是为了锻炼协调能力。
孩子满12岁以后，雅典政府不强制但是会鼓励孩子们下午去体育学校（Palestra）。体育学校这类机构不是国营而是私营，其运营费用依赖家长交来的学费。当然，既然国家鼓励，学费自然不贵。理论上，体育学校向全体公民子弟开放。只是，第四等级的公民的孩子需要帮父母干活，所以无法每天都去。第三等级及以上的公民子弟下午去体育学校是每天的惯例。
希腊人爱好体能锻炼，所以，即使是非强制性的，父母也愿意送孩子去体育学校。当然，孩子自己也很愿意去。
罗马时代乃至从罗马时代至今，依然有“Palestra”。这类机构大多不是孩子专用的，成年人也可以使用。因此，它变成了不分年龄大小的公民交际的场所。
在体育学校，所有人必须全裸或半裸进行肌肉锻炼。希腊雕塑因为艺术上的需要才用裸体来表现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结果论。只有反映真实状态的作品才可成为“艺术”。
雅典也有同性恋。雅典人从不试图掩饰这种关系。希腊人追求真善美的世界。美既是善，同时也是真。当然雅典人无须担心这种性取向会影响人口增长，因为雅典不同于斯巴达。斯巴达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仅有男性的集体生活中度过，而雅典人并没有严格要求禁欲。当然，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方面，雅典和斯巴达完全一样，因此为了培养合格的士兵，训练必不可少。
在雅典，18岁就算成人了。斯巴达有进入成人行列的“达标仪式”，而雅典没有。刚成年的年轻人只需去居住地官厅做士兵登记，回家后接受家人的祝福即可。在随后的一年里，不同等级的年轻人要在不同教官的指导下，分别接受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的训练。以人数最多的重装步兵为例，他们的武器是矛和盾。圆形的盾直径达1米，至于长矛，是身高的两倍。如果不能熟练使用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就无法施展本领。因此，训练并不容易。
单人训练结束后，接下来是编队训练。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只有集体发起进攻，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教官的指导也更加严格。
相当于“实习期”的训练期为两年。第二年，这些年轻人要去分布于国境线上的各个基地接受训练。属于第四阶级的年轻人和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也要前往各基地接受训练。雅典是统治阿提卡地区的城邦国家，因此，驻扎在该地区各处的要塞守卫边境，是公民的重要任务。
结束两年的实习期后，年轻人才能成为正式士兵。实习期结束后，国家配给盾和长矛，他们可以带回家，目的是一旦有征召令，即可赶赴集结地。所以，盾和矛放在士兵家中成了惯例。
无论骑兵还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现役年龄都是20岁到50岁。过了50岁就转为“预备役”。18岁到20岁的实习期人员和50岁以后的预备役人员，只在现役士兵全部出征或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才会征召。
当然，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普通士兵，并不适用于指挥官。能力的积累和年龄的限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这样，在和平时期，雅典士兵只是普通公民，而斯巴达人一生都是士兵。这也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不同之处。
关于斯巴达和雅典的军事力量，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的数量对比大体如下所示，即使加入了时代变迁的因素依然如此。
斯巴达：5000到8000千人。
雅典：8000到1万人。
位居这两个大国之后的是科林斯和底比斯，当然，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古代希腊城邦国家中，卓越不凡的只有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国家。而规划这两大城邦国家发展方向的分别是斯巴达的吕库古，和在雅典紧随其后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梭伦，以及之后接力团队中的其他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