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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看胡金人的画
不管明眼人还是瞎眼人，凡是喜欢张爱玲的，大概都知道《小团圆》里徐衡的原型就是画家胡金人。这点，即使看不出，也自有评论家或索隐家急着告诉读者。我也是一看就知道的人中的一个。
早在1944年，张爱玲就撰文评论过胡金人的画，那是发表在1944年9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6期的《忘不了的画》一文。在该文中，张爱玲点评了胡金人的八幅画，用我的朋友吴心海先生的话说，就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话说得不错，该文用了过千的字来描述和评论胡金人的画，并且和很多西洋名作一起成为她“忘不了的画”。让人看后印象深刻、无法忘怀，这本身就是对胡金人画作审美价值的肯定。不妨把这些段落摘录如下：
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最使我吃惊的是一张白玉兰，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嬉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的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另有较大的一张，也是白玉兰，薄而亮，像玉又像水晶，像杨贵妃牙痛起来含在嘴里的玉鱼的凉味。迎春花强韧的线条开张努合，它对于生命的控制是从容而又霸道的。
两张画的背景都是火柴盒反面的紫蓝色。很少看见那颜色被运用得这么好的。
…………
文明人的驯良，守法之中，时而也会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怯怯的荒寒。《秋山》又是恐怖的，淡蓝的天，低黄的夕照。两棵细高的白树，软而长的枝条，鳗鱼似的在空中游，互相绞搭，两个女人缩着脖子挨得紧紧地急走，已经有冬意了。《夏之湖滨》，有女人坐在水边，蓝天白云，白绿的大树在热风里摇着，响亮的蝉——什么都全了，此外好像还多了一点什么，仿佛树荫里应当有个音乐茶座，内地初流行的歌，和着水声蝉声沙沙而来，粗俗宏大的。
有一张静物，深紫褐的背景上零零落落布置着乳白的瓶罐、刀、荸荠、莳菇、紫菜薹、篮、抹布。那样的无章法的章法，油画里很少见，只有十七世纪中国的绸缎瓷器最初传入西方的时候，英国的宫廷画家曾经刻意模仿中国人画“岁朝清供”的作风，白纸上一样一样物件分得开开地。这里的中国气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画面上紫色的小浓块，显得丰富新鲜，使人幻想到“流着乳与蜜的国土”里，晴天的早饭。
还有《南京山里的秋》，一条小路，银溪样地流去；两棵小白树，生出许多黄枝子，各各抖着，仿佛天刚亮。稍远还有两棵树。一个蓝色，一个棕色，潦草像中国画，只是没有格式。看风景的人像是远道而来，喘息未定，蓝糊的远山也波动不定。因为那倏忽之感，又像是鸡初叫，席子嫌冷了的时候的迢遥的梦。
当时，胡金人在胡兰成的行政院法制局里任职，还兼办着一份《上海艺术月刊》。而写这篇文章的张爱玲，正是这年8月和胡兰成结了婚。
很多年过去后，胡金人的画还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吗？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张爱玲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塑造了一个名叫徐衡的画家，他的原型就是胡金人，而张爱玲说“尤其因为并不喜欢徐的画，更不好意思看了就走，巡视了两遍，他又从内室搬出两张来，大概他们只住底层两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这是与前文完全不同的评价，不喜欢，很勉强，当徐衡特意从内室搬出两张，那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但张爱玲简直视而不见。
不过，至少说明一点，张爱玲在晚年仍没有忘记胡金人和他的画，所以会写进《小团圆》里，只是已经完全不喜欢他了，就像她曾经的丈夫胡兰成，她也一点儿也不喜欢了。
那么，张爱玲对胡金人的画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我认为有爱屋及乌、投桃报李的成分，也有真心喜欢的成分。爱屋及乌是和胡兰成新婚燕尔，其间或许胡金人还有所助力，照张爱玲的为人，自然秀才人情纸半张，写篇文章评价一下，且胡金人的画确实有可取之处，如“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这话也还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也可以解作西洋画技巧不足，用中国画技巧来凑的意思，但至少张爱玲当年看胡金人的画，是有感于中，有所共鸣，所以才有了上面那过千字的述评。
经过岁月的洗礼，最爱的胡兰成也不爱了，甚至生了嫌恨，见识和阅历也远不是二十多岁的张爱玲可比了，那么这时的“屋乌”胡金人，也必然爱弛而淡漠了。在徐衡这个名字的掩蔽下，张爱玲说出了她当时的心声，就是：并不喜欢。
这虽然可以说是认知上的前后矛盾，但也可以说，这是人生不同时期的真实认知，不能用“矛盾”一词来抹杀。
陶亢德与张爱玲
苏青《续结婚十年》中鲁思纯的原型就是编辑家陶亢德，苏青给陶亢德化名鲁思纯，似乎不是随性，而是有寓意的：鲁让人想起鲁男子，思纯，则是思虑纯洁，意在表示此人志趣高尚，守身纯洁。陶亢德是苏青最爱慕思嫁的对象，对此苏青借小说一再表达过。苏青登上文坛，也与陶亢德在《论语》上发现提携有关，因此苏青对陶亢德有着一份知遇之感。抗战胜利后，陶亢德因汉奸罪入狱，她还经常去关照陶的家庭。
陶亢德青年时期就对编辑和出版感兴趣，二十岁左右就在苏州与好友朱雯等人办杂志，有了初步历练，又考入《生活》周刊，协助邹韬奋做编辑工作，与其一同创造了《生活》的辉煌；随后又成为林语堂的左膀右臂，编辑《宇宙风》《论语》等刊物。
陶亢德除了编辑和出版，也写过不少文章，还有小说创作，出版过《徒然小说集》。沦陷时期，他协助朱朴、周黎庵编辑《古今》，创办亢德书房，出任太平书局经理，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陶亢德为人踏实，写作比较近于散文化，而不是小说化，这一时期，陶亢德和苏青、张爱玲交往很多，但比较而言，陶亢德更欣赏、喜欢苏青，而不是张爱玲。
1944年8月26日，因张爱玲的《传奇》在杂志社出版而由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传奇》集评茶会”，陶亢德出席了这个会议。《〈传奇〉集评茶会记》（载于1944年9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6期）一文正文前有个简单的介绍，其中提到陶亢德的是这么一句：“……靠东面坐的是正在翻阅《传奇》的陶亢德先生……”
很明显，陶亢德没有读过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正在临时抱佛脚的状态，而他也是全场唯一一个现场看《传奇》的嘉宾。
在会议上，大家踊跃发言，苏青表现得有点矜持，写了个书面发言稿，对张爱玲评价很高。当轮到陶亢德时，该文是这样说的：
吴江枫：是不是初校，二校，三校的三遍（笑）（引者按：这是针对上文谭惟翰说的）……陶亢德先生正在看《传奇》，一定有什么意见。
陶亢德：（正看了一半，戴眼镜的脸从书本上抬起来）谭先生刚才提“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一段，例如说到像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喜欢，这是一种玩弄文字，譬如说荣宝斋的信笺又有何不可以！至于其他，等我看完了再说。
陶亢德没有发表对张爱玲小说的意见，而是在谭惟翰的发言中拎出一点——这一点恰恰是谭惟翰刚刚表明的“实在欢喜”的句子——发表他的完全不同的意见：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喜欢，这是一种玩弄文字，譬如说荣宝斋的信笺又有何不可以！
这是这次会议上最煞风景的意见了。不但否定了谭惟翰实在欢喜的一面，而且进而认为张爱玲在这些方面不过是玩弄辞藻，陶一点都不喜欢。
不知道陶亢德是不喜欢张爱玲，并因此而不喜欢张的小说，还是仅仅不喜欢张爱玲的小说，总之，陶亢德的态度很明白，张爱玲的聪明处他认为不过是玩弄辞藻，张爱玲的小说，他从没好好读过。
陶亢德对张爱玲的批评，因为下一句的接续，让人感觉简直有恶评之嫌：譬如说荣宝斋的信笺又有何不可以！这句话不免使人联想到一个故事：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有名句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康熙时诗人、经学家毛西河评道：“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这完全是不懂诗而故意找茬儿。
陶亢德此言也是如此。上面说过，陶亢德创作过小说，也写过很多文章，发现并提携过很多作者，是个知名的编辑，何以对张爱玲的文句竟这么无感和不喜呢？是缺乏必要的鉴赏能力，还是对张爱玲这个人有看法呢？颇为费人思量。
再看陶亢德在集评茶会上的第二次发言，当时是钱公侠发言时的插话：
钱公侠：……张女士作品里多写的变态心理，现在看是变态，如《心经》中之父女恋爱，以后将愈多，而不是新奇，这是社会工业化以后的现象……
陶亢德：（笑，放下了《传奇》抬起头来）这现象在《红楼梦》里也有，像公公同媳妇闹恋爱。
大家：（笑）哈……哈……
陶亢德这句插话，似乎在有意暗示张爱玲蹈袭《红楼梦》，不仅是笔法，甚至是情节。搞得大家为免尴尬，只能哈哈一笑，掩饰过去。
以上是《〈传奇〉集评茶会记》所记陶亢德仅有的两次发言，一次由吴江枫点名，一次是插话，两次发言的内容，相对与会的其他人来说，显得很不入调，很明显是一种不和谐的音色。
集评茶会结束后，还有一点后续新闻，陶亢德再次对朵云轩和张爱玲玩弄字眼这个话题表示了意见：
茶会以后，笔者（引者按：吴江枫）又和陶亢德、谭惟翰两先生谈到张女士作品中的用词，陶先生以为张女士所谓年青人看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是玩弄字眼，譬如用“朵云轩”而不用“荣宝斋”之类，纯然是因为朵云两字比较美丽。陶先生又说到张女士的文章甚为聪明，在风格上和徐
有相似之处。关于朵云轩，当时笔者就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生活经验中确曾见过信笺上滴了一滴泪珠（事实上也许不过是溅着一点水渍或是茶渍），陈旧而迷糊，而那信笺刚巧是朵云轩的，因此写的时候便用上了。一种是所谓玩弄文字，因为朵云两字比较雅，说到月而提到朵云，还可以使读者发生一种联想作用。
陶亢德除了说张爱玲的文字聪明，像徐
之外，并没有新的补充，吴江枫则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了解释。照我看，两人都是笨伯，这个话题真是毫无意义，除了故意挑刺的潜意识外。吴江枫也未免老实了。
吴江枫在后记中还提到张爱玲就这个问题的回应：“张女士说：你们背后的谈论似乎比当面更有意思。关于朵云轩一点，她这样解释：刚巧我家里一向是用的朵云轩信笺。”
张爱玲的回答，不过是想闪避陶亢德玩弄字眼的指责，所以这么一说。猜不透在她心里究竟是怎么个想法。对于成名已久的新中国报社的朋友陶亢德，张爱玲或许并不想得罪他，更不想像针对傅雷的批评不但写文章还写小说那样反击，但这个集评茶会上两人之间的距离和隔阂却是很明显地存在着。
张爱玲在与陶亢德有关系的《古今》半月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分别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更衣记》，分别发表于第34期（1943年11月）和第36期（1943年12月）。这似乎是张爱玲与《古今》唯一的蜜月期，此后再也不见有文章在《古今》面世。到召开集评茶会的次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已正式结合在一起。张爱玲于归胡兰成，对于和胡兰成不在一个阵营的《古今》同人来说（按：胡兰成先是公馆派，后来又以日本人为其后盾。《古今》同人为周佛海派），大概也多少会影响到陶亢德对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