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平旦学社”演讲记

杨绛先生有篇文章《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写了1926年平旦学社请章太炎来苏作暑期演讲，她在旁边作为记录员作记录的前后经过。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文章，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找到了更多当年对这次演讲的记载，读后却尴尬了：杨绛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1926年暑假期间，苏州士绅张一麐（仲仁）、吴下寓公李根源（印泉）约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尤符赤、振华女中副校长王佩诤等人，成立平旦学社。一时慕名参加平旦学社的会员有171人之多。平旦学社约请知名学者每天上午在苏州青年会礼堂讲学。据蒋吟秋《平旦讲学记》说：“平旦之意，取讲学之时，均在每日黎明，期定六周，讲师多一时名宿。”（见蒋吟秋《沧浪》）平旦学社的前身是黎明讲习会，因为“黎明二字以前日本革命党亦有此名，不甚适用，故今改名平旦学社，定于七月十八日开始讲演，八月二十八止”（《申报》1926年7月14日）。关于平旦学社讲学日期和时间，《申报》1926年7月18日《苏州平旦学社暑期演讲近讯》又有报道说：“苏绅张仲仁氏发起组织之平旦学社暑期讲学会，定于七月十九起，每日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在青年会讲学四十天，详情已志前报。”

这年夏天，苏州又热又旱，还发生了一场瘟疫。这个有东方威尼斯、上海后花园之称的苏州扰攘不已，又是禁屠，又是求雨，还因此创设了一个卫生局，以应对瘟疫的肆虐。平旦学社的活动却没受影响，照常开展，并不因为天气炎热和瘟疫肆虐而停止。

章太炎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当时住在上海。平旦学社活动一开始，张一麐、李根源就联名去信恭请，章太炎一口答应，却因为天热且听闻苏州有瘟疫而一直没能成行，曾写了两封信给张一麐和李根源，说明不能成行的原因。第一通说：“此时酷暑逼人，又有时疫，竟不能动。如得雨阴凉，当荷蓑戴笠以趋也。老夫耄矣，谅之。”其二云：“若天赞我行，必降澍雨，当巾我柴车也。”张、李接到来函，将其在《星报》刊出，大家看了，笑说：太炎，就是大热的意思啊，竟也怕热耶？蒋吟秋记道：

于是，章之来苏，遂与天之降雨，发生连带关系。彼平旦学子，渴望之殷，乃真与大旱之望云霓矣。果也，十八日晚，大雨倾盆，暑气顿消，而章竟于午刻抵苏，由张仲仁、李印泉款接招待。……平旦讲期，只此两日，即将终止，而章氏惠然肯来，以践前约，闻者莫不欢忭。以为好佛真在后殿也。（《平旦讲学记》）

蒋吟秋记的是阴历，章太炎来苏之日，阳历则是1926年8月26日，已经是平旦学社讲演的最后两天了，章太炎原来是来唱压轴戏的。

苏州《星报》（三日刊）1926年9月1日刊出吴闻天的文章《章太炎来苏矣》（分两次连载），记章太炎来苏讲演：

平旦学社，开幕矣。吾人秋水望穿之章太炎，居然并未“荷蓑戴笠”姗姗来矣。于是零落之平旦社，一变为热闹道场。

太炎抵苏时，适为热度最高之亭午，故下车后，即至阊阖，一时吴中名流，麇集欢谒。此讯既遍吴门，临时报名，加入演讲者，十余人，其叫座能力，确非其他讲师可及。

翌日黎明，青年路上衣冠楚楚者，已蜂拥而来，钟未七下，到者已百数十人，为平旦社从来未有之气象。

铃声铛铛然，听者纷纷入场，屈兰九与李楚石，鹄立门外，专司验证（听讲证），殊为辛劳。讲坛之上，平添桌椅不少，盖从事记录者，有五人之多，所以昭郑重。众人于一鞠躬后，举目而视，则兀立台上者，非于思于思之章太炎，为笑容可掬之王季昭女士。听者皆为之失望。于是喧笑声作，仿佛电影场里，“暂停五分钟”时之情形也。

钟鸣九下，仲仁印泉，偕太炎入场，阖座男女，自动的起立以迎。仲仁作简单之介绍词，太炎含笑在其后，狂挥其蒲扇不止。

太炎身侏儒，御整洁之白夏布长衫，惟袜统下垂（非法统）。而其玉趾且将毁履而出。盖其尊鞋，大约已经数历寒暑矣。司记录者女子占其二，男子居其三。男子为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女子则陈金蕴奇（笔者注：奇当作琦）、冯植芸也。未几，苏常道尹李维源，匆匆赶来，身与听座。于是有戎装武士，荷枪佩剑，蹀躞场外。本有三数下流，翘首而观热闹，至是则相率自去。

太炎谓“今之学校教育，非为国家造就人才。实为吃饭地步而已。其实工者不学，亦能饱食，何必读书……”又谓：“研究学问而误入歧路，有如吸食鸦片，入途愈深，即瘾愈大也。第今日之学校，可谓大开烟馆，供人狂吸耳……”又谓：“《论语》数句，足以安国，然则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赵普，当自叹勿如于地下。”（此为上，刊于1926年9月1日《星报》）

铃声未作，太炎已一鞠躬下，印泉仲仁，相偕登楼，入会议室小坐。室中陈列画品甚多，盖冷红尚未开幕，而陈迦仙尚在管理中，至此乃自动离职矣。

太炎坐甫定，苏州人所谓牛皮记者之某君，亦挨身坐下。探手腰际，摸索出其败纸一束。旁有书曰：“太炎先生惠存。清赠尚书，光禄大夫，太和县知县，邹公神道碑，外务部尚书，弼德院副院长，紫东邹嘉来，两广运使，建束邹嘉立，命孙见心持赠。”字体歪斜不中，怪气盎然，颇足以吓到张丹斧，惜未能取悦于章太炎也。俄顷，太炎“巾我柴车”，赴十全街李印泉宅。

翌日，平旦行闭幕礼，太炎于十时许始至。本报所招摄影师，俟之已久，及下车后，即就座摄影。继而平旦社亦摄闭幕之影，太炎居乎中，仲仁印泉左右之，男女讲师及听者，或坐或立，各听其便。是日有从未出席之社员十余人，其为摄影以留纪念而来乎，抑瞻仰太炎氏之丰采欤？继而开茶话会。凡平旦社中人，一列（例）可享此权利，合场布置，成一大圆形，如放大之“温大龙”然（引者按：温大龙，英文一美元的音译，意即围成一圈也），中设长形之桌，及茶点数盆，茶壶两具，各色不一之茶碗若干。顾吾辈食指虽动，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也。

余兴为昆曲，尤符赤之惊变，叶柳村之弹词，并皆佳妙。曲声甫终，社员陆续散，太炎匆匆赴道尹宅宴，后偕李印泉星夜至镇江、白下去矣。（此为下，刊于1926年9月4日《星报》）

吴闻天（1904—1947），字鹤年，吴县人，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经济部秘书、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他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谈到章太炎27日的演讲“国学”和次日平旦学社的闭幕式。章太炎只是在27日作了一次国学演讲，次日出席闭幕式后即去李维源家赴宴，然后和李根源赴镇江、南京一行了。在27日的演讲中，文章提到“司记录者女子占其二，男子居其三。男子为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女子则陈金蕴奇（笔者注：奇当作琦）、冯植芸也”，为此前所有名人演讲记录人之最。其中女子记录员陈金蕴琦，丈夫陈雪航，故冠陈姓。金蕴琦曾任城西小学校长，又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1928年暑期，青年会曾邀请名家学者如王云五、钱穆、吴梅、孟宪承等来苏演讲，就是她出面敦请来的。金蕴琦后来把演讲编辑结集成《青年会暑期学术演讲集》出版。冯植芸则是苏州女中教师。关于记录员，蒋吟秋的《平旦讲学记》是这样说的：“台上速记列五席之多，亦为前次所不及。”两者所记相合。

关于章太炎这次演讲，七十多年后，杨绛先生写有《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十月》1998年第2期）一文，文章开头说：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章太炎这一年在苏州就作过这么一次演讲，所以杨绛所记，当即是此次（恽按：章太炎到苏州讲学，最早在清末，与黄摩西等任东吴大学教授，时间不长）。发起人之一的王佩诤是振华女中的副校长和教务长，所以振华女生都可以旁听。据当年《星报》之《平旦拾零》说：“振华女生，得王佩诤君之介，得免费旁听，而社员必须在前胸佩戴红色听讲证，才许入内，无证的挥之门外。”

杨绛的回忆，知者甚多，网上一查即得。这里不准备全文引录，只讲以下几个要点：

一、平旦学社请章太炎演讲，谈的是掌故，王佩诤嘱她作记录。

二、地点在青年会大礼堂。

三、有五人记录，杨绛迟到。

四、张仲仁、李根源陪同章太炎上台，记录的男性有王佩诤、马先生、金松岑，女性则有一个才女兼美人的金松岑亲戚和杨绛自己。

五、杨绛听不懂章太炎的余杭方言（蓝青官话），只能“看”了一场演讲，无法记录。

六、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杨绛这个回忆，写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却与当年的记载有相龃龉之处。譬如：当年的记载，章太炎讲的是国学，杨绛说是掌故，也许她一句都听不懂，把国学当作掌故了？再有，当年的记载说记录员是五人，三男两女，其中并没有振华高中女生杨季康；而杨绛则说自己是两女之一。杨绛回忆说：

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

她回忆中的三位男记录员是：王佩诤、马先生和金松岑，吴闻天则说是：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吴闻天当年是教师和学者，也是平旦学社的一员，应该不会认错。看来不是小女生不认得人，就是晚年记忆不佳，想当然编造了另两个记录员。不过杨绛记忆中的另一位女记录员，虽然没有写出名字，却算靠谱：金蕴琦确实当得才女兼美人。只是冯植芸，不知怎么回事，被杨绛“代入”，在杨绛记忆中的记录席上“失踪”了。

杨绛眼中的章太炎：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

这也与当年别家的记载略有出入。譬如蒋吟秋笔下：“章御白夏布长衫，手执大蒲扇，短视而微髭。”吴闻天则是这样说：“太炎身侏儒，御整洁之白夏布长衫，惟袜统下垂（非法统）。而其玉趾且将毁履而出。盖其尊鞋，大约已经数历寒暑矣。”这样大热的天，白夏布长衫的说法更接近真实。杨绛还观察到章太炎鼻子里塞了纸条儿，这与当年金孟远（署名“金先生”）的《章太炎之鼻与腹》的记载相符，金孟远写道：“章太炎先生却不过张仲老李印老的情，翩然来苏，出席‘平旦’讲学。吾人以方言扞格，实有莫名其妙之苦，惟有正襟危坐，仰观章先生鼻中奇物质出入。或曰：此鼻菌也。或曰非也，以防疫故，此乃鼻塞也。”

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形象，也并不靠谱。

当年章太炎演讲，虽然很多人和杨绛一样听不懂，但听懂的人也不在少数，如蒋吟秋，他在《平旦讲学记》中谈到了章太炎演讲的内容：

章所讲国学，并未另标讲题，讲词甚多，不及备载。爰就较有趣味者录之。章首谓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或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字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次谓昔之黉舍，所以造就人才，今之学校，则凡所教授，仅为吃饭地步耳。其实吃饭与学文，另一问题，彼粗莽工人，不需学问，而亦能吃饭，故吃饭学问，未可混为一谈也。又谓今之学校，往往沾染邪说流言，仿佛吸食鸦片，流毒何堪设想？但戒鸦片后，亦须导之以正当之学，否则吃烟时身弱，其害仅损其志气，戒烟后体强，则杀人放火，不可不防。其祸殃及社会矣。末谓古来豪杰之士，未必尽有学问，如唐之房、杜，为一代名相，而读书可必其无多。读书多而能行善政者，实属无多，且读书亦不在多，而在能知用，所谓知行合一也。学问之博，浩如烟海，书籍之多，数比恒沙，而欲求其简单直截，切实扼要者，惟有《论语》一部，即半部或数则亦无不可，著《论语》一书，仿佛军中之口号，取其简要纲领也。政体今古不同，社会随时变迁，而《论语》为活从之论，可以活用无尽。今日所讲，无所贡献，敢即以半部《论语》为赠。 gRvSufUWrmJXErdzXNSPE65jAGx+blmoH5qW9KK9J24MXPGcP3/e4inndeExs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