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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平旦学社”演讲记

杨绛先生有篇文章《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写了1926年平旦学社请章太炎来苏作暑期演讲,她在旁边作为记录员作记录的前后经过。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文章,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找到了更多当年对这次演讲的记载,读后却尴尬了:杨绛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1926年暑假期间,苏州士绅张一麐(仲仁)、吴下寓公李根源(印泉)约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尤符赤、振华女中副校长王佩诤等人,成立平旦学社。一时慕名参加平旦学社的会员有171人之多。平旦学社约请知名学者每天上午在苏州青年会礼堂讲学。据蒋吟秋《平旦讲学记》说:“平旦之意,取讲学之时,均在每日黎明,期定六周,讲师多一时名宿。”(见蒋吟秋《沧浪》)平旦学社的前身是黎明讲习会,因为“黎明二字以前日本革命党亦有此名,不甚适用,故今改名平旦学社,定于七月十八日开始讲演,八月二十八止”(《申报》1926年7月14日)。关于平旦学社讲学日期和时间,《申报》1926年7月18日《苏州平旦学社暑期演讲近讯》又有报道说:“苏绅张仲仁氏发起组织之平旦学社暑期讲学会,定于七月十九起,每日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在青年会讲学四十天,详情已志前报。”

这年夏天,苏州又热又旱,还发生了一场瘟疫。这个有东方威尼斯、上海后花园之称的苏州扰攘不已,又是禁屠,又是求雨,还因此创设了一个卫生局,以应对瘟疫的肆虐。平旦学社的活动却没受影响,照常开展,并不因为天气炎热和瘟疫肆虐而停止。

章太炎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当时住在上海。平旦学社活动一开始,张一麐、李根源就联名去信恭请,章太炎一口答应,却因为天热且听闻苏州有瘟疫而一直没能成行,曾写了两封信给张一麐和李根源,说明不能成行的原因。第一通说:“此时酷暑逼人,又有时疫,竟不能动。如得雨阴凉,当荷蓑戴笠以趋也。老夫耄矣,谅之。”其二云:“若天赞我行,必降澍雨,当巾我柴车也。”张、李接到来函,将其在《星报》刊出,大家看了,笑说:太炎,就是大热的意思啊,竟也怕热耶?蒋吟秋记道:

于是,章之来苏,遂与天之降雨,发生连带关系。彼平旦学子,渴望之殷,乃真与大旱之望云霓矣。果也,十八日晚,大雨倾盆,暑气顿消,而章竟于午刻抵苏,由张仲仁、李印泉款接招待。……平旦讲期,只此两日,即将终止,而章氏惠然肯来,以践前约,闻者莫不欢忭。以为好佛真在后殿也。(《平旦讲学记》)

蒋吟秋记的是阴历,章太炎来苏之日,阳历则是1926年8月26日,已经是平旦学社讲演的最后两天了,章太炎原来是来唱压轴戏的。

苏州《星报》(三日刊)1926年9月1日刊出吴闻天的文章《章太炎来苏矣》(分两次连载),记章太炎来苏讲演:

平旦学社,开幕矣。吾人秋水望穿之章太炎,居然并未“荷蓑戴笠”姗姗来矣。于是零落之平旦社,一变为热闹道场。

太炎抵苏时,适为热度最高之亭午,故下车后,即至阊阖,一时吴中名流,麇集欢谒。此讯既遍吴门,临时报名,加入演讲者,十余人,其叫座能力,确非其他讲师可及。

翌日黎明,青年路上衣冠楚楚者,已蜂拥而来,钟未七下,到者已百数十人,为平旦社从来未有之气象。

铃声铛铛然,听者纷纷入场,屈兰九与李楚石,鹄立门外,专司验证(听讲证),殊为辛劳。讲坛之上,平添桌椅不少,盖从事记录者,有五人之多,所以昭郑重。众人于一鞠躬后,举目而视,则兀立台上者,非于思于思之章太炎,为笑容可掬之王季昭女士。听者皆为之失望。于是喧笑声作,仿佛电影场里,“暂停五分钟”时之情形也。

钟鸣九下,仲仁印泉,偕太炎入场,阖座男女,自动的起立以迎。仲仁作简单之介绍词,太炎含笑在其后,狂挥其蒲扇不止。

太炎身侏儒,御整洁之白夏布长衫,惟袜统下垂(非法统)。而其玉趾且将毁履而出。盖其尊鞋,大约已经数历寒暑矣。司记录者女子占其二,男子居其三。男子为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女子则陈金蕴奇(笔者注:奇当作琦)、冯植芸也。未几,苏常道尹李维源,匆匆赶来,身与听座。于是有戎装武士,荷枪佩剑,蹀躞场外。本有三数下流,翘首而观热闹,至是则相率自去。

太炎谓“今之学校教育,非为国家造就人才。实为吃饭地步而已。其实工者不学,亦能饱食,何必读书……”又谓:“研究学问而误入歧路,有如吸食鸦片,入途愈深,即瘾愈大也。第今日之学校,可谓大开烟馆,供人狂吸耳……”又谓:“《论语》数句,足以安国,然则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赵普,当自叹勿如于地下。”(此为上,刊于1926年9月1日《星报》)

铃声未作,太炎已一鞠躬下,印泉仲仁,相偕登楼,入会议室小坐。室中陈列画品甚多,盖冷红尚未开幕,而陈迦仙尚在管理中,至此乃自动离职矣。

太炎坐甫定,苏州人所谓牛皮记者之某君,亦挨身坐下。探手腰际,摸索出其败纸一束。旁有书曰:“太炎先生惠存。清赠尚书,光禄大夫,太和县知县,邹公神道碑,外务部尚书,弼德院副院长,紫东邹嘉来,两广运使,建束邹嘉立,命孙见心持赠。”字体歪斜不中,怪气盎然,颇足以吓到张丹斧,惜未能取悦于章太炎也。俄顷,太炎“巾我柴车”,赴十全街李印泉宅。

翌日,平旦行闭幕礼,太炎于十时许始至。本报所招摄影师,俟之已久,及下车后,即就座摄影。继而平旦社亦摄闭幕之影,太炎居乎中,仲仁印泉左右之,男女讲师及听者,或坐或立,各听其便。是日有从未出席之社员十余人,其为摄影以留纪念而来乎,抑瞻仰太炎氏之丰采欤?继而开茶话会。凡平旦社中人,一列(例)可享此权利,合场布置,成一大圆形,如放大之“温大龙”然(引者按:温大龙,英文一美元的音译,意即围成一圈也),中设长形之桌,及茶点数盆,茶壶两具,各色不一之茶碗若干。顾吾辈食指虽动,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也。

余兴为昆曲,尤符赤之惊变,叶柳村之弹词,并皆佳妙。曲声甫终,社员陆续散,太炎匆匆赴道尹宅宴,后偕李印泉星夜至镇江、白下去矣。(此为下,刊于1926年9月4日《星报》)

吴闻天(1904—1947),字鹤年,吴县人,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经济部秘书、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他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谈到章太炎27日的演讲“国学”和次日平旦学社的闭幕式。章太炎只是在27日作了一次国学演讲,次日出席闭幕式后即去李维源家赴宴,然后和李根源赴镇江、南京一行了。在27日的演讲中,文章提到“司记录者女子占其二,男子居其三。男子为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女子则陈金蕴奇(笔者注:奇当作琦)、冯植芸也”,为此前所有名人演讲记录人之最。其中女子记录员陈金蕴琦,丈夫陈雪航,故冠陈姓。金蕴琦曾任城西小学校长,又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1928年暑期,青年会曾邀请名家学者如王云五、钱穆、吴梅、孟宪承等来苏演讲,就是她出面敦请来的。金蕴琦后来把演讲编辑结集成《青年会暑期学术演讲集》出版。冯植芸则是苏州女中教师。关于记录员,蒋吟秋的《平旦讲学记》是这样说的:“台上速记列五席之多,亦为前次所不及。”两者所记相合。

关于章太炎这次演讲,七十多年后,杨绛先生写有《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十月》1998年第2期)一文,文章开头说: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章太炎这一年在苏州就作过这么一次演讲,所以杨绛所记,当即是此次(恽按:章太炎到苏州讲学,最早在清末,与黄摩西等任东吴大学教授,时间不长)。发起人之一的王佩诤是振华女中的副校长和教务长,所以振华女生都可以旁听。据当年《星报》之《平旦拾零》说:“振华女生,得王佩诤君之介,得免费旁听,而社员必须在前胸佩戴红色听讲证,才许入内,无证的挥之门外。”

杨绛的回忆,知者甚多,网上一查即得。这里不准备全文引录,只讲以下几个要点:

一、平旦学社请章太炎演讲,谈的是掌故,王佩诤嘱她作记录。

二、地点在青年会大礼堂。

三、有五人记录,杨绛迟到。

四、张仲仁、李根源陪同章太炎上台,记录的男性有王佩诤、马先生、金松岑,女性则有一个才女兼美人的金松岑亲戚和杨绛自己。

五、杨绛听不懂章太炎的余杭方言(蓝青官话),只能“看”了一场演讲,无法记录。

六、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杨绛这个回忆,写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却与当年的记载有相龃龉之处。譬如:当年的记载,章太炎讲的是国学,杨绛说是掌故,也许她一句都听不懂,把国学当作掌故了?再有,当年的记载说记录员是五人,三男两女,其中并没有振华高中女生杨季康;而杨绛则说自己是两女之一。杨绛回忆说:

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

她回忆中的三位男记录员是:王佩诤、马先生和金松岑,吴闻天则说是:王佩诤、尤符赤、王承龙。吴闻天当年是教师和学者,也是平旦学社的一员,应该不会认错。看来不是小女生不认得人,就是晚年记忆不佳,想当然编造了另两个记录员。不过杨绛记忆中的另一位女记录员,虽然没有写出名字,却算靠谱:金蕴琦确实当得才女兼美人。只是冯植芸,不知怎么回事,被杨绛“代入”,在杨绛记忆中的记录席上“失踪”了。

杨绛眼中的章太炎: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

这也与当年别家的记载略有出入。譬如蒋吟秋笔下:“章御白夏布长衫,手执大蒲扇,短视而微髭。”吴闻天则是这样说:“太炎身侏儒,御整洁之白夏布长衫,惟袜统下垂(非法统)。而其玉趾且将毁履而出。盖其尊鞋,大约已经数历寒暑矣。”这样大热的天,白夏布长衫的说法更接近真实。杨绛还观察到章太炎鼻子里塞了纸条儿,这与当年金孟远(署名“金先生”)的《章太炎之鼻与腹》的记载相符,金孟远写道:“章太炎先生却不过张仲老李印老的情,翩然来苏,出席‘平旦’讲学。吾人以方言扞格,实有莫名其妙之苦,惟有正襟危坐,仰观章先生鼻中奇物质出入。或曰:此鼻菌也。或曰非也,以防疫故,此乃鼻塞也。”

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形象,也并不靠谱。

当年章太炎演讲,虽然很多人和杨绛一样听不懂,但听懂的人也不在少数,如蒋吟秋,他在《平旦讲学记》中谈到了章太炎演讲的内容:

章所讲国学,并未另标讲题,讲词甚多,不及备载。爰就较有趣味者录之。章首谓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或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字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次谓昔之黉舍,所以造就人才,今之学校,则凡所教授,仅为吃饭地步耳。其实吃饭与学文,另一问题,彼粗莽工人,不需学问,而亦能吃饭,故吃饭学问,未可混为一谈也。又谓今之学校,往往沾染邪说流言,仿佛吸食鸦片,流毒何堪设想?但戒鸦片后,亦须导之以正当之学,否则吃烟时身弱,其害仅损其志气,戒烟后体强,则杀人放火,不可不防。其祸殃及社会矣。末谓古来豪杰之士,未必尽有学问,如唐之房、杜,为一代名相,而读书可必其无多。读书多而能行善政者,实属无多,且读书亦不在多,而在能知用,所谓知行合一也。学问之博,浩如烟海,书籍之多,数比恒沙,而欲求其简单直截,切实扼要者,惟有《论语》一部,即半部或数则亦无不可,著《论语》一书,仿佛军中之口号,取其简要纲领也。政体今古不同,社会随时变迁,而《论语》为活从之论,可以活用无尽。今日所讲,无所贡献,敢即以半部《论语》为赠。 TOREvxSV/2cVp+dnso19AXGTlsJh07P/TlPKY6ZljzX+Ir2hX4LI0flkk3+4UK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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