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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两歧
1941年3月，茅盾第二次旅居香港，他和夫人孔德沚一开始租住在坚尼地道半山腰的一个退休的银行职员家里。这座别墅楼上是房主一家，楼下原先租住着沈兹九母女俩和《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茅盾夫妇搬进去后，先是住进了骑楼里，一个月后，沈兹九和女儿到新加坡去，茅盾夫妇搬进了沈兹九母女俩的房间。
关于这段经历，茅盾有两篇文章详细谈及，一篇是《生活之一页》的前三章“房东太太”“房东先生”“C君的书籍下落如此”；另一篇是《脱险杂记》的“前言”，写于1979年10月28日。
《生活之一页》1947年新群出版社有单行本，1980年收入散文集《脱险杂记》，在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这篇散文最早是在1946年《新民报》成都版的副刊《出师表》上连载，则其写作时间当在这年刊出之前应无疑问。
我们现在读茅盾笔下描写这段经历的《生活之一页》和《〈脱险杂记〉前言》，会发现同一件事，在间隔三十多年后，竟然出现一事两歧的问题。到底是茅盾记忆上的舛误还是小说家在某一次纪事上存在虚构呢？
先来看看一事两歧的情况：
房东到底有几位太太？年纪如何？
房东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年纪总有六十多吧，正夫人已故世，现有一个姨太太，也有四十来岁了，是一个矮胖女人。 ——《〈脱险杂记〉前言》
谁要说这位“二太太”不够精明，那就太不公平；然而，到底是五十左右的“二太太”了，有些事情就超过了她考虑的范围。 ——《生活之一页》之一“房东太太”
第一次和他（房东）见面时，就是我们租定了他的房子那一天。看相不过六十来岁，健谈，腰杆笔直，走路毫无龙钟之态。脸色也还红润，但实际上他有七十多岁了……家里人不多，除了那位“二太太”就只有一位大太太，也是七十多岁了，人很和善，看相比她丈夫老得多，以至我们最初误以为是这家的老太太。 ——《生活之一页》之二“房东先生”
房东的儿子死了还是活着？
……这时，我才看见地下室中供着一个青年的大照相，还有一对摆样的烛台，分明这是灵堂。我问房东，才知道这是他的儿子，死去已久。 ——《〈脱险杂记〉前言》
据说有一子，到美国去了几年了，不久可以回来。 ——《生活之一页》之二“房东先生”
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他的少爷回家了……等到我们知道有他，而且看见他时，他已经决定要到韶关广东省银行去做事了……这位少爷就是“二太太”生的。 ——同上
误认作郁达夫还是和郁达夫相识？
不料那个女人（房东亲戚）又说：“你用的是假名。”
“那么，你大概知道我真名，怪事。”我怒声说。
“你是郁达夫。”那女人洋洋得意地说。
我听了忍不住大笑。 ——《〈脱险杂记〉前言》
……可突然，话头一转，问我们道：“你们认识郁达夫先生么？他在哪里？”
我们觉得没有把真情告诉她的必要。然而她自说曾经和达夫相识，又说见过鲁迅。我们听了也不追询。 ——《生活之一页》之一“房东太太”
同一件事同一个对象，在不同时间段叙述，前后相歧如此。读者不禁要问：究竟哪一种叙述更接近真实？
1979年写的前言，本是专门为了收入《生活之一页》的《脱险杂记》而作的。茅盾不可能不知道书中有这一篇。那么，他在写这篇前言时，似乎应该参考一下该文，至少做到不那么相歧才是。为什么故意给读者留下这样多疑问呢？
有一个可能是茅盾并没有回顾当年写的文章，只是凭记忆写了这么一段，不知道会对不上榫头。
另一个可能是茅盾故意写了真实的一段，以纠正过去散文中小说似的虚构笔法。虽然他并没有指明。
把活人写成死者，无异于用刀笔“谋杀”，而把死者还原成生者，那就是作者活见鬼了。
茅盾还有一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书里面，这一段又是怎么说的。
《我走过的道路》（下）第261页这么说：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房，附有花园。房东七十多岁，原是香港某大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广州沦陷后，回到香港，“息影家园”。原配夫人早已去世，现在当家的是二太太——一位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另外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他们住在楼下，楼上全部出租……
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下）写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与《脱险杂记》的前言写作时间接近，故与前言所述甚为合拍，某些方面交代得更清楚些，如多出一个丫头，而房东先生原是广州分行的经理。
在作家的生花妙笔下，亲身经历的同一件事，我们竟然看到了生死人肉白骨的奇迹，不免惊诧。
是生还是死，是一个疑问。
历史真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哪个记录更接近真实？恐怕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