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反对北平图书馆收买古书

署名“楮冠”的黄裳在刊发于《古今》创刊号（1942年3月）的《蠹鱼篇》一文中，说过这么一句有关巴金的话：“记得前几年的《文学》上有巴金的一篇题作《书》的散文，里边很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发了几句不敬的牢骚。”

我读此文时，在这里停顿了一阵：巴金的牢骚是怎么说的？又怎么不敬了呢？好在线索明白，是《文学》中的巴金散文《书》，索解不难。

但具体找起来却不是太方便，命名为《文学》的民国杂志不少，譬如《文学》（傅东华、王统照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学》月刊（巴金、章靳以主编），《文学月报》（姚蓬子、周起应主编），都是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于上海滩的杂志。请教上海图书馆的祝淳翔兄，才锁定了巴金、章靳以主编的创刊于1933年的《文学》月刊，其1935年第4卷第2期里面果然有一篇巴金的《点滴》，其中一个小标题是《书》。

巴金的这篇文章，讲自己在书店买书的经历，很“愤青”地谴责了书店商人的逐利行为，巴金还说：“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在巴金看来，商人似乎不应该逐利，看到作家屈尊前来买书，应该倒屣而迎，马上打折降价才是，不然就是衙门。从一般来说，民国私营商店的伙计，对待顾客还算谦恭有礼，完全不像后来国营商店的营业员那么爱理不理，视人如无物。如果那已经算衙门，后者岂不成了法庭？巴金自称是个有信仰的人，年轻时却非常愤激，对社会对人类，都发过很多如今看来属于“愤青”的言论。

谴责了一阵书店之后，巴金话锋一转，开始迁怒于北平图书馆，他自称这是“泄气”，即发泄的意思，也就是黄裳所说的“很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发了几句不敬的牢骚”，全录如下：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的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了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了。我找过E.Zola，找过H.Ellis，找过E.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这般古董么？

在我看来，上面这些很情绪化的话语，充分暴露了巴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我要的书，图书馆全部应该有，否则图书馆就是装饰品，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如果没有我要找的书，那么花大价钱买古书，就不应该。试想，如果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这里没有，那就另想办法，不至于图书馆没有，就怪罪之。

年轻气盛，不足为怪。年纪再大几岁，理性回归，态度就会大变，此文后来收入《点滴》一集，于1935年4月在开明书店出版，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巴金文集》第十卷所收的《点滴》就没有这篇《书》，虽然他骂的是民国的书店，民国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这种牢骚，自然会引起另一些读书人的不满，譬如何挹彭就在他的《聚书脞谈录》（见谢其章编《东西两场访书记》，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中带上一笔：

我非常崇拜鲁迅先生，同样也崇拜周作人先生，我更喜欢谈版本；然对于巴金先生之流的反对北平图书馆收买古书，而于鲁迅先生翻印迹近古玩的笺谱却无微词，实不胜遗憾之至。读书若并一点艺术趣味皆无，则此人修养可知，自当嗤之以鼻，却之千里也。

从文字间能看到何挹彭对“巴金先生之流”的鄙夷不屑，至于巴金先生的修养如何，艺术趣味又如何，想必后世会有一个平允的判断。

值得指出的是，不管是黄裳还是何挹彭，他们在文章里这么表示，与抗战时期巴金在重庆、桂林、贵阳等地，而他们在沦陷区之上海、北京，地域上隔绝，信息上难通大有关系。 WUy0cmuWiMXbts+EdzpGdkCj5hVOATlkWnVrx1HruKJPyl3WzwIpT8XzjQmzrX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