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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是过去近四十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了。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笔者已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那么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在现实生活中，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我们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这方面不但在保护社会方面未能发挥积极有效作用，反而却在实际中充当了资本的有效助手。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官员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劳动力却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合理性了（尽管是非法的）。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官员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被投入到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道德也无从谈起。
在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也是一样。人们发现，不仅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市场社会的产物，而且人对自身的暴力（如自杀）也和社会的市场化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等）的背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保护机制一方面是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为了资本的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官员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强有力的来自民主力量的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等在内的社会领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后来新兴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都是要求政府大力投入的；但在中国大陆，这些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则成了政府和企业暴富的来源。换句话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不少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
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羞耻：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经济发展（钱）本来是要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目标。在没有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民来说，把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东西货币化变成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但当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追求金钱的工具。或者说，当一切都货币化了之后，何处能够寄存人的灵魂呢？很自然，在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拯救人的灵魂了。
但现实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在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但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体系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去怀疑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解体现状。不用去说这些年来种种闻所未闻的非道德事件了，曾经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个事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件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但最终，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很容易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该事件的经过。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 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
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
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阿姨只好把悦悦从路中间挪到路边上，然后向四周呼救。仍然没有人出来，阿姨向巷子里跑去，几秒钟后，悦悦的妈妈跑过来，惊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悦悦，疯一般地冲向了医院。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些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很容易理解，这次事件把中国社会的社会愤怒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你身上。
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有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例如，如果一个政党发生危机了，人们不用惊慌，这不仅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的成员，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政党倒下了，人们还可以组织另外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不叫政党的组织。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人类不是也生存了数千年了吗？在一个社会内，不同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自己，追求一些特殊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当然，前提必须是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甚至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体系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个体自身。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体系一旦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到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体系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加害者，人人也可以成为受害者。
首先，各级政府官员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为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近四十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GDP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组织或官员是否要为道德体系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组织和官员干什么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解体也震撼了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底层”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用势来加害于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愤怒爆发时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体系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反而助长了更多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层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一度热闹喧嚣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体系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这些年来，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一般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该事件中从小悦悦身边走过的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不到纠正，还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行动，从自己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期待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体系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待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道德解体问题。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发展的。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其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是解释不了很多问题的。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问题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扼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他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道德资源角色。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不可能成功。很显然，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很显然，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体系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
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从而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而在中国则不然。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没有社会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是暴富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滥用权力也导致着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自由派所说的权力毫无制约是一个原因，但更严重的是权钱的结合。在两者的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中国社会领域如此快速地蔓延。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面前，社会便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进而，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摧毁着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数据。就连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数据。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人们说，这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座右铭了。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术、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道德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并且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们无论接受怎样的意识形态，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道德体系解体危机必然发生。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GDP主义是核心因素。如果这三者之间所有互动的核心是GDP，那么，道德体系的解体成为必然。反过来说，如果要确立一种新道德或者重建道德体系，那么就是要改革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原则，也就是要去GDP主义化，而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促成新道德成长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左右派之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助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一旦主导中国社会，在克服了一种道德危机的同时又制造了另一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机。因此，要重建道德体系，人们还得另寻他途。
社会道德体系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很显然，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笔者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不强调阶级，甚至反对阶级论，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于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分化社会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笔者也说明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非道德乐土。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原始资本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在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贫穷的非道德。
道德体系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体系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体系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体系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体系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很显然，道德体系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体系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那么道德体系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他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体制原因，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他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其他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而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中国的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而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同时又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上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僵化死板的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是需要反思与改进的。
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高度政治化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