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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从一个低度发展的贫穷经济体跃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城市楼房林立，无一不反映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预见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或者再次崛起。
然而，在物质财富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快速并且和平地演变成为一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人们在获得了前所未有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面临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社会底层尤其是穷人，而且覆盖了社会的各个群体。实际上，较之穷人，富人、官员和知识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群体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不确定性说明了什么？财富的增加和积累，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这个“共同体”同样的发展；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个“共同体”在衰落，这个社会“共同体”在抽象层面可以称之为“文明”。如果这个“共同体”衰落了，何来文明的复兴呢？
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不确定性？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共同体”的衰落？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文明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根基问题。
财富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贫穷就会挨打”仍然是硬道理。但除了财富，支撑一个社会或者文明还需要“软力量”，即道德体系。没有人会认为，简单的金钱就可以组织和支撑起一个社会或者文明。没有了道德体系，这个社会和文明就会是一袋松散的“土豆”。不管怎么说，更多的人会认为，较之金钱，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者文明的主体。
从世界历史看，人们并不用过于担心旧的道德体系的衰落。道德体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世界各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面临道德体系重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并不在于财富的增加，不在于道德的衰落，而在于金钱变成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政府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开放以来长盛不衰的GDP主义，或者说，过度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建设。比较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入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了“一切为了资本”的现象，无论是民营资本或者国有资本，都把金钱推到如此高的程度。正因为这样，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当政府转向经济结构调整时，很多政府官员表现出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除经济之外，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建设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政府官员无所事事就是GDP主义的精神遗产。
其次，商业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远超政府，对社会道德的解体产生了政府产生不了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硬控制，很容易被人们感觉到，但商业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软性的，静悄悄的和和平的。
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来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商界决定的，因为人们能够取得什么信息、不能取得什么信息，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商界，像阿里巴巴、腾讯和万达等大企业。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真正的“供给侧经济”，即供给产生需求，而非相反。
再次，金钱崇拜风盛行。今天，金钱崇拜已经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教”。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在其《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众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就中国社会来说，还可以加一句，一旦和钱发生关系，群众就没有了任何逻辑，什么都信。
这很容易解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各类“理财风波”。发财风流行全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就给那些唯利是图、被称为“骗子”的人有太多的机会到处“招摇撞骗”，用他们的演说技能为有关组织和商家站台，轻易地骗取“信众”的钱财。
这些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骗局，并且一旦发生一个骗局，这些骗子就广受指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骗子还不断被那么多的组织和商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信众”呢？要知道，这些骗子都是相关组织、商家、信众养着的。这些组织有些并非民营企业和商家，而是国营事业单位。
社会精英和大众心灵的腐败导致了社会处于一个最不安全的状态。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命系一“钱”。人们只认钱，不认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但有了钱，就来了不安全。老百姓仇官，因为“官”经常是“钱”的工具。官员积聚了太多的房子，不敢公布财产。老百姓仇富，因为商界有的挣钱不讲任何道德。一旦有了钱，商人就感到不安全，开始到处奔走。
很显然，要改变这种不安全状态，各方都需要反思以改变自己的行为。首先，政府需要反思，因为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至为关键。政府必须理清楚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金钱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维系社会和稳定？GDP主义横行，尽管经济发展了，但官员腐败了，社会整体腐败了。
现在提倡“正能量”并没有错，但政府的手段适得其反。例如网络管控。管控是需要的，但管控方式却值得商榷。基本上，执政党所鼓励的“正能量”反而得不到释放。网络中的有政治思想问题内容的删除，把控无论是系统自动删除，还是人工删除。有关部门鼓励社会互相举报的方法更导致了“精英淘汰”状态的出现。
与此同时，社会的渣滓成分就乘机浮上台面，各种“负能量”的谎言、低俗的东西充斥着网络的各个角落，无人管理。结果怎样呢？社会上许多谎言大行其道，而有些真话却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无望。一个社会就如一座大厦，谎言最终支撑不了这座大厦；大厦一旦倒塌，没有人可以幸免。
企业需要反思，搞清楚金钱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企业如果毫无社会责任感，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倒了，企业必然倒。当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企业的不安全感并不难理解。现实情况是，企业家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赚钱，但一赚到钱就需要马上跑路，为自己和钱寻找安全居所。
一般社会群体也推卸不了责任，需要反思自身和金钱的关系。权力和资本的横行是有社会基础的。人们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民也会有什么样的资本（企业）。人们不应当光指责权力和资本，也应当反省自己的社会道德在哪里？
中国传统上有五种基本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其他四种现在都在。不过，它们在今天已经演变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呢？君臣关系没有了，但上下级关系又怎样呢？君臣表现为忠诚，但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金钱关系，甚至连忠诚也是关乎金钱。卖官、买官、团团伙伙不是金钱关系吗？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者可以间接地转化成为金钱关系的，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道德沦丧。当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传统上，中国文化是一个最讲究平衡的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各方面的平衡，包括经济和道德。今天，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真正商业文明的时代，文明的发展则失去了方向。这无疑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从各种文明的演化来说，金钱构成不了文明。西方在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转向近代工业（商业）文明过程中，金钱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赫希曼在其名著《激情与利益》中对这种作用作了充分的讨论。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过分道德化（宗教化），与商业革命相关联的经济理性刚好平衡了来自宗教的激情。当代的中国刚好相反，当商业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激情”的时候，这个文明就迫切需要引入道德来实现平衡了。
道德、文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而金钱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些，也产生不了这些。现实中国社会的逻辑是：社会越富裕，道德越堕落。当人们沉醉于中国新（商业）文明崛起的时候，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高楼大厦仅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没有新的道德体系的出现，不管多么辉煌的大厦，也会找不到其意义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对崛起的深思熟虑，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曾经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人站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导致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尚未崛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之一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衰落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的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重要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示出道德的衰落。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千、几万到90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负责治理并且承担着教化功能的政府部门这些腐败，其本身也成为了道德衰落的主要的力量。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同样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产生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中国二十多年房地产发展现状，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这些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脑体倒挂”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这应当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又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予年轻人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机会少。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国家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却作用不大。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道德衰落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价值混乱、道德衰落。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他们感觉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