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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历来被视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最难以改革和转型的领域。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这种转型为什么成功？转型的动力在哪里？如何获得成功的？在众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质利益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地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
那么，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积极地把国家推向全球化的呢？这里面涉及中国领导人中间盛行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指向建立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中国，中国领导人也承认这种目标只能通过把国家整合进全球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这种心态深深根植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当中。很显然，他们从前辈那里代学到了太多的教训：把国家孤立在国际共同体之外，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尽管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
面临全球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国的案例似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对国家政府而言。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家入党，但是党如何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挑战。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
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周边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的经济体的全球化，给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执政能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但学习不是全盘照抄，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地“输入”思想的过程。因此，在政治领导人决定“输入”之前，首先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
经济全球化往往造成经济的“去国家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看来，资本可以到达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出于成本还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活动无论是税收还是调节，都将受到不愿“吓跑全球经济”的限制，结果“在全球经济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变成不合自然规律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交易单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共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标准。没有它，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自私的民族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灾难。受此推动，一些具有轻度政治敏感事务的权力，已从民族国家转移至各种各样的国际权威，既包括国家间机构，也包括私人和商业的组织。
全球化也给民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制造了困难，正如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样。权威主义国家常常对国内经济事务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从事这些经济事务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创造了超越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无疑，与这个部门相关联的人民也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创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不受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控制范围。
中国非常强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及其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义，动员公众感情来反对全球化。相反，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推动着领导人接受和鼓励全球化。
中共是如何调和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主义”？这个自清末以来便有历史渊源，到孙中山提出通过“追随西方道路”来“复兴古代秩序”，便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派官员的主流情感。甚至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必须变成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闻名于世。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是全球化最早最好的论述文本，它常常被中国官方学者所引用，用来证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当性。
对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都可以作为建设一个能够抵抗西方的强大中国的适时手段。同时，在“全球化”之上加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帽子，使其服务于政权的民族主义目标。由此，中共得以强调，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在使国家西化，而是在复兴。
不过，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这个目标。这种转变是相当激进的，如何解释？
事实上，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证明，中共也不会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推动国家的全球化。
1989年后，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指导民众激情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邓小平南方视察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以及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经济“出路”的开放引导民众认识到从政治利益（公共行动）转向经济利益（私人活动）更加有益。这种经济“出路”的政治意义是促使领导人将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导致了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创造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处。首先，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素（如各种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治理，因为受利益导向的个人行为比受情感导向的行为更可预见，从而更可治理。第二，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行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可预期的。当个人追求单一的物质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不会有剧烈的变化。第三，经济发展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结合，可以使个人行为不断趋向和平。孟德斯鸠断言道：“无论何地，如果有商业，那里的人们行为方式就会是温和的，这是个一般的规则。商业软化野蛮的行为方式，使其变得温和，如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那样。”第四，经济发展能够软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用，能够消除掌权者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的决策方式，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
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作是一个依凭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如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群众组织等强有力的组织来实现。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党领导下的国家得以动员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权力来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会工程任务，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
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党治国家的触及面被缩小了，它因着迷于意识形态，最终在有效治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如何帮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这些正是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成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不过，80年代的中共在实际政策层面并不反对市场的各种经济形式试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愿把资本主义经济合法化。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要如此艰苦地说服领导集体接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来强烈反对的市场经济？这涉及两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第一，政权的政治利益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为邓小平本人所察觉，随后被新的领导集体所接受。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为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换句话说，邓小平相信有可能利用市场经济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邓小平以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务实作风而闻名。毛泽东强调把“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
没有领导人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出来。领导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还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政治结果。有意识地追求经济增长，促成了私人领域的兴起和扩展。第一，它为社会成员退出公共领域提供了出路，没有这一私人出路，社会成员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争斗。私人领域的扩张大大减弱了政治冲突的强度，从而减轻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负担。
第二，私人领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为可能：如果社会成员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可以保持一种非政治性。而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里，政治上冷漠的社会成员要自担风险，因为经济利益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分配的。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仅容许人们不必过度关心政治，而且鼓励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换句话说，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从市场上得到生活必需品。
第三，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更稳定和更可预期的步伐向前推进。
融入全球体系，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最严重的威胁是党面临着新兴社会力量要成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社会成员致力于发财致富，政治激情衰减，这段时期让党的政治压力变小，政权的合法性增强，但也相应地使既有政治秩序没有足够压力去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一旦人们满足了经济激情或在经济总是受挫，他们将为自己要求一个政治角色。一个具体现象是，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希望能够对决策有些影响，甚至参与决策，以改变“权钱交易”、“每况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乱收费”等。
这引起了中国“左派”的担心。在传统上，中共声称代表着五个主要团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大多数党员都来自于这些团体。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前，“左派”以《万言书》形式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警告来自新兴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威胁。但国家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面对“左派”的异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进一步将私有部门合法化了，并且在次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为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护。一旦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并给予了宪法保护，那么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是否可以与其他传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农民一样享有政治权力？2001年，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左派”再次发动了一场斗争来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典型动作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强调“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并排斥资本家入党。
实际上，1989年8月21日江泽民的《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曾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但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上，江泽民进一步宣布党将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专家中吸纳党员。江泽民指出，阶级构成的变化已经在中国成为现实，只有从这些社会团体中吸收精英入党，才能进一步振兴党。
通过允许企业家党，领导人试图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确立或至少容纳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党的领导集体修改了党章，确立“三个代表”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但如今，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利益社会形成了自身的动力，其结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预期。特别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破坏着现行政治秩序，给领导人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压力。
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第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很少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苏联。
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太能理性地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美国政府这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紧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与之抗衡的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争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以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而是在很多方面制造了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是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能够获得西方的同情，是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是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变不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种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