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天中国知识界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学术上，知识至少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解释的基础上提升为概念和理论，从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从政策上，知识至少能够有助于改善各种制度体系的运行和决策的有效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随便地指向政治上的原因，认为是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尽管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影响，但如果光强调政治原因则太过于简单。就中国历史来说，中央权力的解体经常导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过，这些时代却没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时候，也没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现，例如宋朝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等。
不管怎样的政治，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一个人的思考和思维。知识短缺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思想的贫穷背后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这里先讨论前面四个原因，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
其一，知识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道德化是中国知识界最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了数千年。传统上，儒家是生产官方知识体系或者意识形态的主体，而儒家知识体系的主体就是道德。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道德，即为国家、为社会；第二种是个体道德，即个人修养。就第一种而言，不难发现人们往往用爱国主义、“为民请命”“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大堆概念来为自己辩护，或者反驳人家，把对方置于这些道德立场的对立面，例如“不爱国”“汉奸”“自私”等等。就第二个层面来说，很多人会强调个人道德，“自命清高”，对别人的意见不屑一顾。
尽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动力，但却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抢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观点和意见。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改善社会呢？
其二，知识的权力化，或者权力拜物教。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可以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权力就是知识”。从权力认同到知识认同，甚至把权力视为是知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通病。当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掌握了权力的人就没有知识。传统上，中国儒家这个群体既是权力掌握者，也是知识掌握者。但作为学者，这里必须给权力和知识之间设置哪怕是心理的边界。
如果权力替代知识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另一端则是知识分子通过权力来获得知识的影响力。对学者来说，追求知识不能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追求知识的影响力更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流行。学者没有自己衡量知识的标准，而依靠政治人物的认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过投靠政治人物来获得影响。政治人物可以表达对知识的喜爱或不喜爱，但这并不能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用政治人物的意见来论证自己的知识或反驳其他人的知识，并不能对特定知识做出任何判断。
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学者论证自己或反驳他人时，诉诸政治化的解释。这种情形类似上述诉诸道德的解释。例如，当不能接受他人的观点时，就搬出爱国主义，说人家“不爱国”“汉奸”“带路者”之类。在另一端则是，一旦有学者对现实政治比较肯定，另一方就会说他是“五毛”之类。这两类人尽管使用不同语言表达对对方的厌恶，但他们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这里只有立场，没有知识探求。除了互相讥讽和攻击，没有理性思考。至于那些人身攻击的情况，在真正的知识界，这些人是被人不齿的，是“非知识类”。
其三，知识的金钱化或金钱崇拜。和知识的权力化一样，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钱走向知识，二是知识走向金钱。就前者而言，企业家捐款盖各种大楼、研究机构，甚至大学等，不仅无可非议，也是需要鼓励的。再者，很多企业家具有非凡的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生产出知识界本身不能生产的知识。不过，在中国，往往是企业家利用大学等知识平台来宣扬没人听得懂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宣扬各种迷信（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是迷信的），毫无学术价值。
如果金钱走向知识的主要责任不在知识界，那知识走向金钱则是知识界的责任。这里是真正的金钱拜物教。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一些学者成为商业投机的一部分，他们用所得到的金钱数量，来衡量知识的价值。是否是知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所能转化过来的金钱。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出卖给了金钱。
其四，知识的“名誉化”或名誉拜物教。这表现在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所设立的各种奖项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对很多学者来说，获得一个奖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去抢。在抢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会抱怨西方不公，自己也去搞，结果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奖项。名誉崇拜也表现在普遍流行的“头衔文化”。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教授”头衔，似乎有了很多头衔就能表明其价值。
类似的还有期刊拜物教。西方的学术刊物制度已经很完善，主要是匿名评审制度所带来的学术标准。不过，西方期刊制度本来是为了管理图书之便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用来评价学术和知识的高低。但中国学界拿过来把它当成学术评价体系。当然，这种现象在东亚社会都很流行。这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学界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到现在也确立不起来，只好拿人家现存的东西作为标准。结果怎样呢？画地为牢。西方的学术和学术刊物是多元的、开放的，西方学者不会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锢，但中国学者则把自己紧紧禁锢住了。
今天，中国学者也拼命到西方期刊发表文章，从数量上说成果显赫，但有多少新思想呢？很多学者掌握了西方学术的技术，并在技术层面超越了西方学者，但思想是苍白的。到现在为止，至少在社会科学，还是拿不出一个中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来，更不用说是理论了。即使西方所谓的顶级学术刊物，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在那里发表过文章呢？或者说这些杂志在人们追求学术或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了吗？在很多中国学者那里，似乎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有学问，就有思想了。要知道，一些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出现在讲座、简报等中国人根本看不起的平台上的。
在这方面，机构和个人也差不多，甚至更为糟糕。西方有学校排名体系，中国自己也搞。各个大学之间的竞争，犹如各个省份之间的GDP增长率的竞争。无论是评价体系还是各方面的竞争，应当存在，但问题在于错误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并不是排名排出来的，也不是学者之间竞争出来的。知识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一个特殊的思考环境。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并没有从提供环境入手，来辅助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所设置的各种制度反而成了知识生产的严重阻力。
名誉崇拜背后有很多根源，但主要包括“硬”的利益和“软”的自信赤字。“硬”的利益不难理解。每一项名誉背后就是庞大的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软”的自信赤字就是学界和机构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求助于外在标准来衡量自己。对学者来说，获奖只是副产品。获奖当然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同行乃至社会的承认和认可。不过获奖并不是知识本身的使命。学者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生产知识，而是等知识生产出来后，遇到“好运”被人家看上了。历史上有多少好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他人所认识、所承认，但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样，期刊制度也很重要，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保证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但是学者不能为了要在特定期刊发表文章而写文章。只有等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期刊才变得重要。一篇文章即使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见得就没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为行政官员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这样，为了文章而文章，知识追求的目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便是中国学界的现状。
中国缺少有效知识的供给，除了上面所讨论的四个原因之外，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至少还有如下五个原因或者廉价的方法论。
其一，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或者“主义”拜物教。宗教与世俗知识是不同的东西。尽管世俗知识并不能否认宗教，但宗教不能等同于世俗知识。宗教是信仰，人的信仰本身也是可以成为世俗知识研究的一部分。但与宗教的不可验证性不同，所有世俗知识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在西方世俗知识（包括对宗教的研究）和宗教信仰并行不悖。在中国，通常的情况是世俗知识和宗教不分，结果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宗教化，也就是人们包括知识界的很多人把主义当成信仰，结果阻碍了知识的生产和发展。
世俗的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不计其数，都是人们（主要是学术界）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一种世俗的主义往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诊断，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可以是实证的、经验的和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倡导型的。但是，一旦这些世俗主义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工具或者知识所分析的对象，恰恰相反，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生产的思想阻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大方法，到现在为止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分析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上，较之其他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更为有效。不过，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在和其他主义的交流、争论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只是批评其他主义的工具，不再具有分析能力，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其解释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能力就在于它起源于中国社会这个简单的事实。但即使对毛泽东思想，人们也宗教化了。一旦宗教化，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本身的发展，更是阻碍了其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宗教化，人们便具有了强大的动机来为一种世俗主义“殉道”。人们不时看到，一些学者为了一个其所信仰的“理念”而“殉道”。但是，除了可敬的“道德勇气”之外，从知识发展来说，“殉道”又能带来什么呢？
其二，社会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社会事物就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组织、机构等和非正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社会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逻辑。从知识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经常把社会事物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一旦这样，既为知识探究设置障碍，也很难寻找解决社会事物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可以举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体制，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国有企业的表现无论好坏，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可以找得到解决的方式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国有企业和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绑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识分析的范畴，对国企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了。对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不过，在中国，从一开始，民主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把一种世俗的主义宗教化了。
其三，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巫术崇拜。知识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神秘，去神秘化，但现在神秘的东西替代了知识。就如宗教，巫术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知识和巫术也是可以平行存在的。但当巫术替代知识或者用巫术方法来追求知识的时候，所产生的往往是那些不能加以证明、似是而非的东西，而非知识。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如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可以说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了，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阳谋”。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扪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的确，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那么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四，知识的娱乐化。知识的娱乐化不是指学者们快乐的写作风格，也不是指追求知识本身所产生的无限快乐感，而是指人们把知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娱乐的工具，并且往往表现在犬儒主义。在中国更是表现为两个非常的极端，在一端是一些学者对人、事物、理论概念的极其激情地歌功颂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学者对同样的东西的最恶毒的怒骂诅咒。娱乐化很像美学里面的“移情”，把自己的喜爱或者厌恶投射到一个外在的东西。实际上，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倒不如说在糟蹋知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知识的娱乐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媒体时代，很多学者已经变成了“自媒体”的经营商，使用一切手段在把知识娱乐化之后销售出去。这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畏的时代，也是随意亵渎的时代。
其五，知识的虚假化。虚假化表现为多方面，例如知识是抄袭而来，而非自己生产出来的；又如，知识是假的，既不反映现实，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上面所说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导致假知识的产生。例如，在使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工具的奴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而是简单接受了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或者反证）西方命题。因为被西方工具所捕获，一些学者往往为了使用一种特定的西方工具而去寻找中国材料。这样产生出来的知识表面上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实际上是假性的。其次，上述各种知识生产机制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很重要。因为压力（解读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生产出一定的知识来），一些学者就去抄袭人家的知识，或者包装人家的知识。再次，如前所说，追求利益和荣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简单地说，一句话，知识界的“奴隶化”和“异化”导致了知识的“奴隶化”和“异化”。一些学者，尽管承担着生产知识的责任，但从来就没有确立过对知识本身的认同，从来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知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是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很简单，只有当知识生产者们开始把知识视为具有无上价值的时候，也就是知识的目标只是知识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标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寻求和探索知识。没有这种知识认同，他们会处于知识短缺和思想贫穷的永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