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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大院里陆陆续续搬进好多新住户。这是我们大院膨胀期的开始，不仅改变了以往会馆居住人口的成分，也改变了以往会馆的建筑格局。可以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尽管广亮式的大门还在，二道门、影壁、石碑和院墙还在，但包子里包的是肉还是菜，不在褶儿上，原来的老会馆，渐渐地成了大杂院。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没有做过研究，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大院一下子膨胀出这样多的人家。现在想想，大概是当时的户籍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像现在北京户口那样金贵，也没有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从外地乃至农村来的人，都可以轻易地上上北京户口，只要到派出所登个记就行了。我生母去世之后，我的继母从河北沧县东花园村里来，就是这样简单轻便地上了户口，那是1953年。另外一点，是北京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需要各种人才和劳动力，要不，那么多人来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没有饭碗，光有户口也没用。总之，看着住进越来越多的人家，大院越来越热闹的样子，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一点影子。大院的兴旺，就是北京当时兴旺的一种象征，也是人权物再分配的一种显示。风生水起的变化，在迅速地蔓延，只是人们还不大清楚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时候，搬进我们大院的人好多是从农村来的，都是些出身贫寒的人家。租住的房子，是大院里破旧或其他废弃的房子改建的，房租仨瓜俩枣，没有多少钱。那时候，我们大院的房东，心眼儿不错，可怜这些人，旁人一介绍，就住进来了。
玉石和他的爸爸妈妈住进我们大院，他家的房子可以说是大院最差的了。对于我们大院的住房，有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就是前三个是院子的正房，它们两侧的配房其次；再下面，是大院两边的东西厢房；最差的则是东跨院。玉石家的房子在大院西厢房最里面的把角的一间，为什么大家都说是最差，就因为房子是用以前的厕所改建的。我们大院原来有两个厕所，东西两边各占一个，大院的住户增多，房东想多挣房租，就只留下了东边的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厕所，把西边的这个厕所改成了住房。
玉石家是不知道这内情的。我们都知道，大概是心理作用，什么时候到他家去，地上总是潮乎乎的，我总觉得有股子臭味儿，从地底下一阵阵地往上拱出来。后来，玉石家知道了内情，但是，玉石觉得比他们家以前在农村住的好多了，关键是，离学校近，这让他最开心。他对我说过，在村里上学，每天得跑十几里的山路。
玉石搬进来那一年，读小学六年级，来年就要读中学了。这是他家决心从农村搬进北京城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还在原来的农村，读中学，玉石就要到县城去，那就更远了。玉石学习成绩好，他爸爸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玉石读中学，然后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对于我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和玉石在一起，天天听他和他爸爸这么念叨，便也成为我一件特别向往的事情。
玉石的爸爸在村里是泥瓦匠，心里对读书人高看一眼，信奉的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教育玉石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你爸爸我只念过三年的私塾，要是家里有钱供我，我也能读书读到中学大学，不会当这泥瓦匠”，一句是“吃得苦中苦，享得人上福；小时候吃窝头尖儿，长大才能当大官儿！”这两句口头禅，前一句是现身说法，后一句是要玉石学习刻苦。玉石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要是我早烦了，尤其是什么吃得窝头尖儿，长大当大官儿，难道读书就是为了当大官吗？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不知道玉石怎么想的，反正他爸这么说，他都是毕恭毕敬地听着，也许这耳朵听进去，那耳朵又跑出来了吧？
玉石他爸有手艺，到了北京，很快就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儿。住的房子虽然是厕所改的，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好像只要人一起到了北京，就有了盼头。就是玉石像豆芽菜一样，显得瘦小枯干，虽然比我大三岁多，长得还没有我高。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房东太太好心地对玉石的妈妈说：“你家孩子这是缺钙呀！”玉石妈妈连忙摆手说：“我们家玉石不缺盖，家里的被子絮的棉花挺厚的。”这件事，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玉石，大院的老街坊还要说起。
我们大院里好多街坊，都像房东一家一样关心玉石家，不仅因为两口子待人和气，日子过得紧巴，关键是心疼玉石，玉石学习确实棒，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汇文中学，更是让人们的心偏向玉石。并且，家家都拿玉石做榜样，催促自己孩子好好学习。我爸爸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几乎天天对我说：“你瞧瞧人家玉石是怎么学的，你得像玉石一样，也得考上汇文！”
三年后，我也考上了汇文中学。玉石又以连续三年优良奖章获得者的身份保送上了汇文的高中。这时候，全院开始以我们两人为骄傲。这是1960年的秋天，短暂的快乐，迅速被淹没。自然灾害和人祸一起搅裹，从农村到城市，饥饿蔓延，家家吃不饱肚子。本来就瘦弱的玉石，越发显得骨瘦如柴。冬天到来的时候，玉石的爸爸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场没了气。事后，从玉石妈妈的哭丧中，人们才知道，玉石的爸爸是把粮食省下来让玉石吃，自己尽吃豆腐渣和野菜包的棒子面团子，天天在脚手架上干力气活，肚里发空，头重脚轻，一头栽了下去。
玉石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走了，妈妈没有工作，他不想再上学了，想去工地接他爸爸的班。工地哪敢要他？背着书包，他不是去学校，而是瞒着他妈妈，天天去别的地方找活儿。一直到我们学校里的老师找到家里来了，是他班主任丁老师，一个高个子教物理的老师，推着辆如同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种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大门口，一直走到西厢房的最里面，自行车咣当咣当的响声响了一路。
玉石没在家，还在外面跑着找活儿呢。丁老师对玉石妈妈说：“玉石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个读书的材料，这么下去，就可惜了，您要劝劝他。学校也会尽力帮助的。咱们双管齐下好吗？”
玉石妈妈没听懂双管齐下是什么意思，等玉石回来，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玉石说：“孩子呀，你爸爸为啥拼着命从村里到北京来？又为啥拼着命干活儿？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上学？你这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对得起你爸爸吗？说句不好听的，你爸爸就是为了你死的呀！”最后，他妈用拳头捶着他的后背，指着挂在墙上的他爸的遗像，让他跪下向他爸发誓。他没有说话，只是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玉石又开始上学了。有一天放学，在学校门口，我碰见了他。他显然是在校门口等我半天了。他要我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地方，我虽然很敬佩他的学习，毕竟比他低三个年级，平常很少和他在一起，不知道他要我跟他去干什么。
我跟着他一直走到东便门外，那时候，蟠桃宫还在，大运河也还在，顺着河沿儿，我们一直走到二闸，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少，已经是一片凄清的郊外了。他带着我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地上，这时候，天擦黑了，暮霭四起，工地上黑乎乎的，显得有些瘆人。
他悄悄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帮我看着，如果有人来了，你就跑，一边跑，一边招呼我！”他这么一说，让我更有些害怕，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不一会儿，就看见他从工地上拉出好多钢丝，还有铜丝，见没人，拽上我就跑，一直跑到收废品的摊子前，把东西卖掉。他分出一部分钱给我，我没要，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妈妈现在给人家看孩子，他是想用这种办法替母亲分担。
我们两人就这样连续作案，只要学校下午课少，我们就去那个工地，然后到收废品那儿换钱，交给玉石妈。玉石妈问玉石：“你哪儿来的钱？”我赶紧替玉石解释：“是玉石放学后捡的废品换来的钱！”玉石妈说玉石：“钱是大人操心的事情，你现在就给我好好学习，对得起你爸爸就行了！”玉石听着，不说话。可是，只要放学没什么事情，他还是拉上我往工地跑。
终于有一天，我们让人给抓住了。虽然是废弃的工地，还有不少建筑材料，也有人看守。玉石拉上我就跑，那人个高腿长跑得飞快，很快就追上我们，一把揪着我们的衣领子，像拎小鸡似的把我们抓到他看守的一间板房里，打电话通知我们学校领人。
来的老师骑着自行车，高高的身影，大老远就看出来了，是玉石的班主任丁老师。那人余怒未消，对丁老师气势汹汹地叫嚷道：“你们学校得好好教育这两个学生，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太不像话了！”丁老师弓着腰，点着头，听那人数落完，把我们领走。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沿着河沿儿，一路没有说话，只听见自行车嘎嘎乱响，我感到我们的脚步都有些沉重。走过东便门，走到崇文门，在东打磨厂口，丁老师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快回家吧。”然后，他从衣兜里掏出了几块钱，塞在玉石的手里。玉石不要，他硬塞在玉石的兜里，转身骑上车走了。走进打磨厂，路灯亮了，我看见玉石悄悄地抹眼泪。
玉石和我再也没有去工地。学校破例给了他助学金，一直到他高中毕业。1963年，他考入地质学院后，和他妈妈一起从我们大院搬走了。我不知道他要搬走，他也没告诉我他要搬走的消息。只是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到我家门口叫我，我出来，他对我说，要我陪他去找一趟丁老师。我知道，对丁老师，他一直心存感激，学校给他的助学金，就是丁老师为他争取到的，帮助他渡过了高中三年的难关。他不善言辞，希望我能帮帮他。我当然很乐意帮忙。
可是，那一天，我们没找到丁老师的家。事先，玉石已经从我们学校打听到了丁老师家的地址，按照那地址，我们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可能是我抄错了地址。”玉石对我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家的路上，繁星点点，明朗的夜空显得格外深邃，可是，玉石的脸上却是灰蒙蒙的，一副失望的表情。我劝他：“以后到学校找丁老师。要不周一上学见到丁老师，我先对他说说你已经去找过他了，转达你对他的谢意。”玉石听我这么说，没有说话，明亮的眸子，有泪花闪烁。
没过几天，玉石和他妈从我们大院搬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文化大革命”中，听我妈说，玉石来大院找过我一次，那时，他大学毕业，在“五七”干校等待分配。可惜，我正和同学外出大串联，没能见到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找我，是找我陪他一起回学校看看丁老师。那时候，丁老师被剃成了阴阳头，正在挨批斗，几乎天天都要被我们学校那帮老红卫兵拉到操场的领操台上批斗。我无法想象，玉石和丁老师相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又会涌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从西宁打来的电话，让我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他告诉我他是玉石。他说他后来分配去了青海地质队，一直住在青海。他说他看过我写的柴达木的报告文学，也知道我弟弟在青海油田工作过。他说他一直生活在青海，他妈妈一直跟着他，一直到去世。他说他退休后在学习作曲，而且出过专辑的唱盘。他笑着对我说：“你觉得奇怪吧？我是学地质的，怎么改行了呢？”我说：“我是有点儿奇怪，你是跟谁学的作曲？”他说：“我是自学的，但也不能这么说，你知道我读高中的时候，教我们数学的是阎述诗老师。”我问：“你跟他学的？我知道阎述诗老师曾经为著名的《五月的鲜花》作过曲。”他笑着说：“不是，但是我想阎老师可以教数学又可以作曲，我为什么不能学地质搞勘探又能作曲？”玉石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世界在他面前是圆融相通的。
最后，他告诉我，他学作曲，是想为丁老师作一支曲子。那个晚上，丁老师让他难忘，让他感受到世界上难得的理解和温暖。他说，这么多年，只要一想起丁老师，心里就像有音乐在涌动。
我告诉他，丁老师早好多年就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知道了，所以，我想你把我的这番心思写篇文章好吗？我想借助你的文章让人们知道丁老师。过几天，我会把歌寄给你。”
我收到了玉石作的歌，名字叫《毕业歌》。说实在的，曲子一般，但其中一句歌词让我难忘：毕业了那么多年，你还站在我的面前；那个懵懂的少年，那个流泪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