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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铭老师，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兼教化学课。他的身体不好，从北京大学化学系肄业。以张老师的学识，教我们还在背元素周期律的高一学生的化学，是小菜一碟。除了上课，他不爱讲话，也不爱笑，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作为班主任，他管得不多，基本放手让班干部干，无为而治。除了上课，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在高一这一学年里，我和张老师接触只有两次。
一次，是上化学实验课。张老师先在教室里讲完实验具体操作的步骤和要求，就让我们到实验室做实验，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实验室里，有负责实验的老师。这是张老师的风格，什么都让我自己动手。他说，饭得靠自己吃，路得靠自己走。
那一次实验，我忘记是做什么了，每一个同学一个实验桌，上面摆着各种化学的粉末和液体，还有各种试管和瓶瓶罐罐。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烧瓶，圆圆的，鼓着大肚子。实验过程中，“砰”的一声巨响，我面前的这个烧瓶，突然炸裂了。全班同学都被惊住了，目光像聚光灯都落在我的身上。
实验老师走了过来，望着有些惊慌失措的我，先问我没伤着吧？然后，对我说：“你去找张老师，跟他讲一下。”
我到化学教研室找到张老师，告诉他这件事，垂着头，等着挨批评。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到化学用品柜前，拿出一个新烧瓶，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回去重新做实验。没有一句批评，就这么完了吗？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烧瓶，生怕掉到地上，站在那里。他只是挥挥手，让我赶紧回去做实验。
我嗫嚅道：“张老师，我把烧瓶……”
他打断我的话：“做实验，这是常会发生的。哪有什么实验都那么顺顺利利就成功的？”
第二次，是一次班会。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我提议，组织一次班会，专门讨论一下理想，我想了一个讨论题目：是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对社会的贡献大，还是做一名科学家贡献大？那一阵子，我们班正组织活动：跟随崇文区环卫队一起到各个大杂院里的厕所淘粪。带领我们的淘粪工，是赫赫有名的时传祥师傅，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因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而无人不晓。张老师听完我的提议说：“很好，你就组织这个班会吧。到时候，我也参加。”
班会在周末下午放学之后进行，开得相当热闹。大家刚刚跟随时传祥淘过粪，很佩服时传祥，但是，高中毕业考大学，难道上完大学，不是为了做一名科学家，而是还去当淘粪工吗？显然，当一名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些。支持者，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者不甘示弱，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没有淘粪工，生活就变得臭烘烘的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行行出状元，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科学家一样的大。
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直到天黑，还在争论，尽管没有争论出子丑寅卯来，却是兴味未减。整座教学楼，只有我们教室里的灯亮着。说实在的话，这个争论话题，有些像只带刺的刺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讨论这样的话题是犯忌的，但这个话题是所有同学心理和成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张老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静地听我们热火朝天地争论。最后，我请张老师做总结发言，他站起来，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今天同学们的讨论非常好，你们还年轻，还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但你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实实在在地学习努力！”他声调不高，语速很慢，我们都还在听他接着讲呢，却戛然而止。
走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望着远去的张老师瘦削的背影，我真想问问他：张老师，您自己没当成一名科学家，而是到我们学校当了一名化学老师，您说您要是当了科学家对社会贡献大呢？还是当中学老师贡献大呢？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不管怎么说，高一那一年，张老师以他开明民主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全班同学关于理想，关于价值观，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答案，一切的答案，不都是在我们这样年轻时候的摸索中，争论中，才能逐渐寻找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