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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中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老校。1959年建北京火车站，占据了它大部分校园。1960年，我考入汇文中学，报到的时候还是到船板胡同残缺的原校址，入学时，已经进入崇文区火神庙的新校。火神庙早已不存，以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子，汇文新校矗立在这里时，前面的新开辟不久的大街起名叫幸福大街；火神庙，更名为培新街。汇文中学，带来一个新时代清新明喻的街名。
我从初一到高三，在这所学校读书六年。高三时，我在5班，王瑷东老师是高三4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并不教我。到北大荒插队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去学校找曾经教我语文的田老师借书，在语文教研室里没有见到田老师，见到了王老师，她向我打招呼：你是找田老师借书的吧？你要想看书，我家有，到我家来。说着，她把家的地址写给我。我到东单的新开路她家，她借给我《约翰·克利斯朵夫》《红楼梦》和《人间词话》。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成为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书。我和王老师长达五十余年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去年，王老师年整九十，依然健康如旧。她所教的高三4班同学为她祝寿。自1966年高中毕业，已经过去了五十四年，世事跌宕中，同学早已风流云散，能够聚齐，实属不易。王老师却觉得并未全部聚齐，她想起了赵同学。1965年底，赵同学突然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被警察带走，以“猥亵幼女罪”被发配长春劳改。这件往事，触目惊心，一直盘桓在王老师的心里。赵同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优良奖章获得者，保送汇文中学，怎么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呢？她想起“文革”期间，自己被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恶毒污秽罪名而被批斗，无力反驳，只能沉默不语。设身处地想，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一个只有十七岁的赵同学，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罪？她坚信自己的这个判断。当年，自己作为赵同学的老师，无力阻止这样荒诞行为的发生，现在，应该找到赵同学，起码让他在当年高三4班的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是清白的，也弥补当年眼瞅着赵同学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被警察带走的遗憾，她无法忘记那时赵同学望着自己无辜而悲伤的眼神。
王老师开始寻找赵同学。这成为九十岁这一年王老师要做的一件大事。她对我说，当年自己对全班同学解释赵同学被劳改的事情时含糊其词地说：“这是青春期好奇心理所犯的错误吧？大家要引以为戒。”几十年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心里，她要给全班同学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我已经九十岁了，我不能再违心了，想做的事就去做，不给自己留遗憾。”
寻找五十五年前被注销北京户口的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不必细说。架不住王老师桃李满天下，可以帮她如海葵的触角伸展大海深处，一身化作身千百；更架不住王老师心如铁锚，坚固地沉在海底，等待远航归来。终于，在这一年的年末，王老师找到了赵同学故去父亲户籍上有一女的登记信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王老师迫不及待打过去电话，问及接电话的女的知道不知道赵同学这个名字？她说那是我大伯！但是，她没有他大伯的电话，说她大伯在河北迁安，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她问问后再给王老师回电话。五分钟过后，电话打过来了，没有想到，竟是赵同学打过来的。
王老师告诉我：赵同学那个热情劲儿，甭提了，就像跑丢的孩子，被找回了家。
一个只教过自己两年半的老师，居然还记得五十五年前一个学生，而且，笃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这样的老师，是少见的。不要说赵同学感动，我也非常感动，因为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到的。
赵同学确实是被冤枉的。他到了吉林的劳改农场，场长都觉得他是被冤枉的，只让他劳改两年，就提前释放，在吉林农村当农民。他有良好的学习底子，在农村，不忘苦读外语，艺不压身，先当村里的代课老师，再当农办老师，最后调到河北迁安当中学外语老师，也算是苦尽甘来。
王老师对我说：“2020年，对于我，是个丰年。”对于九十岁的王老师，做成了五十五年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事情，这确实是件大事。九十岁，还可以做很多事。我还远不到九十岁，不知能做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