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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过多，太贪婪时，势必遭到不堪重负的大自然的加倍惩罚。过去人们较多强调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而不甚懂得尊重自然界，与之和谐相处。于是，生态危机进入作家的视野，一种忧患意识凝聚在作家的笔尖上，敲响了警钟，振聋发聩。有吉佐和子的长篇纪实小说《综合污染》（1975）、水上勉的《海的牙齿》（1960）、石牟礼道子的报告文学集《苦海净土》（1968），表现了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上述作品刻画了一条河流、一个工厂污染带来的烦恼，以及对提高环保意识、改变生态观念的呼唤，既有科学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和文化感情。
有吉佐和子和石牟礼道子两位女作家以睿智、胆识和科学的诚实，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尤其是有吉佐和子的《综合污染》，虽然有生命情感的投射，却迥异于我们脑海里早已成为定式的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和主题的设置，以及文字运用与结构布局。它跨越时空地串联材料，人物塑造降到了次要地位，是一部理喻较强的非情节小说。作品里虽然没有了人物，没有了情节，但丰富的内容和信息的密度都极大。作家做了扎实细致的调研，以大量生动实例做佐证，以一连串令人惊悚的数字，不失时机地揭露出，大批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实是在捉弄世人。此书写成之时就充满了诱惑和谜团，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因其批评的矛头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的秘密，以致某些厂商对号入座，并聘请科学家与评论家与作者打起了笔墨官司。这篇作品因对现实生活关注，在业界、坊间、新闻界三方面引发激烈交锋，成为文学创作和法庭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作者以扎实朴素的现象呈现和严格剀切的分析，不仅在艺术殿堂，也在其外徜徉。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呈现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斯诺说得好：“科学家与文学家的两极分化，对民众和社会都是损失；既是智力的损失，又是创造的损失。”形象思维向来被看作文学艺术的思维路径，似乎与科学无缘，然而，凯库勒梦见蛇而顿悟苯环结构的神奇梦境，无疑是十足的形象思维的结晶。科学与文艺这两种文化之鸿沟要填平，自然科学与文艺要交融，跨学科的联姻孕育了一类新颖独特的文学题材。马克思、列宁关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预言，开始，并将以更大的势头成为现实。近、现代文学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近、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紧密相联，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到托夫勒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进步的产物。科幻小说的繁荣即其一例。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日本，这个时代孕育了许多科学幻想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形式，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1973）和堺屋太一的《油断》（1975）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日本经济新闻》曾经著文称：如果日本爆发对外战争，外国只要封锁日本四岛海域，封锁其进出口通道，不必动一兵一卒，一周内日本必降。特别是《日本沉没》成了这类小说的发韧之作，掀起了一股所谓“末日文学”的热潮，使科幻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类型重新登堂入室，开启了科幻小说另一片宽阔的创作空间，从而把这种文体的思想容量空前地扩大了。其主旨立意起点较高，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从人类文明最终走向的角度给世人以警醒，具有哲学意旨，使这部小说备受关注。
《日本沉没》、五岛勉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大预言〉》（1973）、田中光二的《大灭亡》（1974）、福岛正实和眉村卓共著的《饥饿列岛》（1974）等作品，仅仅是利用自然灾害作为其叙事的背景与情节的基础，作者要谈论的还是对于人与自然以及科学之限度的思考，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主旨在于向全社会和行政当局力陈诤言，要求他们及早正视现实，未雨绸缪，以防危机一旦爆发措手不及。同时，对日本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也是一个锻炼。
另一方面，《日本沉没》艺术手法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尽管写得貌似离奇，但不荒诞，是以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糅进幻想的。作者的视角穿过了天灾事件的表壳，触角进入内部，表现了许多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能激发出来的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精神。在书中，日本国内各阶层人物的动向，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形势和动荡而险象环生的社会面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有上层官场的勾心斗角；有政敌间的殊死拼杀；有几代知识分子于困境中求发展，于死地求生存；有现实与传统的阵痛；有生不同床、死不同穴的恋人，含恨殉情的少女建立起的奇异的情爱花园。东京，成为以名人为意象符号，充斥着流言、欲望的都市空间。作者以深沉的笔力，描绘了天塌地陷中大自然的暴虐和破坏、生命的脆弱，以及不同阶层的人性在极端环境里的动摇、释放、坚持和升华。它既记录了风云变幻的学术抗争，也记录下平常人的街谈巷议，特别是展现了使日本列岛行将沉没的天灾，搅合着政界、财界明里暗里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种种社会痼疾对日本的致命伤害。与其说这是一部匠心别具的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在讽刺性模拟日本社会进程，游戏性谐谑上层统治集团。由于掬取了平时生活中深沉的层面，小说才有了细节的张力和超越众多平庸之作的深度。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必然会遭到报复，而近距离的人与人的较量导致这种报复来得更快。“末日文学”所沉思的热点和描述的对象，是任何文学题材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没有疆界，广袤无垠。小说框架横断在未知时空内，突出了人类探索大自然的想象力和科学精神，充满了虚拟世界的悬念。它是对未来纷繁无序的世界图景的假设性描摹，勾画出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恐怖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发自内心的恐怖和震撼。
社会老龄化也是一个深刻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前沿命题。在文学作品里反映老年问题，透过伦理、情感和心灵状态，探讨人文关怀和社会核心文化价值。早在战后初期，大众文学作家丹羽文雄就写了《令人讨嫌的年龄》（1957），描述六十三岁时失去女儿的孤寡老妪，在外孙女家中经常做糊涂事，而令两个外孙女为之大伤脑筋的故事。有吉佐和子的畅销书《恍惚的人》（1972），以敏锐的目光和清醒的意识，反映耄耋老人给家庭和社会造成许多麻烦的实际，透露了鳏寡老人的苍凉，同时，也传达了青年人对老人的理解和温暖、人生暮年的滋味以及不同年龄层的不同感受，呼吁社会对老人的心灵的关心和理解。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低收入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中产阶层。渡边淳一的《植物人》（1973），写一个公司科级职员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背景下的心理变化。他在妻子儿女的再三催逼下买了辆小轿车，于假日去远郊旅游。由于精疲力尽，在雨夜开车撞伤杂货铺老板。经过抢救，老板浑身插着管子，成了“植物人”。科长既负担昂贵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还得补贴受伤人全家老小的生活费。夜里全家轮流在医院陪住，而科长正值提职的节骨眼儿，每天上班无精打采。科长一家在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当儿，趁病人堵痰，顿起杀机，将其掐死，然后串通医生开具死亡证明。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们置身于各种交错的动机之中，小说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具有相当的喻世和警示作用，读来生动真切又耐人寻味。
文学创作作为思想的形象载体，作为民族精神的火花及社会发展的心灵历史，真切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律动。文艺作品反映时代，每当社会转型时期都会涌现出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回顾历史，借古喻今。文坛以“郎”为笔名的三位知名作家，即所谓“太郎·次郎·三郎”——司马辽太郎、新田次郎和城山三郎，睿智地选取和反映特定时代的风貌和命运，把历史上推动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宣扬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作家对书中人物的心理，用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并结合当下日本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而这些正是社会所需要的，用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司马辽太郎的几部代表作，如《龙马奔走》（1962—1966）、《窃国故事》（1963—1966）以及城山三郎的《流金岁月》（1978）等，从历史中开掘出启发今人思考的主题，且并不满足于历史事实的罗列和描述，在不违背总的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做了一些虚构。由于大都是重大历史题材，作者在总体构思和追求上，多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性表现手法，努力在历史的风云中展示民族文化形象，以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审视事件。
司马辽太郎的多卷本重大历史题材小说《龙马奔走》《窃国故事》，从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身上，挖掘具有魅力的、内涵丰富的独特性格，从而在历史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树立起一些闪烁着思想和艺术光彩的形象，并通过他们的安邦治国业绩和壮美精神，探究民族性格的本质和民族精神的底蕴，赋予现代人以思考。另一方面，司马辽太郎在《凌云壮志》（1968—1972）和《殉死》（1967）等作品中有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描述，又表现出美化侵略战争的立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以城山三郎为代表，通过社会经济现象的剖析，揭示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的所谓经济小说，对于生活的反映达到相当的深度。他的长篇小说《日本银行》（1963）、《官僚们的夏天》（1975）、《单身汉办公室的白昼》、《天天都是星期天》（均1976），是市场转型时期都市生活的一面面镜子。他凭借专业背景和渊博学识，从生活积累里信手拈来风云变幻和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和人事关系中一个个戏剧性情节，又善于表现国际市场风云的剧烈变动，使其作品更具开阔的国际视野，展示了人物搏击风雨的甘苦艰辛和喜怒哀乐，以及把握机遇、面对挑战的胆识。作者以蘸满同情的笔墨，表现他们在风云诡谲的市场争夺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阻力，同时披露了工薪阶层的凄苦和困扰。他的长篇经济题材历史小说《流金岁月》（1978），描写堺市工商业者在连绵不断的诸侯混战中，周旋于几名武将之间，忍辱负重，惨淡经营，擘划南洋的商道，赞颂他们促进日本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城山三郎的作品全面解析了职场生存法则，帮助读者掌握职场战略，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思维。城山三郎的《官僚们的夏天》（1975）尽管不是历史小说，但从主题思想来说，同上述作品有一脉相通之处。此书以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为大背景，以作者丰富的职业经历和深厚的专业修养为基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通商产业省为舞台，描写通产省官僚围绕推行自由化政策，“产业派”（或称“民族派”）和“通商派”（或称“国际派”）之间关于保护国内产业加强对外竞争与以外贸为主，依赖美国实行贸易自由化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以风越信吾为首的少壮派官僚，为同外资对抗，主张从整顿主要企业入手，以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量。风越精明强干，作风泼辣，有抱负，知人善任。作者从各方面赞颂了风越一派人物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紧迫感。该书结尾对扩大中日贸易的描写，诠释着日本在扩大中日经济交流过程中所展现的特殊而新兴的气象。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日本消费主导的物欲时代。人们沉浸在经济的持续繁荣所带来的喜悦中，由于消费主义文化推波助澜，纯文学跌进谷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崭露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如古井由吉、黑井千次、后藤明生和阿部昭等，已被文坛约定俗成地称为“内向的一代”。凭着对传统私小说精神和手法的驾驭和把握，借鉴与融合西方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表现手段和风格，其艺术手法渐臻圆熟。他们注重主观意识对客体的作用以构筑鲜活的时空关系；注重情境的蕴育以诠释人物心理的内在表现；在语言风格上，也完成从物质存在到精神存在的话语转换。这是一批对美有独自理解的作家。
一些作家转向传统的人生故事和爱情题材。受到电视剧、电影的冲击，这一时期付梓问世和获芥川文学奖的作品中，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严重，典型的七〇后恶搞方式显露无遗。物质发达了，但人却陷入盲目，不知道如何把握对未来的追求。新人村上龙获芥川文学奖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1976），以驻日美军基地周边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当地青年男女这一边缘化的尴尬群体为对象，描写了他们吸毒、酗酒和集体性放纵的不检点的行为，深刻揭示这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出现在青年身上的必然性，切中小镇的宿命，抨击了美军基地的存在这一社会现实。小说是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在日本的表达，有其鲜明的印记。
另一名青年作家池田满寿夫，在一九七七年以《献给爱琴海》获芥川奖，他讲述了一段很特别的爱情故事，也许只有在这座美国城市、这样一段时间才能发生。故事里有一位旅居美国的日本年轻雕刻家，语言障碍并没有妨碍他同两个外国情妇厮混，反而演绎了一场浪漫的跨国露水情缘。只可惜浪漫的过程没有带来浪漫的结局，主人公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上述故事完全依托于美国城市或美国化城镇背景，是典型的走市场路线的小说，其创作倾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太阳族文学”的恶性的回光返照，媚俗的背后是整个市民社会向市侩主义转化的倾向。他的获奖，使芥川奖再次面临以前几次的历史尴尬，以致素以“培育芥川文学奖之父”著称的永井龙男，直言不讳批评《献给爱琴海》“不是文学”，愤而辞任评委；连任该奖评委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石川达三则口气比较温和地以“看不懂青年作家小说”为理由，也辞任评委。
作为纯文学最高象征的芥川奖和代表大众文学的直木奖，是孵育新人的温床。前者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上半届连续空缺五届，后者从一九七一年在喧哗与骚动中日渐衰微，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文学不景气。自从一九三五年设立两奖以来，包括此次在内，两奖共空缺四次：第一次是第十五届前季度（1942），第二次是第三十届后季度（1953），第三次是第六十五届上季度（1971），此次是第四次。报刊和图书日益繁荣的年代，也是读者日渐细分的年代。面对各种流派、风格和美学原则多样选择与融合的艺术格局，文学正在经历新老交替阵痛。当时，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缺乏让人兴奋的社会热点，读者也不再过分期待芥川文学奖。当代无经典的说法也许极端，但畅销多而经典少则是事实。探讨文学状态低迷的源头会发现，一些传统艺术所代表的价值和审美观在现代社会里已失去了认同。
进入今天的消费文化时代，大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阅读文化生活越来越呈现出流行化、时尚化和市场化特征。以村上春树和田中康夫为代表的作家，锁定年轻时尚的群体，他们作品中的梦想、青春和花样年华，契合了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需求，让近年来的文坛绕开“死礁”，重新扬起征帆，被媒体褒奖为年轻作家中的翘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青年女作家吉本芭娜娜以描写当代人的青春小说《厨房》令人耳目一新，名列畅销书榜首，短期内发行二百余万册，很快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低龄化创作风潮的先行者和领衔者。她受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是位很具潜质、富有个性魅力的新生代女作家。她的《N.P》（即NORTH POINT——北角的英文缩写）中出现的也是病态的或有心理缺陷的人物。书中四个主要人物蹲进北角岛上的监狱，都背负着死亡与违禁的阴影。作品充斥着死亡、乱伦、情色等刺激人们心绪的东西。女作家力图回避社会，脱离世界巨大背景给人造成的不可捕捉的飘忽和难以解脱的压抑，用西方人的情感、思维方式品味人生，在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找到共生的契合点，躲进文坛的角落，独自做着少女的青春梦。在这个浮华的世界，存在着多种诱惑，想获取一片宁静平和、与世无争的心境谈何容易，但吉本紧密联系着当下社会，为现代商业社会里浮躁的人们指引着一种方向。对于错位爱情的某种不现实的心理渴望，标志着她在文学道路上已越过青春期，走上了成熟期，这同她同时兼备了家庭背景和天赋才能的优势不无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铃木光司的《午夜凶铃》（1991），以日本式的恐怖氛围，描写四名少年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离奇的死亡，被当时的评论界推崇为“恐怖小说金字塔”，并形成独具魅力的“越恐怖越上瘾”的“凶铃症候群”，迅速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在《午夜凶铃2——复活之路》（1995）中，女主人公贞子病毒已经扩散，命悬一线，便借腹重生。这部续篇也同样迅速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当年度的“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午夜凶铃3——永生不死》（1998），导致文学界和文化界把这年称之为“凶铃年”，贞子的命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她的形象在年轻人心中仍没有消退。《午夜凶铃4——真相大白》（1999）里，所有离奇的谜团似乎都深藏在贞子心底，直到贞子身世之谜破解后，这起恶性杀人案件才真相大白。
婚外恋成了可供各国艺术家们反复挖掘的艺术题材。与从前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婚外情不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婚外恋人公然出双入对于旅馆与咖啡厅之间。上世纪末被新闻媒体广为炒作的畅销书，渡边淳一的《失乐园》（1997）直面“第三者”插足这个在今天看来仍很敏感且颇具争议的话题，让一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构成本书的情节张力和悬念，描绘了一段性爱越轨行为的发端和终结。他艺术地将人的这种自然存在转化为人的社会存在，潜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去透视导致现代社会婚姻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深层动因，具体解读了他们特殊的境遇和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是一部具社会内涵深度和人物情感浓度的言情小说。主人公出版社主编久木向书法学习班女职员凛子挑起了一段婚外恋情。情感匮乏与情感迷失的生活颠覆了他们对婚姻的憧憬，他们卷入爱的游戏，绯闻频传，处境尴尬，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职业生涯也因此陷入困境，失去婚姻和家庭。但他们的秘密恋情仍然不可扼制，甚至因为压抑而变得分外强烈。于是，长久的痛苦挣扎逼迫他们采取强烈的方式来彻底解放自己，在性的交欢中，对口饮下混有毒药的红葡萄酒，被自身引燃的烈火焚为灰烬，因畸形的爱而使心灵走向极端。《失乐园》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当时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缘于故事结构和情节的设计，影射了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婚外恋已失去了以前的道德压力。当下的都市女性经历了在婚姻和感情方面的悲哀和痛苦，渴望爱情，需要被爱，寻找真爱，而《失乐园》使内心深处那种压抑、疯狂、扭曲和旁逸斜出的幻想得到某种宣泄。直到电影《失乐园》的公演，人们才客观地思考“第三者”出现的因果关系。从“第三者”到内因，再到外力对婚姻的压力，为人们构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超越现实的框架任意想象，从而解读婚姻的困惑、烦恼和无奈，在禁忌中的守望与暗恋煎熬。《失乐园》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另类的近乎残酷的婚姻教科书，某些人会因自己内心深处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负面情绪产生共鸣，甚至变成小圈子自娱的话语游戏，或许还有人会从毁灭中质疑婚姻的存在，在自戕中探寻婚姻的经营。
渡边淳一集合了社会中一些女性有可能遇到的多种情感问题，特别善于在主题抵达的公共盲区中挖掘最能触动读者软肋的东西。十年后又以《爱的流放地》（2007）将第三者插足的问题继续引向深入。不少人深信没有肉体关系，只有精神交流的爱才是纯爱，而作者似乎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未成熟的幼稚的爱，而至高无上的爱应该是精神和肉体两者的紧密结合，身心都疯了似的燃烧。作家并不回避伦理道德的多元性，而是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表现了这一隐蔽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的典型缩影，其中的不合理性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有家无爱”和“有爱无家”的情爱模式，勾勒了当代的年轻女性。她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面对各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同那些经历了婚姻悲哀而企图寻觅“第二青春”的老人陷身婚外恋情，折射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的爱情观，与追求世俗物质生活享受的社会思潮相契合。本世纪初第一个获芥川文学奖的三十六岁女作家大道珠贵，其所作的《酸楚的兜风》，描写的便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女主人公，孤独寂寞，同一位稳健而刚强的六十多岁老人不时幽会，最后决定同居的故事，展示女主人公不仅生活上困顿，更有精神上的困顿。
青少年都希望读到符合他们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的作品，于是记录青春与校园的爱情，或描写高中时代的孩子正走向成人世界之前的种种迷惑、烦恼与忧伤的作品应运而生。在校中学生这一新生代争夺话语权的努力，通过出版和购买这些作品得到张扬，实现了青少年要释放完整人性的需求。这种低龄化趋势目前正逐步成为一个新的写作现象，又因许多知名作家由于身体不佳纷纷淡出而强化。京都高中生绵矢莉沙，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小女生，二〇〇三年以《设置》获芥川文学奖提名崭露锋芒，成了文学领域的新生力量。这篇小说描写了和作者同龄的女高中生朝子的一段逃学经历，表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呈现出正在成长中的少女的复杂性格。评审委员黑井千次认为：“绵矢的作品给人以纯朴和清新的感觉，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其潜台词似指其文字稚嫩随意，结构松散。看得出应该不是捉刀之作。绵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未能获奖非常遗憾，但我要继续写下去”，在自己年轻的文学道路上展现青春梦想。次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凭借《欠踹的背影》获二〇〇四年上半届芥川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同样是一个人物，读者的年龄层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与其说绵矢莉沙的成功在于内容的解放，还不如说归功于对青少年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表现出她在有意识地寻找新的写作空间。
二十岁的女青年金原瞳也以《裂舌》（2004）联袂金榜题名，紧接着二十三岁的女作家青山七惠以《一个人的好天气》获二〇〇六年下半届芥川奖。这篇小说描述了二十岁的女青年三田知寿与年逾古稀的远房亲戚荻野吟子共同生活的亲密时光。随着社会日益发展，当代青年渴望活得自我与本真，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体现自己的才能价值，一种全新的时尚生活态度正在悄然兴起，更何况书写孤独与爱情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知寿只有在属于自己哪怕是狭小的空间里才感到安静和快乐。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新职业，并同男友阳平和藤田分手，离开荻野，过起快乐逍遥的神仙日子。
日本新一代的文坛玫瑰含苞欲放，这些涉世不深的女青年，在这类解读人与社会的成人思维的小说中，展现了日本现实社会的变化和初入社会的复杂心情。她们虽然还没有掌握用小说来说明时代的能力，还在质疑声中忙于在小说中说明自己。这类作家的作品都显露出一定的自恋倾向，而作品的自恋与青春的自恋正遥相呼应。青春、靓丽且充满个性自由的文字，与其青春一样热情、新鲜而骚动，为上世纪末的文坛打造出清新兼顾时尚的前卫形象。读者和评论家很难相信文坛新一代生活积累的丰富程度。其实，他们也在寻找突破。很多“少年作家”出道时的写作几乎都是他们生活的真实描述，比如校园题材被普遍涉及。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的生活习性和思维方式，人们需要用一种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文笔优美，具有远超乎同龄人之上的深厚潜质，但内容青涩，为赋新文强说愁，经验的狭隘性和极端个人性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痕迹。
以渡边淳一为代表的婚外恋小说以及很多作家的作品，眼下虽有概念，但一时无法简单归类，需要更多的作品来供解读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