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开始。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对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为“扶植”,把日本作为西方的一员,建成“亚洲反共的防波堤”、“亚洲的兵工厂”。在美国庇护下,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条件。尤其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现代技术仿佛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第七位跃居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社会价值观也经受着发展带来的震荡。许多作家敏锐地关注和把握了这种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所有感怀早在当时就已经埋下,只是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酝酿创作成鸿篇巨制。这些作品带有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明显特点,使读者看到在高度工业化和充满激烈竞争的日本社会中,文学家把握社会的思想动向,敏锐地捕捉到的有倾向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也由此派生出对长篇小说的价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广度以及价值取向与创作篇幅的两者关系等问题的关注。认识的深化需要一个渐进而漫长的了解和探索过程。就长篇小说而言,一般是通过讲述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来表达作者的理想,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铺陈来架构一个庞杂的故事,呈现生活的繁茂。这一特性决定了其较长的创作周期和较高的技巧含量,凝聚着作家长期积累和潜心观察思索,反复的推敲和琢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平野谦就提出以私小说为中心的短篇小说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长篇小说厚积薄发成为纯文学的中心。当时,正值安部公房发表《砂女》,文坛对长篇小说的需求增大。作品的长度固然是根据故事丰富曲折的内涵决定的,但一些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准备已是水到渠成,有意识地在长篇结构上刻意求工,精心运笔,“巨著意识”的激情在喷涌。同前一时期中短篇较繁荣的情况相比,长篇小说在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方面,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长篇巨制的创作,无论在用比较缜密的情节链来组织整部作品,以及细节的营造、结构的紧密度上,都发挥着自己特有的优势。许多作品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坛上大放异彩,形成文学的黄金时代,优秀作家鼎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层出不穷。在经济腾飞社会中,始终有一股潜流在物质世界下面涌动,社会派作家对日本精神下滑反思,并对精神重建表现出强劲的创作欲望,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活跃期,标志着日本文学跨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石川达三的《破碎的河山》(1962)、《金环蚀》(1966)、城山三郎的《日本银行》(1963)、《官僚们的夏天》(1975)和女作家山崎丰子的多卷本《华丽的家族》(1973)、《白色巨塔》(1965)等社会剖析派长篇小说,呈现给读者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勾心斗角又波澜壮阔的深度现实。这些小说以宏观的概括与微观的剖析相结合的手法,触及到了政治、经济领域难以自拔的政治权谋和无节制的欲望,从整体上进行宏观文学的构思,熔现实、历史、文化于一炉展开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从他们的小说里,能看到文学发展的缩影和艺术的价值,在当代文学界“引领风潮”。
这个时代的推理小说出现一批带动潮流的作家,这一非主流的文化时尚很快就形成一种真正的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就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让传统的刑事侦破小说黯然失色,使主流文学界对之刮目相看。审美目光的焦距从善的褒扬到恶的鞭挞,作品揭示的犯罪根源,也从过去那种由于个人恩怨、桃色纠纷或图财害命,发展为官僚政客和财界上层人物为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杀人灭口,从而赋予推理小说以思想性,开拓了推理小说的审美领域,在类型化上还作出了更多的创新,对后来推理小说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理小说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自然映照出推理小说发展之路上很多现象和特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推理小说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新社会派异军突起。他们延续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风格,勇于触及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动荡,高速度发展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掀起了又一轮的推理小说热潮。
森村诚一的“证明”系列——《人性的证明》(1976)、《青春的证明》(1977)和《野性的证明》(1977)轰动一时,登上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中,尤以《人性的证明》最为脍炙人口。如果说,畅销是对这部小说商业价值的肯定,那么,《人性的证明》曾掀起一股“森村诚一热”,可算代表了对这部小说思想艺术价值的肯定。《人性的证明》以现实主义和富含政治意味的笔触,讲述了一个高智商女性犯罪的故事,从文化、事业、生活和情感的视点,探讨了战后处于占领下的“国际婚姻”的复杂内容。女主人公八杉恭子战后曾与美国黑人士兵姘居,生下乔尼·赫瓦德,不久,黑人士兵携乔尼回国。恭子在她贫困交加、萌生死念时结识黑市小贩郡阳平并结合,两人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男方最后当选国会议员,女方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服装设计师。乔尼远渡重洋来见生母,但难以公开的神秘身份和罪恶交织在一起,恭子在金钱、权势、亲情的权衡下,亲手杀死日夜思念自己的黑皮肤儿子,反映了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留下的社会问题,时隔若干年后仍带给人们纷繁的迷惘和痛苦。
森村诚一的许多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也同样闪现着时代光芒和生活气息。他从熟悉的大都市的特殊角落,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当今社会的某些阴暗面,将笔触及工薪阶层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的心态,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给他们的震动。他的《中途下车》(1970),在不过五千字的小品中,以沉郁的笔触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群一生历经磨难的公司职员和破产小店主,没有一场爱情有结局,也没有一个家庭身心圆满。知识圈中的众小人物,几对中年男女,他们在出席一场校友会后,各色人等均前途未卜,不知所终,似乎只有一句话可堪告慰:“至少我们还拥有友情。”小说敏锐地触及了经济高速度发展下日本社会的内在奥秘。《虫豸的土葬》(1975)中男主人公,一位循规蹈矩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小职员被解雇,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让他跳进陷阱,把那儿当作漫长人生道路的唯一归宿,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中年人饱经感情创痛后的忧伤、疲惫和沧桑,显示了作者结构短篇的功力和精心。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常态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体现出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也证明了自身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水上勉的长篇小说《雾与影》(1959)和《海的牙齿》(1960),从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汲取精神的滋养,并一跃成为几与松本清张齐名的推理小说家。《雾与影》通过主人公建筑公司经理宇田甚平逐步堕入犯罪深渊过程的细致描写,试图表明主人公为了同贫困和厄运搏斗导致了犯罪,从社会层面探讨内在原因。这同我国墨子所认为的人际关系失常同物质财富匮乏有着因果关系不无相似之处,凸现出战后日本社会中艰难而又多岐途的人生道路。《饥饿海峡》(1962)讲述了一个阴差阳错的恋情悲剧,演绎妓女的人生煎熬和命运作弄,表现了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开拓自己的写作领域。
女作家三浦绫子于1964年获《朝日新闻》征文奖的长篇小说《冰点》(1964)中,主人公辻口医院院长启造的妻子夏枝有了婚外情,以致女儿琉璃子遇害。启造为折磨妻子,故意领养凶手的女婴阳子为养女。阳子年幼时,夏枝不知个中情况,没有血缘的两人渐渐发展出亲密的母女关系。阳子成长后,夏子偶然从丈夫日记中发现个中秘密,从此阳子饱受虐待,关系降至冰点。只是在阳子自杀未遂后,方才从领养的介绍人口中得知阳子不是当年杀死琉璃子凶手的女儿,而是因破坏军婚而被判刑的启造大学同学的遗孤。这种强烈的戏剧冲突和错位巧合,是整篇小说情节与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夏枝与阳子间芥蒂长时间难以冰释,可归于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夏枝心头坚冰的融化是爱对人性恶的超越和救赎,给朴实细微的情节添加了一抹亮色。女作家调动起了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让人意外惊喜之余更找到最真挚的感动。这是一部把思想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得很好的小说,真实细腻地展示人性,表达人物性格心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阳子用自己的简单与执着融化了所有人心中的冰。水上与三浦不属于任何流派,他们的作品却属于真正的“好小说”,也是日本当代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