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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凡是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也是文学创作臻于成熟之际；当一个社会递嬗演变之时，文学最能微妙地将其胎动——人们所感觉到的变化——忠实地记录下来。日本军国主义垮台，美国在单独军事占领之初，采取了解散日本军队、逮捕并审判日本战犯等措施，日本国民误以“解放军”称驻日美军。苏美冷战拉开帷幕，美国企图把日本变为它在亚洲的军事桥头堡，强迫日本按着它设置的轨道前进，以致日本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特殊变化。日美民族矛盾激化，日本人民从对美国的亢奋中回到面对现实的冷静，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整个文学艺术的生存环境与艺术生态陡然变得严峻起来，作家在不停地寻找自身对民族命运和大众生存的独到感悟，将个人感悟和民族感情相融合，使广大读者的情感与作品一起产生共鸣。
一九五一年，日本司法当局以“猥亵罪”为借口，对伊藤整翻译出版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提出公诉，其实是借机对出版界和文坛发出镇压的信号。这一信号引起日本文化艺术界的义愤。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广津和郎动员文艺界，包括基本不问政治或不轻易表示政治倾向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抗议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译书的公诉，立即得到文化名流的热烈响应，突显了民族尊严，强化了文化批判意识，注入了人文关怀。一九五二年，日美当局制造震惊国内外的五一劳动节流血惨案，引起了日本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全国上下沸腾起来。阿部知二、高见顺、梅崎春生等知名作家，在报告文学集《目击者的证言》中，义愤填膺，反驳了日美当局的谰言。那种书写上的纵横睥睨、爱国感情的充分流露，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广津和郎、志贺直哉、阿部知二、青野季吉和宇野浩二等作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为声援营救松川事件无辜被告的正义斗争奔走呼号，广津和郎花费四年半时间完成长篇政论集《松川事件》（1958），既有全景性叙述，又有具体描绘，将这一事件置于特殊的背景和政治生活条件下，沉浸着莫大的悲痛与激愤。宇野浩二也奋笔疾书，写了《世上怪事》，为蒙冤受屈者伸张正义。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质朴的爱国情怀，并同斗争中的群众有着零距离接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贯穿其中，给了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号召与组织方式，表现出了文学艺术界的凝聚力和坚忍精神。在这里我们切不可把以上提到的知名老作家看成是只埋头书斋热衷写作而不问世事的冬烘先生，他们都是有敏锐感觉、颇具批判意识的作家；同时我们也看到，文学艺术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重大事件上展现出伟大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凡是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发生重要关联的文学，往往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列岛民主运动、学生运动高潮迭起，为战后日本重建民族精神过程留下慷慨激昂的生命壮歌。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出现了一系列以青春、成长、励志为题材，颂扬时代高昂精神，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小说。这样的题材和主题，以及其内涵和教育意义，都凝聚在广津和郎的长篇小说《到泉水的道路》（1953）和石川达三的双卷本长篇小说《人墙》（1957）这两部批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融合的典范作品中。《到泉水的道路》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京子，她浑身散发着一股昂扬奋发的激情，积极投身营救松川事件中的无辜被告。《人墙》深情礼赞从事教书育人的启蒙工作者在工会领导下，反对当局向少年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行动，展示了不懈超越自己、超越精神困境的充满激情的青春群像。
二战后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重击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图谋，迫使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也给广岛民众带去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说，牢记侵略战争和原子弹爆炸的史实同等重要。日本文学家称以这个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为“原子弹文学”。伴随着战后文学的全过程，不断出现这一题材引人注目的作品。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6）和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1948），执这类题材小说的先鞭。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醉中醒》（1959）和《祈祷》（1959）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在时隔若干年后广岛血肉横飞的往事仍在折磨着当时的受害者。井上靖的《城堡》（1964）中，原子弹后遗症使女主人公透子面临生存危机，多次萌发自杀念头。井伏鳟二在长篇小说《黑雨》（1966）中，描写一个曾淋过放射尘埃“黑雨”的少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难以寻偶，受尽周围人的冷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1970）的女主人公、旅日华侨妇女柳庆子，同画家麻田晋三在各自遭遇原子弹后遗症，几乎被绝望压垮的时候，进行了一场最富有色彩的恋爱。爱情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更是一种积极乐观、包容互谅的生活态度，唤起人们重新认识理想和信念在生命中的价值。
一个时代消逝后，其时代精神凭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留给后人。大凡以政治风云为题材的作品，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以期在读者心灵中掀起巨大波澜。霜多正次的“冲绳三部曲”——《冲绳岛》（1957）、《守礼之民》、《榕树》（1962），以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通过塑造新人物形象，坚持不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时代前进的要求。《冲绳岛》的主人公山城清吉，因揭发工头勾结美军营私舞弊而被除名，找到了中学教师工作，又因创作了以冲绳回归祖国为主题的剧本被逐出校门，最后当了建筑工人，再缘于带头罢工被解雇。他矢志不渝，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投身于反美斗争。《守礼之民》则将高大洪亮的明天主题发展成为觉醒后的百折不挠，弘扬冲绳伊波乡谢民村农民，为追求光明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榕树》的主人公知花英一是冲绳人民党的卓越领导人，作者通过知花与以党内学生对策部部长宫城哲夫为首的左倾政治路线的斗争，再现了这个有理想追求、有着炽烈情感并与人民共命运的英雄形象。进步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跑道》（1958）和《火凤凰》（1960），以毗邻东京的砂川町人民反对美军强占耕地、扩建军事基地的示威抗议行动，表现了时代的艰难和广大人民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遭遇。真挚的感情和鲜活的描写，使书中充满了日本人民为保卫国家主权顽强战斗的豪迈气概。
对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黑暗内幕的揭露，看来虽似文学上的一个短暂阶段，但是实际上其反思的过程要漫长得多，揭露得也很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揭露和反思，有时甚至是以理想的失落为特色。例如，有吉佐和子的长篇小说《非色》（1963），第一次正面接触到美国社会严重存在着的种族岐视问题，在暴露人性以及在小说文本的构成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这些故事并不来自阶级、政治、道德层面上的伤害，而是与生俱来的族裔原罪。小说围绕战后初期同驻日美军黑人、意大利裔下级军士结婚的日本妇女展开描写，记录她们漂洋过海到美国寻梦，面对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幻想破灭。有吉佐和子的《暖流》（1967）抒发了女作家热爱乡土、反对战争、反对美国修建军事基地的情怀。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时期的种种劣迹，是使日美关系复杂化的尖锐问题。广津和郎的短篇小说《幽灵列车》（1945），带着鲜明的急就章的匆忙，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的严密的审查制度下发表，它通过米原车站副站长在美国军官鞍前马后摧眉折腰的丑态刻画，无可辩驳地说明，下跪的姿势无论多么优美，终究是下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社会派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1958—1960），写了一个昔日身心饱受美军蹂躏的日本妇女，她经常受到精神痛苦的折磨，最后沦为残害善良的罪犯。松本清张在非小说《日本的黑雾》（1960）中，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理性探讨，拨开历史的迷雾，揭露美国单独军事占领日本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其中包括《“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等篇。水上勉的长篇小说《花的墓碑》（1960）是由情节相对独立的短篇组合成整体构架，由驻日美军勾结日本罪犯贩毒、走私和杀人等丑闻作为主线贯串发展。这些篇章表面上互不联系，其实思想内容和背景都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披露了引人关注却鲜为人知的故事，戳穿了日美统治集团的种种谎言，在事件的总体认识和细节考订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读者透过本书可以看穿美国占领当局的政治黑幕。
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和追求受到普遍重视，高雅、通俗、时尚，甚至先锋派与另类文学，同样得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作家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折射、阐释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时代的变迁。作品所跳动的时代脉搏同读者的脉搏共震荡，完成了向多元化文学结构的转变，逐渐形成众多的流派，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短篇小说由于具有形式结构紧凑、主题鲜明的特点，能较快反映现实，蕴含深厚的历史内容，在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建设上不断向纵深拓展，成就更为突出，成为这阶段文学发展的里程碑式标志。
在井上靖的《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1）和松本清张的《断碑》（1954）等中篇小说中，主人公虽然从事的职业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同样的生活和命运，都背着传统的重负，在苦苦寻找着生活的出路。他们在曲折艰难历程中，总结出许多富有创新性的独特感悟。
作为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家庭的悲欢离合、际遇遭逢折射的正是社会的变迁。阿部知二的《日月之窗》（1957），以关西制铝工业巨头神门家族和与之联姻的国粹主义历史学家深志野，以及东北大地主安仁三大豪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战后四十年中的乱世兴衰，折射了日本军国主义由强势到衰微的历史。《日月之窗》的视角不仅限于老一代，更多展示了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各自风云际会的沧桑演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既是富豪名门的兴衰沉浮启示录，也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编年史。战后蜕变期面临裂变与分化的危机，年轻一代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带着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毅然参加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书中年轻一代的选择是一种成功的从家庭中自我超越和灵魂上的脱胎换骨。这个安排使得小说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铺陈出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日本近代史上极其荒谬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法西斯统治，确实在每个人心上留下了伤痕，以致许多人失去了信仰，有些人走上了邪路，但对整个一代青年人来说，沉重的代价不只是创伤，他们在经历了战后初始阶段的迷惑和浮躁后，正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现实做出深思熟虑的文化回归，产生了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时代走向的热烈憧憬。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的实践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世俗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实资源，有足够的空间和机遇供作家发展。许多作家从青年一代的思想、生活和情感中找到了久违的浪漫主义激情。素以报纸连载小说和时尚青春文学畅销小说为主打的石坂洋次郎，一向擅长将“娱乐”和“思想”，“幽默”与“深刻”巧妙融为一体，他以《绿色山脉》（1948—1954）问世为起点，连同他的《山那边》（1949）和《山岗繁花似锦》（1952）并称为“三大新闻小说”，在众多青春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这三本书大多是对青春和理想的向往和赞颂，用充满浪漫唯美的情调对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作写实描摹。他的小说意象含蓄简约，笔墨恬淡自然，意境优美深邃，以其浓郁的青春气息与时代光彩带给人们愉悦的阅读感受，契合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合乎众多年轻人的口味。他的小说也经改编出现在银幕上，书中一群天性活泼自由的年轻人，洋溢着清新自然的诗意和幻想情怀，一下子就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认为，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塑造了众多新型女性形象，准确传神的刻画融合在战后的校园和大公司的背景之中，从而激励读者去关注社会现实，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理想。老作家丹羽文雄则称赞，石坂洋次郎将青春题材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不管绿色象征青春，还是青春的象征是绿色，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富有思想的光芒、生命的血性与青春的激情。爱情天生就与青春血脉相连，他的小说自然属于有关青春的叙述，轻松幽默又充满浪漫情调，其喜剧情节和轻松对话有很浓郁的生活气息。似曾相识的情节在青年男女主人公动情的演绎之下，以鲜明的色彩颂扬生命的春天，让人领悟生命的意义，令人对久违的浪漫邂逅产生无限的向往。虽然经过近六十年的岁月荡涤，书中洋溢的青春活力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稍减。
从民族古老传说和神奇的历史文化找到一个好故事，在感情中塑造人物形象，对日本民族习俗历史作执著追问，这样的小说，它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深泽七郎以《楢山小调考》（1956）挖掘了独特的题材和人物，借用古代题材，探讨了今日的情感话题。人物活动的信州山村，古时人凡是活到七十，即使无灾无病，也由子女送往深山老谷，由野鹫吞食或冻死。女主人公阿铃婆还差一年到七十岁，根据传统延续下来的习俗，主动要求儿子提前背她上山，走向不归之路。阿铃婆的悲剧将生命遭受的双重压迫呈现出来：一是无奈地承受千万重的历史重荷与无知愚昧的结合，一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抑下人性之美与生命尊严的无力。深泽七郎以笔下的僵硬文字将对这种文化习俗、血缘关系、生活伦理类似制度化的延续和否定生命自由的批判，融合在山民单纯而近乎原始的生命活动中。他们在纯朴以至麻木的生活中，追求幸福而不可得，保持善良本性而不可能。作品无情摧毁了山民生活的美好想象，歌颂了对生命的执著，让我们看到母子双方不计后果，不计功利，只为对方的幸福而甘作自我牺牲美好心灵，读毕令人好长时间思绪万千。在如此黑暗的背景里，主人公明亮的灵魂让人回味出文字之外人生的无限沉重。这部短篇小说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冷峻和庄重，三岛由纪夫沉重地评论说：“我读此书恰值深夜两点钟，感到犹如一盆冷水浇身。尤其是最后吃送别饭的非常残酷的那段，一想起来就害怕，其恐惧的性质乃是贫穷的日本人祖先那种非常黑暗和令人厌恶的记忆。”
这类题材的故事被反复改写，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然是深泽七郎的这篇，既美丽又残忍的故事当时轰动了整个文坛。深泽七郎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他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是历史的一种惰性，即陈旧的传统观念和迷信思想汇聚在山民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精神的负累。
文学的新时代将由新一代作家来创造；有“新人”就一定有上升的空间，就一定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进行多样化的推陈出新是时代要求。战后初期成长、以平民化姿态和充溢温情著称的“第三批新人”，以私小说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加上英美意识流手法来建构双重创作方法，进行双向融合与互动。他们选取的题材大多反映寻常百姓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小人物的琐琐碎碎和世俗情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远藤周作、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曾野绫子、三浦朱门等人。尽管他们的小说风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都生活在社会场景里，对时代和生活的认识，大抵是在平淡中的坚守，进步中的回顾。安冈章太郎获芥川文学奖的小说《狐朋狗友》（1953）中，主人公凭借自己敢打敢杀、暴力凶残的个性，惹是生非，为坊间深恶痛绝。作品以此作为情节建构的动力和主体，发掘出生于殖民地朝鲜的不良少年随着市井文化层面的变化以及道德秩序与观念的紊乱而出现的年少轻狂的顽劣本性。作者对类似这样难以消除的畸形劣迹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自然主义地将《海边光景》（1959）陈列在读者眼前，时代环境留下的印记，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细节反映了普通百姓逃脱不出苟且存活的黯淡命运。小岛信夫在《拥抱家族》（1965）中，以复线结构刻画一个无能的中年知识分子，因妻子患乳腺癌陷入感情陷阱，以致影响到家庭。庄野润三的《爱抚》（1949）和《舞蹈》（1950），刻意揭示了婚姻的情感困惑和精神困境。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些作品还描绘了战争中人们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远藤周作获芥川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白人》（1955）中，主人公是德法混血儿。他在德寇入侵巴黎时充任德军翻译，在盖世太保审讯他大学时代同学杰克时，他本以为杰克可能叛变，并希望杰克女友玛丽·泰雷斯也被捕受审，他们却分别自杀身亡。小说意在对世界变成陷阱时陷入其中的人类的生活本质作探索，即作者所认为的“人的行为是依靠被虐和施虐的本能而存在”。他的《海和毒药》（1957）将人引入一段逝去的时光，揭发九州大学在战争期间用美国俘虏作人体解剖实验，揭露日本许多科学家不自觉地成为服务于战争的帮凶，甚至在战后仍然没有任何负罪之感，谴责了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兽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各阶层人士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日益高涨，两国关系向着经济、文化、政冶等各个领域广泛延伸，为中国题材作品的深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清冈卓行获芥川文学奖的《洋槐的大连》（1969）和《邯郸的庭院》（1980），以怀旧和现实相交融的笔调，将飘零异国他乡的天涯游子难以忘怀的往事诉诸笔端，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国的眷恋深情。水上勉的《沈阳之月》（1990），以作者年轻时在沈阳做工头的生活经历，从岁月的深处开掘他同中国工人终生难解的依恋，有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深度。安部公房的《终途标识》（1948），以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大地的风云变幻作为历史背景，从日侨青年T误入中国绿林人马两相对立的火并漩涡而被关进地牢的经历，展示了日侨面临祖国战败投降的底层感。
审美意识随着瞬息万变的现实而流淌，不为旧思想模式所束缚。许多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日本民族心理积淀中形成的具有强大惰性的心理素质和维系方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他们在保持和发展本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前提下，对“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表现出认同的倾向，在创作过程中向西方文化、文学寻求精神资源，因此，出现审美多元化是必然的。
战后日本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寻觅自我开始的，其后发展为自我确认和自我逃避。寻找自我中产生失落感，从失落感再升腾起寻觅意识，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和开高健为首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在寻觅和超越中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这也是贯穿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轴心和主旨所在。上述作家作为表现风格、内容诠释等方面转型的亲历者和探索者，执意更新艺术思想，创作了一些表意性、象征性、寓言型的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就人性内涵及其表现方式而言，前卫的触角，加上独立的思想，时空中看似完全割裂的一些场景和生活碎片，比既往的国内小说更异样，更复杂，更深刻，在文体上也有所突进，挑战传统读者审美极限。他们对存在主义有着极高的悟性，作品中满溢着世界观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刻画了个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力量面前的困惑、躁动和荒诞感，突出了当代人的异化现象。日本文学正在一步步从传统走向现代，拓展了传统阅读空间，显示了这批后起之秀锐不可当的锋芒、探索胆略和青春活力，充满开拓与叛逆的创新精神。安部公房三十余年来情系卡夫卡，他关注或推崇的题材以及呈现的方式，人们还比较陌生。《砂女》（1962）为他赢得国际声誉铺平了道路。他的许多小说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被译成多种外文，风靡欧美。他获芥川奖的成名作《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以意外曲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变化，通过对生活形态、结构的概括和重组以及夸张变形，并统一于一种无序的变动中，使作品凸现出一种气势。他的短篇小说《闯入者》（1952）的主人公K和代表作《砂女》的中学教师仁木，同《墙壁》中的卡尔玛一样，都是些普通人，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始终摆脱不了无休止的悲剧命运和他们所在世界的荒谬。同样的主题和手法也表现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如果说安部公房的特色是变形，那么，大江健三郎则是变态，代表了二者转化的不同向度。大江健三郎的前期作品，钦慕和效法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萨特，后期在此基础上融会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留给文学冒险家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也只有性这一领域”
的思想，并借鉴结构主义，创作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他前期的《饲育》（1958）、《人羊》（1958）等短篇小说，演绎自存在主义文学的新人道主义的胎动，把目光投向纵深的历史和广阔的现实，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化作作品中人物为挣脱外来压迫而作的痴幻追寻，使人感到一个受辱民族的心灵恸哭。《剥芽掐仔》（1958）、《迟到的青年》、《亲自为我擦干眼泪》（1971）等小说和长篇随笔《广岛札记》（1965），折射出历史被引向岐路年代一定层面上的社会生活，使人隐隐品味出书中人物的尴尬处境。开高健的作品也同样不拘泥于来自生活的直接感受，采取离奇的寓意手法，刻画小人物充满悲剧的命运，表现了人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无策，荒诞不经中寄寓着对道德的追求。他的长篇小说《恐慌》（1957），以一个小城镇惨遭有史以来最严重鼠灾为中心情节，寓意于天灾人祸的描绘中，以喜剧性夸张的细节和语言，把面对灾难时人性中的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篇小说在内容方面过于接近法国加缪的《鼠疫》，雷同感冲淡了作品本身的张力。《皇帝的新装》（1957）游戏笔墨无所不在，激烈地抨击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势利小人的双重人格，表现出一种戏谑的荒诞色彩。这种不动声色的深刻，将弗洛伊德阐述的排解不开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矛盾冲突，以一种艺术形式显现出来。与其说这是精英们的觉醒和呼唤，不如说是人性的选择和释放。
伊藤整致力于对乔伊斯的介绍，并根据他的理论提出“新心理主义文学”，并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得能五郎的生活和意见》（1940）和长篇小说《鸣海仙吉》（1950）。由于某些情节明显有乔伊斯的影子，以致文学评论家称他为“日本的乔伊斯”。《鸣海仙吉》情节发生于一天之内，描写知识分子在战后混乱、动荡不安之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他对弗洛伊德和劳伦斯亦情有所钟，长篇小说《火鸟》（1949—1953）借鉴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以奇异的情节编织了一个巧妙的故事。作家以略带忧伤的抒情风格，通过蔷薇座剧团青年男女演员的命运和人际关系，展现了人间的冷暖甘苦，蕴含着人生百味，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斑斓，充溢着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挫折文学”盛行一时，代表作家有高桥和巳、柴田翔、真继伸彦等。这类作品描述了上个世纪日本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艰苦复杂的心路历程。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1964），描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历史大风景。对于日本当年的学生一代而言，这无疑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一场难忘的思想洗礼。这一代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个集体的大行动，在他们行进的路途上，激昂和悲伤、迷惘和豪迈，被驱遣的困惑和奋斗的热情，甚至叹息和泪水、誓言和放歌，都是那样沉重地交织在一起。高桥和巳的《忧郁的党派》（1960），则以一九五二年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斗争和五一流血惨案为背景，表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理承受力弱，无法面对困难，经受不起成长过程中的挫折，终于一个个结束了短暂的人生，反映了青春的混沌和命运的残酷，良知的麻痹和热血的滞流。同一作家的《邪宗门》（1966），小说背景是战前和战后初期，创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兴宗教团体“日之本救灵会”，其信徒过着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平等生活，战争期间屡遭军国主义镇压。小说主人公千叶洁于战争结束时复员归来，成为该会第三代教主，曾率教徒搞武装起义，被驻日美军镇压，千叶洁饿死于贫民窟。真继伸彦的代表作《发光的声音》（1966），描述了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的思想混乱。日共党员中村教授为此产生信仰危机，为解脱迷惘困惑自杀未遂。
在国家几成焦土的二战之后，日本经过朝鲜战争又在原地迅速崛起，撩拨着人们悸动的心弦。因着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匮乏之强烈反差，随着外来文化爆炸和思想激荡，追求美的素质情怀的坍颓与倾斜，许多人的灵魂正在销蚀。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未能同步起飞，某些作品重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周折作艺术探索，对艺术的粗疏警惕不够，而古典理想和道义护卫的缺憾，使艺术精神剥去它斑斓的外衣，往里寻找小说丰富的主题和其鲜明的个性时，就显出捉襟见肘的局促。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1955），宣传暴力、阴谋、色情，刻画男女阿飞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放浪形骸。“太阳族”文学负面影响着青少年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在社会公德方面的认识与实践，反映了体制转换带来的文学场的位移。对于素有“恶魔主义”之称的老作家谷崎润一郎，评论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学的名作》中认为：“把一般观念上非正常的性爱作为主题，这是谷崎润一郎初期作品的特点，施虐与受虐、物恋（物体崇拜）、同性恋等等……总体而言，谷崎是我难以理解的作家。”谷崎的《钥匙》（1956）和《疯颠老人日记》（1961），仍然一贯地固执于女性美至高无上，坚持着对于女性美的病态追求，其中贯穿着男性主人公在女性美面前的爱慕、膜拜和倾倒，而对于妖魔化了的极端女性美，既殚精竭虑，拼命追求，又为性无能自惭形秽。
作家以一种空前坦率的态度，给读者展现了作品中几个主人公表现的一种变态心理和社会道德底线的崩溃，渲染了心灵与官能的狂热，并对人物的性心理施以过多的笔墨，带来负面的文化效应。女作家原田康子的长篇小说《挽歌》（1956），反映斑驳陆离现代都市处于青春路口的叛逆女性对婚姻和爱情做出的新定义。她描写一个带有病态心理的少女，同有妇之夫的年长建筑工程师桂木的婚外恋，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纠葛，迎合了战后青年女性对古老传统意识的反感，反映了战后女性对待婚姻和爱情态度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