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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外侵略战争就是日本近代史的全部。军国主义从猖獗到颓败，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专制暴政。自明治维新以来将近八十余年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在战前那种思想僵化、心态封闭以及理论功用上的政治化、工具化的严酷气候下，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大倒退。日本文化的血脉被严重毁坏，也造成了文学的扭曲乃至对文学基本功能的侵蚀，作品衍变成武士道观念的载体和图解，沦为现代造神、颂神运动的工具。文学虚假的粉饰和超现实的神性，造成了文学断裂和名著难产的处境。这一代作家命运多舛，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坚持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尽量保持内心的纯净，避免尘世喧嚣对文学创作的干扰，坚守一种封闭的写作空间，为自己求得内心平衡寻找一个重要支点。另一方面，在严酷的政治高压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学人中，或抗争，或探索，或屈服。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些稀缺性资源在多数作家身上逐渐流失；有些作家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离于社会边缘，他们的创作个性、主体感受和生命体验，凡此种种，几乎完全被淹没，失去了表达的愿望。某些作家匍匐于军靴与军刀之下，机械地把政治意图敷演成服务殖民战争的工具，不仅失去了价值判断，还丢失了精神品位。其出版的一些作品基本上为一种非文学的气氛所控制，被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所利用，奉行的文学价值观念，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文坛凋敝到几近空白的地步，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所谓文学家，他们炮制以侵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形诸笔端的或是把侵略战争美化成“圣战”，或是把战争责任强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或歪曲描写被它们侵略地区的状况。这一现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和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一些有良知的作家正处于创作成熟时期，由于外在的干扰和自身的限制，被意识形态遮蔽了二十余年，失去创作自由。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成了一个死寂沉没、万籁俱寂、万念俱灰的世界，广大读者引颈翘望作家立足于自己的真情实感，说出他们不敢说的话而不得，这是平民百姓的不幸，作家的悲哀。
日本军国主义被迫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后，社会情绪的动荡与思想舆论的准备预示着文化的复苏，文化专制的锁链被砸断，思想已经解冻，这也是压抑已久的人民大众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用“严冬过后”来描述一九四五这个年份再恰当不过，日本文化有如被打碎的器物碎片，亟待修复，面临着重大的转型。作家获得相对宽松而活跃的创作环境，二战中辍笔的作家重新获得把生命和理想注入作品的机会。当时，日本全民族的感情中，对军国主义有一股蛰伏已久的怨恨与愤懑，面对长期禁锢之后的突然解禁，有着强烈的感情诉求，时代给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而又宝贵的题材和明确的文化方向。时代文化潮流、文学发展走势、民众所需，使战后派应时而生。经历相似、艺术追求接近的青年作家野间宏、中村真一郎、椎名麟三等战后派作家，把握科学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运行的规律切入战争题材，但着重点不再是展现战争场景和战斗行为，而是以写实的手法和人文情怀，通过对法西斯政权对外侵略的战场和后方生活各个横断面的描写，展示出战争对普通士兵的命运和百姓生活的毁灭，深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战后派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命脉都是张扬人道主义的，呼唤人性复归。这些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人们观念上的改变与需要，凸显了一种直面灵魂的历史追问精神，获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先进转化这一长期而痛苦的历史过程的中心环节，对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表现出全新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他们的崛起，成为标志着战后文学蓬勃兴起的第一批报春的燕子。是他们拉开了战后文学序幕，并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了起来。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阴暗的图画》（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以及椎名麟三的《深夜酒宴》（1946）等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小说使人感觉到生命与人格被撕裂的痛苦，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他们以文学痛砭战前法西斯造成的灾难，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顺畅地被社会主流意识接纳，对日本文学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清算战前法西斯政权祸国殃民罪行，成为这个时代人心所向，这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成巨大的潮流。战争期间生活低调单纯且平静，淡到近乎无闻状态的文坛耆宿正宗白鸟和宇野浩二等人，也与时代共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前者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1946）和后者的《回忆草》（1946）等作品，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向体现主流时代意识转变，勾勒终身守护文学若生命的传统文人，再现了他们韬晦中抵御浊雨恶风的旧梦尘烟，可视为摆脱桎梏转向复兴的起步之作。其白描式的叙事手法，反而起到了真实可信的效果，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传统文人半个世纪来的沉静和反思，让他们沉浸在精神的追求与自我的诘问中，曾经怎样在那个时代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想和人文信念，在历史的刀尖上行走。夏目漱石入室女弟子野上弥生子在短篇小说《狐》（1946）中，描写一位青年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为逃避兵役，蛰伏山中养狐以韬光养晦。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企盼因病死去，反而是一种“轻松的诱感”，折射出战争烟云下的人生本相。林芙美子的《漩涡》（1947），写的则是一位阵亡士兵家属，现实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从未使她对人生和生活绝望过，赋予这位单亲妈妈一种劫后余生的尊严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时过半个世纪，现在重读会发现，上述几个短篇确实将人们的悲欢与时代风云紧密结合，具有对普遍苦难的觉醒和对活着的深深眷恋，然而也不免读之生发作者急于发泄心中积愤的“急就章”之感，但它们透露的毕竟是感人的春天气息，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
井伏鳟二的作品《遥拜队长》（1950）的主人公冈崎悠一，在二战中在马来亚战场任小队长，战后卸甲归田。他染法西斯军队流毒颇深，动辄用一连串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用语向村民发号施令，凡举行盛典或仪式必向天皇所居皇宫遥拜，沦为村民笑柄，得了个“遥拜队长”的绰号。作者以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牢牢把握住这个背着军国主义思想枷锁、“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喜剧人物“性格的乖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冈崎上演的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表现作家对人性的弱点或者在现实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有层次地展现作为战争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病态和人性病态。高度的幽默不是表层的笑料和浅俗的噱头，而是作品的内涵和韵味，是运用夸张幽默寓庄于谐，把严肃的主题巧妙地掩藏在嬉笑怒骂中。其最大的特点是笑中带泪，前仰后合的笑声过后，发人深省。小说的语言为乡俗俚语与现代都市语言的整合，作者运用这些方言俚语，随手拈来，自然贴切，完全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展现出了奇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对战前文学扬弃后结成的有序链条，为日本的所谓“战争文学”注入了新的含意和活力，具有更深层地使读者领悟到痛心疾首教训的反讽意味。
田宫虎彦的《画册》（1950）从不同角度见证了战争带给整个民族的灾难和伤害。中学生福井义治的哥哥在“淞沪会战”中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做了中国的俘虏竟未剖腹自杀，获释后被日军处以极刑。于是，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一连串反应，父亲悲痛欲绝而精神分裂故去，母亲外出打工，人们避之犹恐不及，无人雇佣。义治被警方错抓，并因哥哥而惨遭酷刑，及至真犯落网才躲过一劫，但不堪蒙冤系狱，义愤填膺而自缢。家破人亡，滴血泣泪的心灵创伤，见证了一个狂热的时代。但第一人称的“作者”同福井义治之间过多场景缠绕，反而使作品淹没在故事的繁杂中，无法让人专注省思于福井义治受残酷迫害的悲愤和痛苦之中。如果说，田宫虎彦的《足折海角》（1949）、《画册》、《菊坂》（均1950）等一系列作品描写了饱受战争破坏和精神创伤的遭遇，那么，《银泉悲剧》（1952）和《千棵松原》（1955）则让人不难从形势的变迁中觅得爱情毁灭的踪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以上几篇小说都风靡那个年代，因其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关心所在、情感所系，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狄德罗所说的那样的艺术效果。
日本很在意本民族的遭遇，但有人却竭力掩盖战争罪行，更有甚者去歪曲、美化侵略战争。忠实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文艺创作，在日本至今仍是一个说不清、写不尽、不过时的话题。能站在高层次、开阔的广度与深度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时间和条件，更需要作者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梳理，最终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评论家小田实在《和平的伦理和论理》（1966）中指出：“在战后二十一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诗人小海永二也说：“战后日本有关战争体验的文字，只从被害者的观点和立场，而没有从加害者的观点描述。”“据说荒原派代表诗人鲇川信夫在日本战败前，在福井县伤兵疗养院，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写了《战时手记》，描述了日军烧杀淫掠，从而探讨战争的内在根源，并试图揭示日本军事体制的本质。”他认为日本文学总体上与此背道而驰。
战前就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作家，从未停下思考和著述的步伐。他们团结在日本共产党指导下的文学界统一战线组织——新日本文学会里，核心人物是日共党员中野重治和宫本百合子，其他重要作家除日共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外，还有德永直、壶井繁治等党员作家。他们根据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对生活的体悟，以深刻的思想观念和独特的文学追求，用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对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篇章。该会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与《近代文学杂志》之间展开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争论，构成了民主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最富于争鸣和探索意义的时段，反映了进步文学阵营对在创作题材与美学范畴拓展现实的敏感与关注。
战争除了给人类带来痛楚和离散，还造就了对理想和信仰的忠诚。那一直保持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晦暗不见天日的年月里成为支撑精神世界的一种隐蔽而强大的力量。日共党员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和《风知草》（1946），以女作家生平经历为蓝本，在纪实的基础上创作，展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记忆和沧桑巨变后的思索。百合子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白色恐怖下，丈夫被捕后她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动人事迹。战争是惨烈的，革命是艰苦的，但作为文学创作，女作家的笔触却始终是审美的。这两部力作实现了对个体命运挫折和苦难的超越，升华了自己的生命，给日本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日本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让读者在感受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领略到细腻的浪漫主义情感。
壶井荣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1951）、《二十四只眼睛》（1952）等作品，以饱满的情感和流畅优美的文笔，深入挖掘历史事件中的人性故事，是红色经典中的光辉篇章。壶井荣是一位充满母爱的女作家，经历了诸多世事后，把眼光锁定在人生感悟上，仿佛总用一颗更优于常人的轻灵之心去看待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塑造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走进了人们的心中。她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曾获一九五二年艺术院奖。女主人公寅大娘经历了痛苦的家庭聚散离合，依然荡漾着美好感情的涟漪。她的独生子作为少年飞行员血溅蓝天，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经历，给寅大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痛。丈夫在美军空袭中葬身大海，她失去了至亲，只身归隐田园。人类通常无法选择灾害，但却可以选择面对灾害的态度。她领养一名孤儿，视同己出，关爱有加，把两颗破碎的心重新缝合起来。
《二十四只眼睛》与此互为表里，作家以十二名学童的成长经历为线索，用她清新朴实的笔触，书写了对濑户内海一小岛校园风光和往事故人的回忆，营造出一股淡淡的乡愁和忧伤的情绪，给文坛吹来一缕清新的风。这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曾掀起一股“壶井荣热”。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偏僻小岛的大石久子，用心灵装饰和编织十二名一年级学童的彩色童年。然而，那场侵略战争摧毁了玫瑰色的校园梦，若干年后，五名同学应征入伍，二人遇狙殒命，一人双目失明。在战后废墟，故人久别重逢，回味那个充满阳光与梦想的纯真年代，把个人的真情实感融入民族、人类生生死死的大主题中。大石久子和学生仿佛从梦中归来，这小岛如今那么柔和，静得像没有一点儿涟漪的春水，那一缕缕师生情，被女作家化为诗意的背景。
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讲述的是，作者妻子战争期间身心经受难以历数的磨难，空袭死于非命，诉说了战争把妇女也同样地拖入噩梦的疚恨，平静、质朴地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父亲、作家这三重身份形诸文字，借以折射整个社会的变故。德永直的《熬煎》（1948）并不依靠情节取胜，而以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准确的把握，把笔锋深入到女主人公夏子的内心，颂扬了一位下层妇女面对苦难淡定乐观的生活态度。小说虽然有苦难的叙事，但不是在玩味和展示，而是为了超越，旨在励志。这位作家偏重社会时代和宏大叙事的《静静的群山》（1949—1954），无论对作者本人或对日本战后进步文学而言，其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这篇小说写的是战争期间搬迁到山区的东电公司青年工人，在老共产党员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同公司上层分裂工会行为的斗争，同当地贫苦农民结成工农联盟并肩战斗的经历。小说通篇主题鲜明，表现黑暗制度下的贫困群体并展示他们的苦难和抗争应该是这部长篇最大的成就。其所以成为战后进步文学的经典，就在于德永直内心真正地把揭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使人感觉到一种宏大的生命律动，一个永远向往未来不知疲倦的灵魂。
中野重治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1955）和佐多稻子的《干闺女》（1978），都是大人和孩子间的故事。书中不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生离死别，只是反映平凡的日常生活，告诉人们，虽然时代在变，价值在变，但是亲情真挚不会变，将永远存在下去。
一些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从总体的艺术构思到具体的艺术把握，都呈现出引人注目的新特色，话题设置新颖别致，从不同层次和侧面，生动形象地描述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素有“日本短篇小说之神”称谓的志贺直哉，在不满三千字的小品《灰色的月亮》（1946）中，把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凄惨遭遇刻画得异常感人，是在为那场战争中底层人群的命运呼号。井上靖在他的成名作《斗牛》（1949）中，刻画了战后初期暴发户和投机商人的尔虞我诈，闪烁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阿部知二的《人工庭园》（1953），透过女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对校方死抱住战前法西斯一套的管理制度，揭示了战后初期知识女性在整个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对人生价值新的理解和追求及与旧事物彻底决裂的心态。
战后，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空前高涨，那个“书荒”年代之后，阅读的狂热以一种爆发的速度蔓延开来，带动了文学出版事业的空前活跃。感到匮乏是一种觉醒，也是对战前违背艺术规律的严酷报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刊物，迎着半个世纪浩劫后的文化荒凉，首次打破了二十几年的禁锢，竞相发表老作家在战时不可能发表的旧作，揭开了战后文坛的序幕，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这些曾被旧时代的喧嚣所淹没的有着特质的作品公开发行，呼应者思想启蒙和人性觉醒的主潮，带着光辉与荣耀重返自已熟悉的领域，被压抑了的个性和独立性得以复苏。
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的创作是他中期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这一小说在二战时期的一九四三年曾公开发表于《中央公论》第一、三两期，由于主题情节背离了当时的政治要求，遭到法西斯当局查禁。谷崎可能由于政治色彩淡薄，超然物外，同反战活动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当局意志的表现，从而逃过一劫，并于一九四四年自费出版上卷共二十九章。在绝大多数作家岁月蹉跎的情况下，谷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未搁下手中的笔，尘封数年后，战后中卷于一九四七年、下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继问世，成了历史脉络被割裂后的再续。《细雪》选择大阪船场莳冈家四姊妹的情感、命运为纽带结构全书，述说豪门儿女性格迥异，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行进的故事：四妹妙子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勇敢私奔，平添了一丝现代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气息；三妹雪子对爱情的完美主义和情感的曲高和寡，也令她一直遇不到可对之心甘情愿说“我愿意”的男人。谷崎润一郎将笔触伸向这些都市女郎的心灵世界，用细腻真实又不无诗意的笔调书写四姊妹的身世，她们怀揣各自的梦想，终日徘徊在等待与寻觅的地平线上。她们的人生轨迹、情爱历程各具特色，却又有着同一时代背景下共性的特征，彼此呼应着构成了一道风景。作者发扬日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增加了故事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作品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事物名称后面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文学评论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学的名著》中披露：法国作家萨特访日时，曾向日本作家表示，日本现代文学中《细雪》最杰出，“出色地描绘了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塑造的是日本年轻女性的典型形象。”萨特是透过异国文化的视角来捕捉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亮点的。布克奖创设者、英国出版名人马斯开尔也以类似的评语说：《细雪》向西方读者生动地展现了日本的风土和生活特色，对日本女性形象的刻画是深入心灵的，并表示：“在这一点上，我和萨特的观点是一致的。”
《细雪》把文言虚词和独有的关西方言熔于一炉，形成一种地域特色，奠定了“关西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地位。
在一个由禁锢走向开放的时代有太多阅读上的美要去发掘，要去展现。以风俗小说著称的老作家永井荷风，人生经历厚重，几乎看透人间世事，常人看来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是他的创作题材，反而是那些生活中潜在的小事物成为他的《勋章》（1946）和《舞女》（1946）描写的对象。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把孕育了东京的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和民风淳朴的浅草地区特有的人文环境、多彩的风土人情、鲜明的人物性格，演绎得别具一格，并通过贫民窟小贩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舞女命运的变迁，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世态。
其他老作家也在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的炽热心态下恢复了艺术青春，不断有佳作涌现。如有“早稻田文学领袖”之称的丹羽文雄、舟桥圣一等老派爱情书写者，仍然流风余韵不绝，延续着惯用招数，以平易诙谐的笔调描述艺妓和酒吧女郎等凡人小事的“风俗小说”，描摹战后普通老百姓情感、生活观的变迁，表现出浓浓的跨越时代的人文精神。他们虽然在题材方面似乎没有多大拓展，但在作品中却把凝重的社会生活同醇厚的民俗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战后初期的历史画卷，使文学的主体性得到了复苏。
战后初期，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了适应读者的欣赏习惯，作家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欲望追求，重视命题、立意的厚度以及问题意识。在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艺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出现了全方位和具有建设性的大转换，同战前的作品相比，他们的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文化上的落差。通过这种人类文明的文化反思，令人感到战后文化居高临下的优越。然而，它又不是凭借传统审美的中断所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而风行一时。正如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指出的那样：战败投降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战后文学应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防止历史重演，因此，作家应写战前所缺乏的那种精神。
松原清一等人也指出，战后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上，都同战前有本质上的迥然之异。
大江健三郎所言“日本现代文化史中所缺乏的东西，正是战后文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文学在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的社会生活中，曾经灿烂夺目，其后盛极而衰。如今，沉默了半个世纪后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辉，给日本文学重建带来了转机，使日本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时期短篇小说的成绩引人注目。一般情况下，短篇小说总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拓展心理时间，或多或少揭示出一个比较单纯的生活哲理，看似简单，实质却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其艺术处理上也须有统一的艺术构思，而且这种构思往往严谨，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篇幅小，要迅速反映现实，焦点集中，这些特质正适应了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倾吐他们在风雨如晦中的痛苦和哀楚，清晰地烛照各种人物心灵的迫切要求，而读者也翘首期待感受时代脉搏，从而把握生活本身，调整自己的精神格局。另一方面，大乱之后一切还没有固定下来，来不及对历史作宏观的思考和仔细的推敲，多年的深厚积累只能浓缩展示，因此，反映在作品中有一种急就章的匆忙感，这个时期的中长篇小说还不能与之后六七十年代相媲美。
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激情涌动、竞相喧哗过后出现了表现战后各阶层人物的命运和心态变化的作品，开始把视野推向多方位，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追求不同的格调和形式。无赖派（又称新戏作派）火红一时，代表作家有太宰治、石川淳、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等。流露于他们笔端的是，知识分子在战后初期风云变幻的时代更迭中产生的信仰迷失、价值错位、非理性泛滥和新旧体制交替蜕变中的心态失衡，表现出一种感伤忧郁和生活上的放纵，着意渲染出世悖时的人格扭曲，要么麻木不仁，寻求精神麻醉，要么被颓唐的社会腐蚀成以醇酒和婚外情为最高追求的蠹虫，实际上是历经震荡之后，自豪感与自尊心被伤害后浮躁心境的反映。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1947）、自传体长篇小说《人间失格》（1948），以及坂口安吾的《白痴》（1946），带着失落和浓浓的哀伤，难以跳出自暴自弃的误区，反映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漫天迷雾中的世态心灵。
战后初期，这种时代嬗变，不仅导致了相关之文学现象的复杂，使文学的发展充满变数，而且和战前形成的思维定势发生明显差异，从封闭性走向了开放性。特别是“性”，在军国主义统治下长期是一个禁区。战后，文学不再画地为牢，也只有在军国主义垮台后，性才与艺术美、神圣美相结合，给文化多样性留下生存的空间，这是对数十年来敏感禁区的一次实质性的突破。以田村泰次郎、井上友一郎为代表的肉体文学派，以极具探索性的题材令人耳目一新，其大胆突破的话题引起的影响较大。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1974），以劫后余生的娼妓在风尘世界暴力、险阻、性爱等交织的坎坷遭遇，表现了她们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1950），讲述日本废除通奸罪后一个家庭内部的情爱纠葛。这类作品开创了战后新时期日本文学创作打破“性”禁忌的先河，是对过去法西斯对文学艺术禁锢和镇压心理上的逆反和行动上的惩罚，应当说他们还是较好地把握了尺度，没有直接而露骨的性描写。不论作品的倾向性如何，他们至少可以让人们的思想打开一扇窗，了解解除了禁忌、解放了感觉的乌托邦文化的想象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