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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诗人:拓宽题材,追求新角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诗坛面临着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诗体的重建以及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等三大课题,诗歌流派的递嬗呈现出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给在军国主义长期窒息下的呆滞陈腐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而有益的空气。

战前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仍然着意于开阔视野,扩大题材领域和追求新的表现角度。在现代诗歌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堀口大学,打破了在战争期间的沉默,写了《山巅的气息》(1945)、《冬心抄》(1947)、诗集《人类之歌》(1947),辑录了他在诗歌园地耕耘长达二十个春秋的代表诗作。岁月沧桑,遗留给大地许多或丰碑或废墟文化的碎片,这些从来就是诗人吟咏的对象。《山巅的气息》幻化出宇宙间勃郁的生机,是堀口漫长诗歌创作生涯中的佳篇。

告别了污邪的土地,

登临山巅呼吸那儿的空气。

我们久已习惯了,

尘世间的污浊气息。

听,苍苍昊天在咆哮,

狂飚豪雨仿佛是血气方刚似的在吼叫

瞭亮的声音响彻浩茫天宇

回响在渺渺烟云霄

对着星星呼啸

啊,大地!我们生活在你们身边久矣,

做了那么多任性的事!

诗啊!

从山巅气息中吟起

诗是最自由地抒写情感体验的艺术。这首诗不禁令人想起当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话:

诗人却把天空景象所焕发的一切光明、天空行进与呼吸的每一声响,都呼唤到他的歌词之中,并在那里把它们锻铸得其光闪闪、其声铮铮。可是诗人——假如他是一个诗人——并不仅仅描绘天空和大地的显象。诗人在对天空加以观察时所呼唤的是一种东西,它在自我揭示中遮蔽自身的显现,并且的确就是那遮避自身者。

诗人在这里使用的是借物寓意、抒情言志手法,使“兴”的范畴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诗人不是一笔一笔地勾勒,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怀抱,血脉中奔涌着拥抱大自然的狂喜热血,胸中积垒着奇异诡谲。大地指向天堂的质问,是回响在人心深处的召唤,借助歌颂自然景观的壮丽,抒发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深情向往。评论家认为,这首诗借助汉语的表现方法,追求东方的空灵味道。它粗犷凝练,抒发慷慨激昂之情,留有明显的汉诗痕迹,其动人韵律如天籁之音缭绕。这首诗虽以个人“小我”开始,却始终散发出浓厚的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大我”气息。

诗人释迢空是日本国文学界的长老,民间文学研究也是他生命里一份执着的追求。他在长诗中时而使用“反歌”手法,采用五音、七音。这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但经诗人巧妙安排,因内容和形式上创造性建树而增神添采。他的《猪殃殃》抒情感人,虚无缥缈之间更觉其表现的情感蜿蜒连绵,发端与收尾一气呵成。该诗对神秘崇高的宇宙精神悠然神往,对自然的神性有发自灵府的会意,评论家认为反映出日本诗歌传统的“幽玄之美”。所谓“幽玄之美”,便是已经内化为整个日本文化的血肉,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猪殃殃》再现古体诗神韵,在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中融入了现代艺术气息,潇洒飘逸,摇曳生姿。漫步在这首小诗所铺设的古典路径上,感觉荒草萋萋的心灵也渐渐复苏了春意。《猪殃殃》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成为一个关于生命和希望的符号,勾勒出艺术激情与理性的艺术秩序的平衡。

万籁俱寂的夜晚走出家门,

行走在通幽曲径,

隐约瞥见什么东西

擦肩而过——

好像听到什么动静,

是我心中不知的话语——

悄悄细语轻轻掠去。

那猪殃殃的穗在摇动,

小径渺无人影。

以反战闻名的老诗人金子光晴,战后活跃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一线,勤于笔耕,出版了《降落伞》(1948)、《鬼儿歌》(1949)、《人间悲剧》(1952)等诗集,后者曾获一九五三年度“读卖文学奖”。他的《〈破晓歌〉序诗》,在自然界光线变化下的天地景致色调差别中撷取灵感,抓住黎明、窗里窗外等有典型意义的时间、地点、事物入诗,表现晨曦与落日西沉,体现自然清新、远离都市的风格,抒发当代人情怀与审美理想。在生活观念多元化、人生信仰支离破碎的时代,这首诗弥漫着一种灵魂皈依的情绪:

熄灯吧。不久就是黎明。

一个像削去水肿皮肤的剃刀般锋利的黎明。

敞开的窗户里,

流溢出一缕清爽的愁思。

钞票。此时此刻,

只看成一片片废纸。

窗外苍白的风景,

追逐着一个即将完结的梦,

在逃遁面前踯躅。

地平线上,

一具具沉重的灰色僵尸、

累累的肉体。

如果能进入诗人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真正发现并领略到其中的艺术美,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只有心灵高洁,才能奔涌出崇高的审美情趣,才会蕴育出高品位的诗歌。读以上老诗人的名篇佳作,似乎需要情的投入和艺术的想象,只有在我们像诗人写诗时那样饱含激情,并通过艺术想象真正进入诗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他们诗句的洗练典雅,注重真实、真情、真善美的展现和深度挖掘,以及深刻的诗意和高妙的艺术。

依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散文诗这种形式“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井上靖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充满深情和想象力的散文诗,恰恰证实了波德莱尔所说的这一艺术原则。诗人写道:

悲哀的大海,悲哀的长空,今天依旧是一片蔚蓝,一片清澄。由于你们悲惨的死,通过你们悲惨的死,今天,好不容易使我们形成了一个思想:

只追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别人的幸福,个人怎么会幸福。

只追求本国和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别国的和平,本国怎么会有和平。

如今,我们想把这种思想奉献给你们的悲惨的死;如今,我们只有祈祷,永远安息吧!亡灵!

——《硫黄岛安魂碑碑文》

真诚的诗人,因其真诚便朴素自然地表达出真挚的感情,而真情最动人。华丽的外表时常掩盖着内心的空虚,真正放光的东西总是朴素的。也正因为如此,《硫黄岛安魂碑碑文》赋予了我们重新审视那场残酷的战争悲剧的崭新角度,同时他发自内心的咏颂,使他的诗人功底得到了展示和发挥,赋予了这些被他忆起的往事以永恒的诗性。

语言文字是诗歌的载体,在一首诗中,语言的形式和风格占有十分的高度。以上几位诗人表达他们对客观事物的独特的敏锐感触,用细腻的笔触宣泄内心浓郁的诗意,充分体现了他们遣词造句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构成了他们诗的语言特点。他们在充满哲理化的思想中表现出自己独到的风采和气韵,是用心和血、情和真,探索着人类丰富的层面,发掘人类共性中某种带有本质含义的东西,故一直到现在还让人们不时徘徊在各色各样的梦幻中。这不禁令人想起《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海。”没有大性情的人断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一九四六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同俳句诗人之间的所谓“第二艺术论争”,对当时还存在着封建保守倾向的歌坛震动很大。桑原认为,短歌、俳句内容陈腐,格调僵化,不足以反映纷纭万状的社会现实,而且俳坛盘根错节,封建保守的陈规陋习比比皆是;“俳句是另有其他职业的老弱病残的业余消遣。不是现代人镂心刻骨对待的一门艺术”,“充其量不过是第二(意即次要的)艺术”,因而主张“从义务教育课程中剔除”。进步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也写了《歌的条件》(1946),臼井见吉写了《同短歌诀别》(1946),和桑原采取同一主张。可以看出,桑原等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表现了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在他们的冲击下,自从战前就垄断俳坛的“杜鹃”派开始凋零,中村草田男主持的“万绿”派等则进行了某些改革。 XVPwYvaccraU0TvmDk7O9tlD3dDIW1gKTOWghuVl/nYm4E7utS7HzU8CQH4dAx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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