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诗人：拓宽题材，追求新角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诗坛面临着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诗体的重建以及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等三大课题，诗歌流派的递嬗呈现出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给在军国主义长期窒息下的呆滞陈腐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而有益的空气。

战前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仍然着意于开阔视野，扩大题材领域和追求新的表现角度。在现代诗歌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堀口大学，打破了在战争期间的沉默，写了《山巅的气息》（1945）、《冬心抄》（1947）、诗集《人类之歌》（1947），辑录了他在诗歌园地耕耘长达二十个春秋的代表诗作。岁月沧桑，遗留给大地许多或丰碑或废墟文化的碎片，这些从来就是诗人吟咏的对象。《山巅的气息》幻化出宇宙间勃郁的生机，是堀口漫长诗歌创作生涯中的佳篇。

告别了污邪的土地，

登临山巅呼吸那儿的空气。

我们久已习惯了，

尘世间的污浊气息。

听，苍苍昊天在咆哮，

狂飚豪雨仿佛是血气方刚似的在吼叫

瞭亮的声音响彻浩茫天宇

回响在渺渺烟云霄

对着星星呼啸

啊，大地！我们生活在你们身边久矣，

做了那么多任性的事！

诗啊！

从山巅气息中吟起

诗是最自由地抒写情感体验的艺术。这首诗不禁令人想起当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话：

诗人却把天空景象所焕发的一切光明、天空行进与呼吸的每一声响，都呼唤到他的歌词之中，并在那里把它们锻铸得其光闪闪、其声铮铮。可是诗人——假如他是一个诗人——并不仅仅描绘天空和大地的显象。诗人在对天空加以观察时所呼唤的是一种东西，它在自我揭示中遮蔽自身的显现，并且的确就是那遮避自身者。

诗人在这里使用的是借物寓意、抒情言志手法，使“兴”的范畴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诗人不是一笔一笔地勾勒，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怀抱，血脉中奔涌着拥抱大自然的狂喜热血，胸中积垒着奇异诡谲。大地指向天堂的质问，是回响在人心深处的召唤，借助歌颂自然景观的壮丽，抒发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深情向往。评论家认为，这首诗借助汉语的表现方法，追求东方的空灵味道。它粗犷凝练，抒发慷慨激昂之情，留有明显的汉诗痕迹，其动人韵律如天籁之音缭绕。这首诗虽以个人“小我”开始，却始终散发出浓厚的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大我”气息。

诗人释迢空是日本国文学界的长老，民间文学研究也是他生命里一份执着的追求。他在长诗中时而使用“反歌”手法，采用五音、七音。这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但经诗人巧妙安排，因内容和形式上创造性建树而增神添采。他的《猪殃殃》抒情感人，虚无缥缈之间更觉其表现的情感蜿蜒连绵，发端与收尾一气呵成。该诗对神秘崇高的宇宙精神悠然神往，对自然的神性有发自灵府的会意，评论家认为反映出日本诗歌传统的“幽玄之美”。所谓“幽玄之美”，便是已经内化为整个日本文化的血肉，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猪殃殃》再现古体诗神韵，在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中融入了现代艺术气息，潇洒飘逸，摇曳生姿。漫步在这首小诗所铺设的古典路径上，感觉荒草萋萋的心灵也渐渐复苏了春意。《猪殃殃》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成为一个关于生命和希望的符号，勾勒出艺术激情与理性的艺术秩序的平衡。

万籁俱寂的夜晚走出家门，

行走在通幽曲径，

隐约瞥见什么东西

擦肩而过——

好像听到什么动静，

是我心中不知的话语——

悄悄细语轻轻掠去。

那猪殃殃的穗在摇动，

小径渺无人影。

以反战闻名的老诗人金子光晴，战后活跃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一线，勤于笔耕，出版了《降落伞》（1948）、《鬼儿歌》（1949）、《人间悲剧》（1952）等诗集，后者曾获一九五三年度“读卖文学奖”。他的《〈破晓歌〉序诗》，在自然界光线变化下的天地景致色调差别中撷取灵感，抓住黎明、窗里窗外等有典型意义的时间、地点、事物入诗，表现晨曦与落日西沉，体现自然清新、远离都市的风格，抒发当代人情怀与审美理想。在生活观念多元化、人生信仰支离破碎的时代，这首诗弥漫着一种灵魂皈依的情绪：

熄灯吧。不久就是黎明。

一个像削去水肿皮肤的剃刀般锋利的黎明。

敞开的窗户里，

流溢出一缕清爽的愁思。

钞票。此时此刻，

只看成一片片废纸。

窗外苍白的风景，

追逐着一个即将完结的梦，

在逃遁面前踯躅。

地平线上，

一具具沉重的灰色僵尸、

累累的肉体。

如果能进入诗人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真正发现并领略到其中的艺术美，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只有心灵高洁，才能奔涌出崇高的审美情趣，才会蕴育出高品位的诗歌。读以上老诗人的名篇佳作，似乎需要情的投入和艺术的想象，只有在我们像诗人写诗时那样饱含激情，并通过艺术想象真正进入诗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他们诗句的洗练典雅，注重真实、真情、真善美的展现和深度挖掘，以及深刻的诗意和高妙的艺术。

依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散文诗这种形式“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井上靖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充满深情和想象力的散文诗，恰恰证实了波德莱尔所说的这一艺术原则。诗人写道：

悲哀的大海，悲哀的长空，今天依旧是一片蔚蓝，一片清澄。由于你们悲惨的死，通过你们悲惨的死，今天，好不容易使我们形成了一个思想：

只追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别人的幸福，个人怎么会幸福。

只追求本国和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别国的和平，本国怎么会有和平。

如今，我们想把这种思想奉献给你们的悲惨的死；如今，我们只有祈祷，永远安息吧！亡灵！

——《硫黄岛安魂碑碑文》

真诚的诗人，因其真诚便朴素自然地表达出真挚的感情，而真情最动人。华丽的外表时常掩盖着内心的空虚，真正放光的东西总是朴素的。也正因为如此，《硫黄岛安魂碑碑文》赋予了我们重新审视那场残酷的战争悲剧的崭新角度，同时他发自内心的咏颂，使他的诗人功底得到了展示和发挥，赋予了这些被他忆起的往事以永恒的诗性。

语言文字是诗歌的载体，在一首诗中，语言的形式和风格占有十分的高度。以上几位诗人表达他们对客观事物的独特的敏锐感触，用细腻的笔触宣泄内心浓郁的诗意，充分体现了他们遣词造句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构成了他们诗的语言特点。他们在充满哲理化的思想中表现出自己独到的风采和气韵，是用心和血、情和真，探索着人类丰富的层面，发掘人类共性中某种带有本质含义的东西，故一直到现在还让人们不时徘徊在各色各样的梦幻中。这不禁令人想起《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海。”没有大性情的人断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一九四六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同俳句诗人之间的所谓“第二艺术论争”，对当时还存在着封建保守倾向的歌坛震动很大。桑原认为，短歌、俳句内容陈腐，格调僵化，不足以反映纷纭万状的社会现实，而且俳坛盘根错节，封建保守的陈规陋习比比皆是；“俳句是另有其他职业的老弱病残的业余消遣。不是现代人镂心刻骨对待的一门艺术”，“充其量不过是第二（意即次要的）艺术”，因而主张“从义务教育课程中剔除”。进步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也写了《歌的条件》（1946），臼井见吉写了《同短歌诀别》（1946），和桑原采取同一主张。可以看出，桑原等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表现了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在他们的冲击下，自从战前就垄断俳坛的“杜鹃”派开始凋零，中村草田男主持的“万绿”派等则进行了某些改革。 0PrsnGjGmnODRTwkYai0DKu0hMvBA7CiOIeKAl0n/Qwx1VK2KDvw/WBaHmQHgR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