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氏三兄弟
张煦一家可谓典型的书香之家。张煦共有兄妹四人。大哥张烈（字渭南，1911—2008），1925年与张煦一起从无锡到上海上中学，就读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初中），又于1927年兄弟俩同入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大学）读预科（高中）。张烈于193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后留学美国（自费），新中国成立前曾在上海从事行政工作，抗战后期任湖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弟张熙（字森北，1919—1987），1939年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张熙先是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52年响应国家支援西部建设的号召，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支行工作，先后任科长、处长等职。妹妹张宝珠（1921—），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后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曾任上海纺织工业局副科长等职。
张煦一家父子四人同为交通大学毕业，并非出于偶然。当时的交通大学是上海乃至整个华东一带最先进的新式大学，校舍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学风严谨，办学质量高，名声显赫，许多名门望族都希望将子女送到交通大学求学，以在交通大学就读为荣。根据民国时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凌鸿勋晚年的回忆，“中国家族观念较重，每有父兄进入一校，而其子弟往往以进入同一学校为荣。南洋办理较早，而同一时期第一流学校又少，所以此种现象颇为显著”。
比如，交通大学著名化学教授、抗战时期重庆分校主任徐名才一家兄弟姊妹7人（名才、名植、名标、名模、名朴、名枢、云裳）都先后毕业于交通大学，后来，徐名才的4个子女（世焘、世燕、世照、世珍）也全都就读于交通大学。被誉为数理界“胡氏三杰”的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三兄弟也先后毕业于交通大学，然后留学美国（胡明复、胡刚复为庚款公费留美），又先后回交通大学任教。张煦的好友张钟俊，一家三代都从交通大学毕业。据张煦女儿张迅玲介绍，他们张家一家以及她的母亲一家，共有16人先后就读于交通大学。可以说，张煦一家是十足的书香门第，而且各自均学有专长，在不同的行业都有所建树。
张煦昆仲三人，性格各异。老大张烈人如其名，属于急性子，性格外向，好交际，爱好广泛，尤其喜欢球类运动。张烈在交通大学求学时，是个风风火火的人物，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每每学校组织活动，必有他的身影。而张煦性格温和沉稳，偏内向，不喜欢出风头，爱好不多，整天就喜欢埋头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且为人谦和，深得父母喜爱。据张宝珠的回忆，每到寒暑假，大哥与二哥从上海放假回老家无锡，大哥张烈很少待在家里，在外面总有很多朋友，很活跃；二哥张煦则相反，整天待在家不出门，喜欢读书看报，手不释卷，成为邻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张煦还喜欢将家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写成简报的形式，贴在墙上。喜欢写作，喜欢将自己所经历的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张煦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养成的习惯。直到张煦92岁住进上海华东医院之前，他一直坚持记录和整理每年每月所写的文章、手稿、书信、参加的会议活动、会见的人物等，如今我们仍能从他的档案资料中查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手书整理保存的每年发表的文章目录、手稿、各类证书，以及当时报刊对他各种事迹的报道等，甚为详细。
弟弟张熙则处事细心得体，人缘很好，办事很有条理，善于经营理财，适于银行财务等工作。由于处事谨慎，为人低调，与世无争，张熙在整个人生历程中一直比较顺利，包括在“反右”及“文革”时期也没有受到冲击。虽然从职业和经历上看，张煦跟张烈少年时期开始就一起到上海上学，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又同为大学教授，都是电机工程学院科班，算是同行，但由于性格上的反差强烈，工作以后他俩的来往不多。相反，张煦跟张熙关系很亲密，到中年以后还保持经常联系。
张煦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是很幸福的，因为他既有一位受过新式教育，且学有专长、事业心很强、眼界开阔、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父亲，又有一位一生勤勉、治家有方、温良慈善的母亲。加上他们兄妹四人均自幼勤奋好学，你追我赶，学业都不俗。据张宝珠回忆，父亲张德载对她的三个哥哥要求比较严格，在学业上必争上游，似乎必须考上名牌大学不可，而对她没有什么要求。按当时的传统习惯，女孩子大多只上完小学或中学，不一定都得上大学。但张宝珠也不甘落后，看到三个哥哥学习都很努力，都上了大学，她也非要考大学不可。于是，她以三个兄长为榜样，努力学习，也考到上海的沪江大学。
张煦的母亲对孩子很慈爱，平常从不责备苛求孩子，而是尽量让他们在家里过得舒适自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确实是很难得的成才环境。张煦到了老年还经常回忆起自己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怀念那段美好时光，觉得自己一生真是很幸运，非常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我有温暖的家庭，自幼深得父母双亲的爱心。我一生能够健康和快乐成长，多半来源于双亲抚育之恩，使我永世难忘。”
青少年时期快乐成长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基础教育，为他一生的事业追求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他曾说：“回溯过去，感到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青年时代的大学生活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即便在中年以后遇到困难和挫折，他总会想起青少年时期立下的决心和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能够默默地忍耐和继续坚定执着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