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1年初春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一位老师的来电，说是受中国科协委托，正在做一个采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课题，要采集资深院士张煦教授的学术成长资料，要为他作传记，想来采访我。

放下话筒，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60年前的情景。60年前，我有幸成为张先生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又成为先生的助手。1956年，我跟先生一起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又在成都一起工作长达22年，直到先生1978年调回母校交通大学。这么多年的师徒相伴，目睹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先生所经历的坎坷以及一直不放弃，为我国通信事业所做的诸多贡献，令我十分钦佩，也感慨良多，难以忘怀。

1952年初，我是交通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国家通知要我们提前毕业。因此，我们三年级就开始上专业课，其中“长途电话”这门课就由张煦先生上，我就正式成为张先生的学生。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学习委员，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我还是张先生这门课的课代表，跟先生的接触自然要比其他同学多一些。课代表的作用是在教师与学生间传递信息，把同学们的反映向老师汇报，同时将老师的要求传达给同学们。那时候张先生住在校外比较远，每天中午就在学校，也不休息，我就趁中午去找他。那时张先生还不到四十岁，属中青年教师，对学生很亲切，同学们都不怕他。我的家乡跟先生的家乡隔着太湖相望，算是老乡，因此比较谈得来。

回想起来我很幸运。1952年，我提前毕业留校了，先是在电工教研室跟张钟俊先生做“电工数学”的助教一学期，第二学期转到电讯系，分配给张煦先生当助教。20世纪50年代初的交通大学电机系，最有名的教师，除了年长的钟兆琳、朱物华等老教授，中青年教授可能就算张煦和张钟俊两位先生了，我能给他们两位当助教真是很幸运。这两位先生以前是交通大学的同学，是同窗好友，又一起出国留学。张煦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科学博士，张钟俊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博士。他们的讲课，各自有特色，同学都很喜欢。张煦先生讲课中带有比较浓重的无锡口音，但声音洪亮，很平缓，很清晰。他讲课很有耐心，基础概念讲得很深透，讲究逻辑和系统性，又注重实验和应用。板书也很整洁，他甚至经常在上课之前好久就要到教室来，先把每节课要写的板书在黑板上写好。他说这是以免上课写板书耽误时间，其教学认真的程度很令人钦佩。我们那几届的同学，一提到张煦先生，都很怀念，很敬佩。

我给张煦先生当助教，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张先生上课要用到很多电路图，要先在大纸上画好，上课时挂上去。我就帮他画图，他上课用的所有挂图都是我画的。第二，就是组织小组讨论会（seminar）。先生讲完课之后，由我来组织同学讨论和讲解辅导。第三，带学生实验和实习。先生虽然已经是教授了，仍然亲自指导学生实验和实习。每个实验一般由他先带一次，我去当助手，之后的几次就由我来带。实习也是由他先规划联系好，我带学生出去实习。每天实习结束，晚上我要打电话给他汇报，他提出意见，非常认真。

1954年底，我被派到天津大学进修，听苏联专家捷吉列夫教授的课，但仍然跟先生保持密切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听课的笔记进行整理，加上印发的俄文讲义寄给先生。他后来根据苏联的讲义，翻译整理成为教材出版。第二年，天津大学电信系搬到北京，组建北京邮电学院，我也就到北京了。直到1956年8月，我进修刚刚结束，接到通知，要我们电讯系搬迁成都。我才回上海几天，就跟随大部队一起到成都来了。

到成都之后，我跟张先生一起在有线系长途电话教研室，我继续当他的助手，但也要准备独立开课。当时长途电话通信正在从频分制发展到时分制，我在做这方面的准备。那时张先生是系副主任，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平时有些事务，就由我来帮他料理，包括暑假他回上海，我就帮他代领工资。当时学校刚开办，条件艰苦，但是教师们都很认真，张先生还是保持交通大学的教学风格，要求一贯的严谨。

第二年暑假，我带学生到上海电信局实习，结束之后回成都就发现形势很紧张。学校要组织批判，要“反右”，说某某人在年初的发言不对，要批判。张先生被卷入批判之列，我们因为过去有的会没有参加，都不知道原因，不知该怎么办。当时我们觉得他较多是说老教师要多发挥作用等，但是上面说要批判，我只好不发言，后来就被批评说我“反右”不积极。

张先生刚来成都的时候是正教授，住四室一厅的大房子。被划为“右派”后，搬到别人住的一套房子里面的一小间，面积不足8平方米，我去看的时候感觉很心酸。先生不会做饭，又一个人在成都，每天拿个饭盒到食堂打饭吃，生活很单调，也很孤单。但是，先生一直在认真做事。当时电子管正在更换成晶体管，他就开始钻研晶体管，后来出版了《晶体管载波电话原理》，这本书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到后来，搞数据通信、光纤通信，他都起带头作用。尤其他翻译的《数据通信原理》，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当时学校里遇到什么要翻译的资料，很多都得找他。后来我们科研上遇到什么问题，就请他给大家讲解，请他讲原理。他总是站在科技的前沿，及时给大家指导。另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生还多次到全国各地的电信企业讲课，除了四川，还有上海、南京、杭州、郑州、石家庄等地，推广晶体管载波机、数据通信技术。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总是四处奔波，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非常辛劳，但很有收获。国内许多重要电信企业的技术人员都听过他的讲课，都尊他为老师。

“文革”结束后，先生终于调回上海，大家都为他庆幸。因为他一个人在成都，年纪大了总不是个办法，大家都想帮他。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出版的书特别多，我每次去看他，都看到他在写书，不停地写作。但是在成都这些年，他生活上确实太困难。他原来在上海的家，山阴路的房子是很好的，楼上楼下独立的单元，后来“文革”时被别人占领，只剩下一间，生活上很窘迫。但先生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在事业上不但没有荒疏，还永不停步，在我国通信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起了带头作用。先生在壮年时期被耽误了，但他一直奋斗到老年，六十几岁调回上海交大，把原来基础比较薄弱的电信专业，建成为国内知名的电子工程系。在他年逾七旬之际，又创立光纤技术研究所，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非常不容易。

回想起来，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跟随先生，学到很多治学和工作的经验，也体会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先生在近60年的时间里，为我国通信科技所做的贡献，实在无法简单评价；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是令人痛心；他晚年得到的应有评价和待遇终于使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看完母校科学史系王延锋博士等所写的这本先生的传记初稿，感慨很多。先生那几近传奇的一生经历终于可为更多的后人所知，先生立志报效祖国科学事业的爱国热忱也理应成为后辈的楷模。

如是之故，应王延锋博士之邀，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乐民
2012年3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