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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前夕，家人为张煦安排了一次传统的婚姻。张煦的第一位夫人名叫杨同昭。杨同昭比张煦长一岁，跟张煦是无锡同乡，而且还是表亲。杨同昭的母亲是张煦的姑母，他父亲的妹妹。他们是在1936年，即张煦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后结婚的。这场婚姻是一次秉两家父母之命加上本人意愿的结合。虽然不算自由恋爱，但也相处得比较好。说来奇怪，张煦的父亲张德载以及张煦本人都受过新式教育，接触的是西方科学文化，但在婚姻问题上仍接受父母之命，可见他们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影响是非常深厚的。诚然，父母也许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张煦在家中深得父母喜爱，父母当然希望给儿子找一个他们自己喜欢而且熟悉的儿媳，以便以后好相处。此外，张煦此时已经到了当婚年龄，即将远洋留学，父母怕误了婚期。在出国前结婚，有了家室的牵挂，以保证他学成后及时回国。按当时中国传统家庭和社会的习俗，历来有一种近乎铁板钉钉的说法，认为近亲结婚，亲上加亲。据张煦后来的回忆：“当然，这并不科学，近亲结婚……”
张煦提起当时婚姻的情形时，常说他自己很“懦弱”。这也说明，他当时主要是顺从父母的安排，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
婚后一年，杨同昭生下一女，取名张圆玲。其时，张煦正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圆玲”，似蕴含团圆之义，张煦父母很期盼儿子早日学成归国，夫妻团聚。张煦后来也常说，当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虽有学校和公司挽留，但他毫不犹豫地辞行回国。一则自己是国家公派留学，学成必须报效祖国；二则家有父母妻女，期盼早日家庭团聚。
1940年秋，张煦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时值日寇长驱直入，战火染遍江南。张煦先秘密回到上海，杨同昭从无锡来到上海迎接张煦，然后设法回老家无锡与家人团聚。数日后，张煦又秘密返回上海，坐船经香港转乘飞机赴重庆。两年之后，杨同昭带着圆玲，乘长途汽车，一路风尘颠沛来到重庆，在芹园宿舍临时的小家，终于实现了团聚。虽然正值抗战烽火，但在大后方，也算暂时有一个安生之所。可意想不到的是，1944年春，杨同昭再度怀孕时不幸罹病，被从居所急送重庆曾家岩美军医疗站。由于山路颠簸，交通不便，途中不治身亡，胎儿也死于腹中，遗体后来转运回老家无锡安葬。此后，张圆玲一直留在无锡老家，由张煦父母抚养成人，直至江苏医学院大学毕业，后来在江苏句容江苏劳动大学医疗系任教师。张圆玲夫妇都是医生，张圆玲主内科，她的丈夫主小儿科。张圆玲夫妇有一女儿唐岚，也在无锡。张煦很喜欢唐岚这个外孙女，常自豪地跟别人说起她。唐岚也不时打电话问候或跑到上海看望外公，老人感到很是欣慰。
张煦与杨同昭的结合虽然是父母之命，而且杨同昭不幸过早离世，两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也就两年多时间。但两人从小相识，性格比较接近，杨同昭也受过比较好的中等教育，知书达理，两人相处甚好，这场婚姻也算是幸福的。张煦后来还经常怀念起他的亡妻，说杨同昭“为人好，善良老实，治家务井井有条。在世之日，使他一直能安心工作”。
女儿圆玲由于长期不跟张煦生活在一起，父女感情比较淡一些，但相处还算比较好。杨同昭去世后，张煦续娶了第二位夫人李梅，即圆玲的继母，生下小女儿张迅玲，圆玲与迅玲相处也比较好。张迅玲后来长期在国外，每次回国看望父母，圆玲也从无锡到上海与他们相见。圆玲的继母在上海去世时，她一家还从无锡赶来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