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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煦的同届同学以及前后几届交通大学毕业的同学，出了不少我国科技界的精英，不少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一些学科领域的开创者、奠基者。当时的交通大学为何取得如此成功呢？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培养理念、教学体制、管理方法，相对独立自主的办学环境，民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投入等因素外，当时的交通大学名师云集、学风严谨、学术氛围浓厚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据张煦及其他同学的回忆，当时在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最有名、对学生影响最深刻的教授，有教授无线电的张廷金教授、电气工程师钟兆琳教授、指导电机实验课的马就云教授等。此外，还有教过他们的物理教授裘维裕、数学教授胡敦复、化学教授徐名材、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英文教授唐庆诒（唐文治长子）等，不仅在交通大学很有名气，教学上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对张煦的学术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张廷金与钟兆琳教授。
我国无线电先驱张廷金
张廷金（字贡九，1886—1959），江苏无锡人。自幼丧父，家境清寒。但他聪明好学，性格坚韧，学习优异。1904年，张廷金受一位小学教师的资助，来到上海考入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中院上中学。在当时众多优秀学子的竞争中，张廷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表现特别突出。他解答物理、化学、数学教材的习题集，竟然被一家书局看中，编辑出版。1909年，张廷金以优异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毕业，毕业考试中有包括语文在内的三门课成绩为满分。作为交大最好的毕业生之一，他被学校推荐参加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的选拔考试。当时的校长唐文治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爱贤若渴，亲自解囊资助这位身无分文的学子21元的路费，让他进京赶考。张廷金不负众望，从630名各校推荐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荣膺载有47人的录取榜单，成为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1909年10月，张廷金与胡刚复、梅贻琦等一起，从上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航美国。他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科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电机科，专修无线电专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张廷金先在美国威斯尔豪斯公司（Westinghouse，现西屋公司）实习，于1915年回母校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执教，历任电机工程科副主任、主任，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代理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沦陷为孤岛的最艰难时期，民国政府对交通大学的财政支持逐渐减少，学校生存艰难，许多教授、学生离开了学校，有的到了重庆重建交大分校。1942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愤然辞职。由于敌人封锁，学校的很多实验设施、图书资料没有办法运走。眼看辉煌一时的交通大学即将毁于一旦，张廷金忍辱负重，在学校董事会的推荐下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时称私立南洋大学），在法租界以私立大学名义维持办学，苦苦支撑直到抗战胜利。
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先驱。20世纪初，无线电通信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步走向实用，直到1929年，世界性通信网才开始形成。张廷金学成归国时，中国无线通信技术尚在起步阶段。他回国后，开创了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多个第一：在中国首先开讲无线电专业课程；1917年，建成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中第一个无线电实验室；1920年，研制成功我国自行设计组装的无线电台。由于张廷金在无线电事业的先驱性工作，因此被誉为中国无线电元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信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8年，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决定建造无线电台。张廷金被委以规划经营的重任，仪器配置由他一手规划设计。除一些主要部件从国外进口外，其他零配件等均由学校教师设计加工，自行组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台终于在1920年1月落成。电台分上下2层，共6室。收发的电报，距离可远及秦皇岛、汉口、广东、日本等地。这是我国首次自行研制组装无线电台，也是当时我国首座大功率无线电台。1920年12月，在新建成的无线电实验室又组装了最新式的收报机，能接收法、德及美国沿太平洋各大电台的信息。当时通信技术刚刚起步，国内的其他无线电台大多聘请外国人设计，成本很高。因此，业界评价张廷金组建无线电台“所费极小，而所得至大”。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廷金强烈渴望祖国强盛，信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希望将自己所学知识用以救助国家。1927年，他与朱其清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三极锐电公司。这是国内早期从事无线电收发报机生产的3家企业之一，其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产生了比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34年10月，张廷金同顾毓琇、恽震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这是向往国家繁荣、民族振兴、工业强国的电机工程界、教育界爱国人士，为实现“实业救国”梦想，为促进电机工程事业的发展，自发联合起来成立的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电机工程界学术团体。学会确定了“联合电工界同志，研究电工学术，协力发展中国电工事业”的宗旨。这一学会即是著名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前身。
张廷金对张煦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无锡同乡，而且张廷金比张煦的父亲张德载仅小两岁，两人几乎同一时期到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求学，算是张煦的父辈。父辈的成功榜样是无形的激励作用。张廷金身材高大英俊，性格坚毅，办事公正果断，数学和英文功底都很好。张煦同样身材高大英俊，学习刻苦努力，数学和英文基础也很好，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张廷金很喜欢张煦这个小同乡，将他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非常关心和照顾，尤其对张煦刻苦努力的精神很是欣赏。二是在专业引导上，张廷金作为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先驱，他不但在国内大学率先开设无线电课程，让张煦得以了解无线电的端倪。而且张廷金对这个专业的广泛应用前景把握得比较准确，在国内率先推动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张廷金还经常给学生讲述世界无线电发展史，盛赞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使张煦深受教益，立志向前辈学习。在张煦后来一生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中，马可尼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在哈佛求学时，他将莫尔斯、贝尔、马可尼三位电子通信领域杰出人物的相片挂在宿舍墙上作为鞭策，一直到他回交大工作时，这三位偶像的照片一直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张廷金当年留学哈佛学习无线电，获硕士学位。后来张煦考取庚款留美，在选择学校专业方面直接受到张廷金的影响。三是在毕业分配上，张廷金负责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分熟悉各个学生的特长，尽力为每个学生找到合适的单位，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张煦的成绩在班上最优秀，求知的欲望很强烈，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性都较强，性格较偏内向，很适合于进一步深造和做研究，张廷金将他推荐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上海），这为他后来考取庚款留美和进一步的学术深造打下了基础。张煦晚年有不少回忆纪念恩师张廷金的文章，其中提到张廷金对他的提挈和帮助最多，认为张廷金办事公正，关心学生，是他以后在学业上能有所成就的关键人物。
此外，通过张廷金的关系，无线电发明人马可尼被邀请到交通大学访问。偶像马可尼对张煦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就在张煦快要毕业的1933年冬，马可尼造访交通大学，并在工程馆种植无线电铜柱天线，这是张煦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张煦后来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可尼来访对他的影响。1986年，交通大学为纪念马可尼来访而在校园内重建无线电铜柱天线时，张煦还专门为之作文。
马可尼（铜柱右侧）在交通大学植铜柱天线
1933年12月8日，无线电远距离通信发明家、意大利人马可尼（G.M. Marconi，1874—1937）来到交通大学访问，受到全校师生和上海市无线电同行及校友的热烈欢迎。马可尼此次来访，是作为他晚年到世界各地巡视他的无线电通信制造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他先后经过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然后由东北进入我国，经大连、北平、南京等地，于12月7日晨抵达上海。
12月8日下午，马可尼来到交通大学，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容闳堂亲自主持欢迎仪式，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以及蔡元培先后致辞。当天虽然下雨，可全校师生以及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华学艺社、上海广播无线电台、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各学术团体，共约六七百人竞相冒雨前来，希望亲眼目睹这位伟大发明家的尊容。下午四时许，在容闳堂门口挂满了欢迎的彩旗，学生在学校干道两旁排成队列，夹道欢迎，张煦等电机工程学院的学生排在距离容闳堂门口最近的两侧。张煦近距离目睹心中的偶像，十分激动。在他的记忆中，马可尼身材高大，言语不多。由于马可尼来上海途中突然患感冒，当天并未发表学术演讲，只有简短的致辞，但这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了。
在马可尼到交通大学的当天下午，学校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发明家的来访，特地在刚建成不久的工程馆中心左侧场地上植立无线电天线圆柱，由马可尼亲手参与植立仪式。后来在抗战时期，天线圆柱不幸被拆毁。改革开放后，经中国电子学会委托和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朱物华的倡议，学校决定恢复重建这一纪念天线圆柱，并于1986年5月在校内重建完成。天线圆柱落成之时，学校特地请当时的见证人张煦作一序文。他欣然答应，在序文中写道：
马可尼（1874—1937）是举世公认的无线电通信工程先驱者，他毕生从事无线电通信实验，最早利用电磁波传播来实现两地间可靠的通信，并且接连不断地改进实用的通信系统设备，以延长两地相隔的距离。是他，首先成功地完成越洋无线电通信，标志着无线电时代的开创，他被称为无线电远距离通信的发明家，是无可争议的。
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首次在纽芬兰收听到大西洋彼岸英格兰发来的无线电“S”信号，收发两地相距3500公里，其后，马可尼乘船在海洋中航行，继续从事无线电通信试验，白天接收信号距离达1120公里，夜晚距离达2500公里，这就肯定了短波无线电报远距离通信的实用性。
马可尼在1896年的早期实验中，发信机利用赫兹的火花式阻尼波发生器，收信机利用改进的检波器，收发两端都装置马可尼于1895年设计的有线圈调谐的垂直圆柱导体天线，用了这种天线，才使原来赫兹实验的最长距离20米延伸至14公里，所以这种原始实验使用的垂直圆柱导体天线有重要的历史象征性，值得为后世纪念和景仰。
后来30年中，马可尼开始创办制造公司，又在军队服役，在海上游艇做试验，不断改进通信系统的设备……马可尼的一生，确实对无线电工程做出了重大的卓越贡献。
钟兆琳（1901—1990），字琅书，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其父钟养圣（1878—1940）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一个见多识广，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读书人。1914年，13岁的钟兆琳考入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18年升入大学部电机专科。由于他学业优良，也热心参加学生活动，被当时颇负盛名的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社选为干事。1923年钟兆琳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次年赴美国留学，不久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电机工程师钟兆琳
1927年，钟兆琳回到交通大学任教，历任电机系主任、电工器材制造系主任。1955年，国家决定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当时，很多教师不愿意西迁。钟兆琳作为很有影响力的老教授，带头动员，年轻教师们纷纷响应，搬迁顺利完成。后来，钟兆琳任西安交大教授、陕西省电机工程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并当选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业很优异的钟兆琳，在大学生涯经历不少坎坷。先是因病休学一年，后来还被学校开除过一回，差一点未能完成学业。在钟兆琳读大四的那一年，高校学潮风起云涌，颇不平静。大学生们参与民主政治活动非常积极，对学校的管理民主也有很高的期望。时任代理教务长的张廷金对校风学风的整顿十分严厉，在学生心目中有比较高的威望。1923年3月，张廷金开除4名校领导额外加塞进来、成绩不良的学生，全校师生一致拥护，但因有损校长卢炳田的利益，卢逼迫张廷金辞职。事情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怒，学生发起了“驱卢风潮”，性情耿直的钟兆琳首当其冲，走在护校护师队伍的最前列。结果，3月底卢炳田签发《通告》，要惩办此次风潮的首要分子，钟兆琳等9位学生遭到学校开除的处罚。此事进一步惹怒了全校师生，在全校教师和学生们不懈的斗争下，以卢炳田被撤职而告终，陈杜衡继任校长。随后，学校470名学生联名为被开除学生写请愿信。在广大师生的奋力抗争下，陈杜衡只得将事情经过如实呈报交通部，并撤销开除决定，钟兆琳等重返教室，得以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他因该学年各科成绩居电机工程科前5名，获得了“老山德培奖学金”。
毕业后，钟兆琳先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教师。1924年，钟兆琳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康奈尔大学电机系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Karapetoff）主持。卡拉比托夫在众多学生中间，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与众不同：钟兆琳有着非凡的数学才能，数学考试几乎总是第一名。他的学位论文，也深得卡拉比托夫欣赏。因此，卡拉比托夫经常以钟兆琳的成绩勉励门下弟子。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工科硕士学位，在导师的推荐下，到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当工程师，1927年回交通大学任教。
20世纪30年代，钟兆琳曾指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这是我国第一代自主研发的电机，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我国电机工程大师。由于他过硬的专业功底和动手操作能力、对教学的执着热爱、幽默风趣的语言及与学生天生的亲和力，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传奇式的一代名师。
张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写文章谈起他当年的老师钟兆琳教授，感情深厚。他谈到钟兆琳记忆力很强，很有演讲才华，而且教学要求严格，很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对他的影响很大：
钟先生是祖国电机工程师摇篮的创建人，又是民族电机工业的首席顾问。他自康奈尔大学学成回国，在交大电机系对每届三、四年级学生授课，结束了过去聘请外籍教授的局面。回忆当年钟先生在课堂上以熟练的知识和生动的口才，启发教育我们，每一个学生被吸引着，专心聆听和思考。钟先生又在工程馆新建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让学生动手操作最完美的基地。他不仅仅在教学上具有超一流水平，而且是大学与工厂密切合作的倡导者。书本理论与实验操作相结合，专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钟先生做得多么完美啊！钟教授在交大辛勤耕耘了60余年，哺育出成千上万的有用人才，他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一代电机工程大师。……交大之所以有优良传统，能够驰名中外，成为第一流理工科大学，与钟先生等老一辈的献身精神和无私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毕业学生不论分配到什么不同的工作岗位，永远铭记着老师培育我们的恩德，从老师身上汲取巨大的鼓舞力量。
从张廷金到钟兆琳，再到张煦，可认为是交大三代学者学术积累的大致脉络，很有典型意义。张廷金作为首批庚款留美回国的学者，起到了开山辟路的先驱作用。回国后，他开启了我国无线电学科的教育事业，建成电台、实验室乃至工厂等，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家处于战乱，时局不稳定，经济实力很弱。交通大学师资还显得比较薄弱，教员大量依靠外聘，代价高昂而且不稳定，教学安排也不能自主灵活。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时局趋稳，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采取一系列扶持措施，大幅增加对国立大学的经费投入，张廷金的弟子钟兆琳等逐步回国，交大师资逐步得到充实，教学体系趋于完善，教学安排也更为自主了，交通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开始步入辉煌时期。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就是张煦在交通大学学习的这几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特别高，后来我国许多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奠基人等大师级人物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毕业的。
此外，张煦就读交通大学期间，校长黎照寰和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廷金、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的远见卓识和管理才干对他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张煦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又多次跟黎、张这两位过去的领导有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或精神上的激励，多次写文章忆及黎、张这两位领导与师长对他的影响：
1927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大读书，包括预科3年和本科4年。实际上预科（相当于高中）时学校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名教授亲自任教。我们在“中院”的教室上课，住宿则在后面的“新中院”。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房间，新中院楼上楼下全部是宿舍，很热闹。我记得每一年级的任课老师很多是从各地著名高中，例如扬州中学调来的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教课认真，一丝不苟。我们学生怀着尊敬的心情用功上课，晚上都到图书馆的阅览室认真复习。因当时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图书馆容纳得满满的，大家专心学习，秩序良好，一到晚上9时半，大家回宿舍。图书馆离新中院很近，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自觉学习，学习非常好。记得当时同学传诵的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
1930年秋季开始，我们进入本科学习阶段。宿舍先是在南宿舍，也在上院最高一层，很多同学住一个大房间。上课主要在上院，也有一些在中院。一年级在中院上化学课，在上院上物理和数学课。物理教授是裘维裕先生，化学教授是徐名材先生，数学教授是胡敦复先生。在中院和上院分别有个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由助教来上实验课，他们都不错，大约比我大十来岁，也是交大毕业的。当时上课非常严肃、认真，如在上院阶梯教室上物理课，同学们早早地在固定位置上坐好，绝不可能迟到。8点整，讲台后的门一开，裘教授走出来，非常庄严。门后面是教员休息室、实验室等。二年级，杜光祖教授上应用力学课。三年级，电机系的钟兆琳、马就云教授以及机械系的陈石英教授给我们上课。
1933年建成工程馆，楼下有两个大实验室，右边是陈石英的力学实验室，左边是钟兆琳、马就云的电机实验室。这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学习士气。钟兆琳、马就云老师的优点是动手能力强，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学生们3人一个小组，装机器。马就云老师远远地看着，有一次见到我使用机器扳手方向弄反了，立即上前来纠错。钟兆琳老师与华生电气公司有联系，很多设备是请他们捐赠的，由此增强实验室的力量。
那时中文课是由国学大师唐文治老校长的得意门生陈柱尊教授执教，英文课则由唐老校长的长子唐庆诒教授主讲，都是一流水平。
四年级时我们电机工程系电信组的30多名学生，就在工程馆后面的小红楼里上课和实验，环境安静。同学们相互友好团结，教师们热情指导，给同学们极好印象。记得那时的主要教授是张廷金（贡九）先生，他是小红楼的主人，负责管理所有上课、实验以及毕业分配等重要事情。特别对于毕业生分配，张先生一手掌握着重要的要人单位、排列次序，另一手则掌握着毕业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把最合适的毕业生介绍到各单位就业，那时我毕业分配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正是由张先生亲自考虑决定的，我感谢他处事公正和合理。
记得在1934年那一时期，张贡九先生已是国内无线电的先驱者，而无线电在国际上正在那时期开始兴旺发达。那时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迎合人们的爱好，张先生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在这样的时机带动中国学生向无线电进军，加入国际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