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最初称为南洋公学，由清末洋务运动晚期代表人物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是国内最早的大学之一。1930年，张煦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交通大学，就读电机工程学院电信工程门（专业），随之住宿也搬到了南宿舍30号，而其兄张烈则进入电机工程学院电力工程门（专业）。

到张煦就读时期，学校已经有电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比较有名的院系，其中以电机工程学院为最有名，培养的杰出人才最多。当时，全校在校学生总共大约六七百名，在张煦毕业的1934年，毕业生有137名。当时的交通大学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材、实验器材等方面全面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许多教授也是从美国聘请，或是交通大学毕业后派到美国著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留学归来的学者担任，因此学校被誉为“东方MIT”。与张煦同年毕业的1934届校友中，后来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常多，如钱学森与朱兰成，两人都在20世纪40年代（也许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受聘为美国著名理工科大学（MIT）的正教授。其中，朱兰成与张煦是同班同学，后成为世界知名的雷达专家，为创建台湾新竹交大电子研究所（台湾新竹交大前身）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杰出的校友还有张光斗、曹鹤荪、季文美、王达时，后来分别在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担任校长或副校长。还有俞调梅、丁观海（丁肇中之父）、张思侯、张钟俊、方文均、吴杭勉等，分别在同济大学、台北大学、美国东北大学、上海交大和光华大学等大学任教授。还有去世比较早的辛一心（著名造船专家）、徐人寿、庄前鼎等。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1934届可谓人才济济。

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始建于1908年，开始称“电机专科”，属于三年制专科，是国内最早开办的电机专业，也是交通大学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系科之一，被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的摇篮”。1908年秋，学校聘请美籍教员海腾为电机科主任，聘期一年。海腾离任后，1910年，学校聘请美籍威斯康星大学学士谢尔顿（S.R. Sheldon）继任电机科科长，并建造电机实验室，后又增聘美籍教员桑福（H.B. Sanford）、汤姆生（G. Thompson）等外籍专家为教授，为电机学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15年9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后考取庚款留美到哈佛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张廷金应唐文治校长之邀回国，担任电机科教员，创办无线电专业。1921年，原电机专科改为电机工程科，分电力工程门、有线电信门和无线电信门，学制从以前的一年预科，三年专科，改为四年制本科。1927年秋，张廷金开始担任电机科主任。1928年秋，民国政府教育部将交通大学原有的土木、机械、电机工程学院合并为工学院，学制四年，张廷金任首任院长。在张廷金、谢尔顿、汤姆生以及后来加入电机工程学院的钟兆琳等一批教师的持续努力下，电机工程成为交通大学最强的专业，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入读。到20世纪30年代，电机工程学院已经建成比较完善的教学体系，各主干专业课均由当时国内有名的教授讲授，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对基础科学课程，比如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等要求严格外，还十分重视实验和实习。在张煦就读期间，新建实验大楼（原称恭绰馆，后改称工程馆），仪器设备均从国外购买，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仿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名、实力最强的电机工程学院，各地优秀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报考。比如，原来在北京上中学的钱学森，在临近高中毕业时，分别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做了一番调查了解，经过对比，最后还是选择到交通大学深造。

张煦对青年时期在交通大学求学的情景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感觉那是他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追忆青年求学时期，我们学生确实很幸运，交大新建几幢校舍，学习和生活环境优越。那时有众多的著名教授给我们讲课，又有完善的新型实验室让我们动手操作，使学生毕业时掌握了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学到了治学和为人的根本道理。

当初学校里一幕幕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记得那一时期，由于有很多教授是留美回国的，交大的课程设置和实验装备大多仿效美国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因此交大被公认为“东方的MIT”，这个称号深得广大师生的欢迎，也为国内其他理工科大学所钦羡。我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和MIT的研究院留学，果然发现交大的教学计划和设施，以及各年级所用教材，都与MIT的极为相似。那时同在美国留学的交大同级同学钱学森和张钟俊等也有同样感觉，大家认为我国这样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办法是有效的和可取的。

不可否认，交大在过去的年代里，教学上确实取得出色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和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的亲身经历和许多校友的回忆都指出，那时一年级至四年级都有经验丰富的著名教授亲自给学生们讲课和指导实验。

班上同学团结友好，反复朗诵一条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我们确实经常互相鼓励，你追我赶，一同前进。当年数理化课程，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师亲自讲授，每个学生全神贯注地听讲、记笔记，气氛严肃认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

当时交大有崭新的体育馆，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爱好，参加不同的运动锻炼。星期六下午，大操场校级足球比赛，交大球队是有名的，几乎全体教师学生都出来，看台上坐得满满的。我们高声唱着啦啦歌，鼓舞球队士气：“南洋南洋……十一个足球上将，都道德高、学问好、身体强……”，这曲歌词至今尚能背诵。歌词写得好，球赛仍不忘德智体育全面发展。

学生的业余爱好丰富多彩，经常有校内、校际演说比赛和辩论会，学生中有很多人在休息时间唱歌弹琴。那时我也参曾参加英语演说比赛得了奖，又学会唱几只英文歌，有一支是铁路工人之歌，现在还记得。学生中没有人抽烟，学校里从未举行舞会，也没有听说学生谈恋爱。我们在用功学习之余，文娱活动不少，大家高高兴兴的，从来没有感到生活枯燥。记得那几年开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校庆展览会，实验室全部对外开放，多么热闹。四年级下学期春假期间照例有毕业旅行，铁道部提供几节硬座车厢，学生自带行李，睡在车厢地板上。我们走遍了北京、长城、青岛、泰山，参观几个大工厂，游览名胜古迹。毕业旅行给学生们广开眼界，增加实际知识，激发热爱祖国的心情，巩固集体生活的友爱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大学经历了多次专业调整和分拆。先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除了机械、电信、造船以外的其他专业均被调整到其他高校或新成立的院校。接着是1956年，交大电信专业全部搬到成都，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1957年，学校大部分又搬迁西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交通大学原来很强的传统学科被严重削弱甚或完全取消了。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调整和重建，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这些学科的教学水平和实验条件仍然没有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很难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张煦1978年调回母校任教，曾对学校状况给出这样的评价：

本科生三、四年级技术基础课的教学实验原有设备都已经陈旧，实在与我校的名气不相称，而一时又没有经费购置新仪器，因此我们最怕有人来实验室参观。

当前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培养和建立年轻的教师队伍。现在主要依靠中老年教师支撑着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虽然很努力，能刻苦，也做出不少成绩，但多数年龄已超过50或接近60岁。后继的年轻教师人数很少，迫切需要想办法妥善解决。曾经有国外留学回来的几位年轻教师到我们系工作，学校千方百计改善他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但仍然没有留住，深为惋惜。

交通大学是一个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高等学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交大学生为抗议军阀集权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爆发了多次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还将政府官员任人唯亲指派过来的，品学不良的官僚校长驱逐。1925年5月，日本人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事件后，交大学生400余人整队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帝宣传、演讲等抗议活动，在游行到南京路上时，交通大学附中年仅17岁的学生陈虞钦遭到英巡捕枪杀，另一学生吴恒慈因失去好友悲愤而死，此事触发了更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1931年9月，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交大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请愿当时的南京政府“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请愿活动中，因与市政当局发生冲突而有多名学生被捕。张煦参加了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同学一起参与营救被捕同学，取得了胜利：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学生结成小分队，分赴市郊各地，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日。我参加的小队，每人买了面包，直奔吴淞，向乡亲们讲述日本侵略罪行，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全体学生步行前往枫林桥市政府，要市长出来保证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在院子里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于清晨胜利归校。又一次，全体学生乘火车到南京请愿抗日。可见当时交大学生不是不问政治，而是很有革命传统的。

除了参加抗日救国请愿等活动以及毕业旅行，在交大求学期间，张煦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各举行一次的校庆活动、足球比赛和辩论演讲比赛了。在每年春季举行的校庆活动里，学校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工业技术、实验设备、图书设施等向公众公开展示，以激励同学科学救国、实业强国的信心和热情。在文体活动方面，张煦虽然由于自身的个性，不擅长体育活动，但其兄张烈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参加足球等比赛活动，张煦则是热心的足球拉拉队员，每逢比赛他都要跟班上其他同学一起高唱足球队队歌，给他们加油鼓劲。在演讲比赛方面，由于张煦英文基础比较好，口语流利，曾被推荐参加学校举行的英语演讲比赛，获得全校第二名（获银质奖章一枚及证书）。 Epskr3ZyJJqVoHyLxyr5npX4ZoevTKjFmRw4jl6f4p21jz4Iq1OI3aCzRdT3kI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