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历朝历代的华夏儿女都到这里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体现在:在氏族部落的繁衍过程中,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国家雏形确立、文字初现,人们制作车、船,学会打井、养蚕和缫丝,推进原始农业,制作冠冕衣裳,部落中又设官治民,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教化基础。后代子孙们推崇黄帝、祭祀黄帝,认定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初祖。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是这个源头的象征,“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这里”。
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要读史。
司马迁,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是中华的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六家之要指》;“六家”即六个思想文化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司马谈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对道家的思想文化予以很高的评价。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司马迁推崇孔子和儒学,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并为孔子的弟子们立传,称孔子为“至圣”。这些对中华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
还要提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今陕西咸阳人,他继承父业,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汉书》,即西汉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
《汉书》中有《艺文志·诸子略》,包含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诸子十家的思想观点。《诸子略》有言,“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对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可称之为“家”,尚可讨论;认为各家的思想观点“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正因为中华文明有“百家之学”兼容并包这样的优良传统,才能长期传承发展。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被称为“西域”。汉武帝时,张骞(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艰苦备尝,用13年时间,获得关于西域的认知,对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后来又第二次去西域。张骞通西域,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西域,又由此传到欧洲;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
东汉时期,被封为“博望侯”的班超(公元32年—公元102年)也为通西域做过重大贡献,这不但是物产、经济互通,而且是文明的交流互鉴。
关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状况,我们读了《汉书·西域传》就会有明晰的印象。唐宋时期又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将中外联结起来。这些历史的认知有助于我们今天对筑梦“一带一路”的理解。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读史才能更好地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