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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文明所产生的正面社会作用。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经过文字加工，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传说不都是虚构，只要有佐证，其中就有可信的部分。关于黄帝及其历史贡献，经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的叙述，以及后来中国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序幕在黄帝时期被揭开。
司马迁说，关于神农氏以前的事他不了解，在《史记》中不写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事。他写《五帝本纪》，作为中华历史的开篇，“五帝”之首就是黄帝（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加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我们认定黄帝时代距今有5000多年。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众所皆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文明，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再一个是埃及文明，即尼罗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还有印度古文明，起源于南亚次大陆。
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没有中断过。从黄帝肇始，到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简称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0年，简称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已有2000多年的文明创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异彩纷呈、百家争鸣，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逻辑学家）、墨家、纵横家（外交家）、军事家、杂家、农家，还有在街头巷尾讲故事的“小说家”。“百家之学”的昌盛文化局面，渗透着溯本求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末期，儒、墨、道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和老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孔子自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要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是财富绝对值大小的问题，因而治国者应当在“均”和“安”上下功夫。
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是后代治国理政的典范。到战国时期，子思、孟子等继承孔子思想，面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的苦难，提出了“仁政”理想。孟子在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中，坚持“王道”不但要使民众有自己的财产，更加重要的是要推行儒家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春秋末期墨家学派以“兼爱”“尚同”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宣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认为，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公平的乱象，原因在于人与人不相爱。只有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为此需要择天下贤良之士从事政事。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与儒、墨不同，他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入政治社会理想。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来看，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会是返璞归真，小国寡民。
儒、墨、道三家都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从现实出发，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形成理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传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