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举办过实体讲坛，出版过学者演讲结集。此次上海交大出版社慧眼拾珠，从《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数百篇演讲稿中精选出十二篇，结集出版《中华文明十二讲》，我为他们点个大赞。

这十二个主讲人，均是中国当今学界顶尖学者，十二篇演讲稿，从文化自信、文明源流、宗教、民族、考古、名著解读等，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开卷品读，得到一次精神的熏陶、思想的享受。

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传播优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是出版人的责任，更是媒体人的份内之事。

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在经历了农牧文明、工业文明，是否可以认为，以互联网为标志，现今的人类社会已进入“科技文明”或者是“智能文明”阶段？当然有学者认为，现在我们还处在工业文明阶段。工业革命进行了三次，由蒸汽化、电气化到计算机化，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无论怎样，人类社会是不断文明化的过程。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精神文明不可或缺。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如何以学术性语言描述中华文明，其内涵是什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我知之甚少，力有不逮，不敢妄加判断。但我知道，文明，对中国人有起码的约束，有世世代代传承的教诲，有口口相授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遵循。

在当今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也显示出了精神层面的相对缺乏和不相匹配。如自私自利凸显，集体主义精神匮乏，因而传承与奉行中华文明十分重要。我们每个人，无论常识如何、地位如何，都有补上中华优秀文化课的必要。有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呈现一定的文化气质，从而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唯有此，我们的内心才能生出正能量，身上才能焕发出精气神。

我以为，文化有其独特性，文明有其普遍性。中华文明可以影响别国的区域、别的人种和民族，但其文化内核的独特性不会变。经济强弱可以更替，文明程度不能照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文明全方位呈现的前奏，这是文化自觉、自省、自信的过程，最后达到文明自现。中华文明有过辉煌，有过暗淡，有过曲折，由于其共同的价值理念、深沉的文化力量、“拈花一笑”的领悟，虽历经磨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终究获得重生，以灿烂之光照耀大地。

《光明日报》的光明讲坛版创办于2006年，多年来，以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播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观为己任，在知识界读者中享有良好声誉。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自己满意的演讲稿或学术讲稿投给光明讲坛版，该版编辑或是约稿，或是约请举办专门的讲座，专家学者亦是慨然应允。正因为诸多专家学者对《光明日报》奉以广博文化知识的滋养，才使得本报透出特立于媒体之林的风华。

2017年4月，我在西安参加陕西公祭黄帝学术研讨会，张岂之先生在会上有个“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演讲，我向先生约稿，岂之先生欣然应允。回到北京数日后，即收到岂之先生的弟子陈战峰教授发来的邮件。张岂之先生在此篇演讲稿中讲到，“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中华5000年文明史连绵不断，就在于其文化层面渗透着溯本求源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首先精神、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离不开优秀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息息相关。我想，中国梦实现之日，应该就是中国全方位呈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时。说到底，五大文明就是新时代所追求的新境界。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3000年之说，有5000、6000年之说，且不管远古历史具体时间如何，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却有共同耀眼时段，这是共识。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公元前8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同文明地域出现了伟大的文化先驱、宗教先驱。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先驱的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基石。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文化的呈现中具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我们邀请杨圣敏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的演讲。我很欣慰，在人人离不开手机的年代，那天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不仅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了不少听者。

在这个十二篇讲座的册子里，我免不了提一下段清波，段老师是秦陵兵马俑首任考古队长，他在收入此册子里的“长城与城：中华文明的见证”一文中说：“长城不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物理的、僵死的、割裂的、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而是一条条连贯的、前后相续的、始终涌动的、奔腾的、鲜活的、与历史交融的、蕴含文化意义的伟大遗存。长城是中国5000年文明半数历程的见证者，帝国历史与长城建造相始终，长城与帝国文明彼此成就。”段教授为证明“中心城市是文明的典型标志”，专门带我去了塬上，就地踏勘王莽时期的一个天坑。我们从广袤的田野中走下那个隐秘的天坑，段老师指点四周，提出疑问，天坑应该是个文明符号，可能就是王莽新朝拜天祭祀的地方，如同北京的天坛。

我因此而浮想联翩。文明对西方人来说是特有的精神，对东方人来说，是特有的气质。

光明讲坛刊发王巍先生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演讲稿，也有偶然性。2016年8月，兰州市委宣传部与《光明日报》联合主办了一场“黄河彩陶文化峰会”。国内考古界名家王巍、陈星灿、李水城、林梅村、韩建业等到场。王巍作了精彩演讲。我们的编辑当场约稿，王老师慨然应允，并在往来电子邮件中，对稿子精心修改。他认为“西汉时期中国与西亚交流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之路线。上述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国黄河流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文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这个观点，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域文明的相互传播与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

的确，中华文明里，“和”是一个重要的呈现内容。“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就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这个纷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中国人以独特的气质追求“和”：和睦，和平，和气，和悦，和谐。如果说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气质，我以为就是“温和”“祥和”。威而不怒，含蓄。即便是突破“和”的底线，也是后发制人，点到为止。

中国向世界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因为“和”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在社会层面既讲“和”，也讲“礼”，更讲“理”。对个人而言，核心就是“道德”。经过漫漫千年，道德的力量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是研究《史记》的大家。我们专门到陕西师范大学请他作一讲座。他在题为“《史记》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讲座中这样评价道：“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

2015年春，受《光明日报》之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上作演讲。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类社会传承靠什么力量调节？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在大动乱年代中，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延续下来了，这种延续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市场调节靠市场规律；政府调节靠法规秩序，这是有形的，社会调节，更重要的要靠道德的力量，这是无形的。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结尾部分有深邃的一问，其意义深远，令人感慨，令人浮想联翩。我权作为此序的结尾：

“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

刘伟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
2018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