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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性情中人，他写了很多真情流露的送别诗，尤其那首《送元二使安西》，堪称千古绝唱：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很快被谱上乐曲，古人送别饯行时最喜欢唱这首歌，因诗中有“渭城”和“阳关”，所以也称作《渭城曲》或《阳关曲》。明代音乐家杨抡收集古谱，编成《太古遗音》（《真传正宗琴谱》），对此曲的精妙有4个字的评价：“咫尺千里”。
怎么理解呢？现在主客就在眼前、近在咫尺，但一旦跨过阳关走出国界，那今后便要天各一方、千里相隔。也就是说，中原与西域，空间距离只是一步之遥，但心理距离恍如隔世，阳关那头“无故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们再来鉴赏王维的另一首送别诗，是赠送给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这个日本人几乎彻底“唐化”了，大约19岁就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的太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成功后，就留在唐朝做官，一直做到“秘书监”这样的大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而且连姓名也按中国习惯改为“晁衡”。王维的这首送别诗叫《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有一段很长的诗序，其中这样描述日本：
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
中国与日本有大海相隔，按照唐代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这段旅途非常危险，唐人甚至比喻为“地狱之门”。诗中提到“滔天无涯”，是说旅途凶险无比；“历岁方达”是指路途遥远，需要航行一年才能到达。与空间距离遥不可及截然不同的是，心理距离却近在咫尺，王维称赞日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说明日本接受儒学，尊奉孔孟之道；“正朔本乎夏时”说明日本使用中国历法，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循环圈中；“衣裳同乎汉制”说明日本模仿中国衣冠，身上穿的是“汉服”。
反复体味这两首诗的意境，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阳关，历来是中国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为什么大量的、频繁的“丝绸”交易没有形成文化共享的局面，令王维送友人出关时情凄凄宛如生离死别，发出跨过阳关“无故人”的叹息呢？
回头再看日本，远在万里天涯，唐人视之为“绝域”，鉴真和尚要去日本时，弟子们用“百无一至”来劝阻他，意思是死亡率超过99%，虽然有点夸张，但日本学者统计遣唐使的死亡率超过30%，可以想象唐代时横渡东海有多么危险！然而，这个遥不可及、虚幻缥缈的国家，在王维眼里却是神交已久的“旧好”邻邦，与唐人一样服从圣贤的教诲，与唐人一样以君子为楷模，与唐人一样顺应自然节气，与唐人一样穿着打扮。
“西域”与“绝域”，一西一东，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中原与西域陆地相连，中间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屏障，阳关不仅是中外交通的关隘，而且也是文化疆域的界碑，说明“丝绸”这种商贸物品，虽然走出国门，但没有扩展文化疆域，所以越界之后便“无故人”、非我族类了。中国与日本大海相隔、天险为阻，成为人们谈虎色变、难以往来的“绝域”，然而彼岸“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的君子，都可以看作是“故人”，那片“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的土地，显然是已经“唐化”的文化疆域，所以王维送别阿倍仲麻吕的诗，全无《渭城曲》那般生离死别、悲怆万分的氛围。
接下来的问题是，孤悬于亚洲最东端的几座海岛，与中国人来物往极少的日本，即使在中日交往的“蜜月”，遣唐使平均20年才派遣一次，通过什么方法建构起一片唐风熏染的文化疆域呢？先讲结论：这既不是唐朝靠武力征服获取的，也不是靠丝绸贸易等经济手段开拓的，而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书籍彻底改变了彼岸的文明景观。
王维的两首送别诗引发我对丝绸之路的深度思考，等到我再次阅读《旧唐书》的《日本传》，突然灵感闪现，找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据书中记载，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意思是他们向唐玄宗朝贡，获得了大量丝绸的赏赐，他们把这些丝绸全部用来购买书籍，然后满载而归。其实日本来中国购求书籍由来已久，据日本史书的记载，7世纪初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中国，他肩负的使命就是“买求书籍”（《经籍后传记》）。
西域各国的使节频繁出入长安，他们瞄着丝绸而来，满载丝绸而归，19世纪普鲁士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把东西商贸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是十分贴切的。然而，日本、朝鲜甚至越南的遣唐使，他们主要是瞄着书籍而来的，甚至舍弃丝绸购买书籍而归，那么东亚各国之间的通道，应该称“书籍之路”才对。
那么，唐代到底有多少书传到日本呢？答案是“几乎全部”。公元730年，唐僧智升编了一部《开元释教录》，这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佛教大藏经的总目录，收入佛经5048卷；当时日本僧玄昉正好在长安，仅仅5年之后的735年，他“赍经论五千余卷”（《续日本纪》）而归，显然把开元年间的入藏佛经全部席卷而归了。现在日本东大寺的一个仓库——正仓院，还保存着大量中国传去的佛教书籍，包括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这便是“书籍之路”的最好证明。
我在20多年前最早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当时国内外主流媒体均有较大反响，如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以及共同通信社等，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新华社等，均先后予以报道。其中，《光明日报》1999年8月10日刊登《日本研究专家王勇提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一条“书籍之路”》的长篇专访，开篇引用我对“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描述：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
从这段略带文学性的描述可知，“丝路”与“书路”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中国通往西方的是“丝路”，穿越广袤的沙漠，骆驼运载的是丝绸；中国连接东亚各国的是“书路”，跨越浩瀚的大海，舟船运载的是书籍。
“丝路”与“书路”不仅地域不同、传播工具不同、流通内容不同，更重要的是文明内核与生命机制也有所不同。古代曾经大批量、持续性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
自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丝绸”便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方。古罗马人基于牧民的思维，坚信这些神奇的纺织品，其原料采集自长满羊毛的树木，虚构出所谓的“羊毛树”传说。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养蚕、植桑、抽丝、纺织技术传播到东亚各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均能量产丝绸，有些具有本土特色的丝绸还回传到中国，充实了丝绸文化的内涵。隋唐时期中国书籍大量传播到海外，更是熏陶了周边民族的心灵。
总而言之，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能给其他文明增添异国色彩，但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其文明的形态；以“蚕桑”为代表的技术文明，能促进周边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但无法重塑人们的内心世界；唯有凝聚着中华民族理念、智慧、知识的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周边国家，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这些源源不断从源头输送至周边的DNA，便是文化疆域的生命源泉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