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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化疆域，虽然其边界伸缩自在、流动不定，不像国界那么壁垒森严、寸土难移，但必定都会有一个源头与中心。
南宋大儒朱熹在《观书有感》中写下两句名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塘的水为什么如此清澈呢？朱熹的回答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流淌进来。这句话说得很有哲理。源头即使只是一缕细细的泉水，日积月累总会造成一潭水池，水潭发展成溪流，溪流会形成湖泊，湖泊会汇成江河。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荀子说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疆域也是同样，如果没有源头的清泉，而且源头的活水不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再大的文化疆域早晚也会萎缩、干枯的。所以对一个文化疆域来说，源头是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素。
从东亚文化交流的千余年历史来看，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译佛教圈等，还可以举出法律、教育、衣冠、钱币、节庆、都城、绘画、书法、陶瓷、园林等，这些东西都曾走出国门传扬四方，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这些“圈圈”重叠起来就形成了文化的疆域。大概世界上没有人否认，东亚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元素，都是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的，因此东亚文化疆域的源头在中国，这是铁定的事实，不用去怀疑。
中国许多王朝都具有开凿源头、供给活水的能量与气度。秦朝开国君主秦王政，自称“始皇帝”，此前一国之君、一朝之王都称“帝”，秦始皇加上个“皇”字，意思是“巨大的”“最初的”，可见他有雄霸天下、推陈出新的远大抱负，可惜秦朝从兼并六国到寿终正寝，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还有隋朝结束中国300年分裂而一统天下，开国皇帝杨坚、第二代皇帝杨广，皆有君临天下的胸襟和东方霸主的气势，可惜这个王朝四代而终，前后不到40年。
综上所述，秦朝与隋朝都有“开源”之功，气场可谓十足，只是这两个王朝太过短命，后续乏力，犹如昙花一现，虽然一时颇为壮观，却不足以持续滋润、灌溉、支撑纵横万里、绵延千年的文化疆域。然而，正因为秦朝与隋朝的“开源”之功，使得后续的汉朝与唐朝大有作为，继往开来，修成正果。
汉朝既有爆发力又有持续力，所以曾经开辟出一片文化疆域，如起源于甲骨文、通行于东亚的文字，至今仍被称作“汉字”，就是因为汉朝的隶书一锤定音，确定了方块字的话语权与标准化，成为东亚千年不易的文字规范。
汉朝的文化疆域今天仍然有迹可循，除了刚才说到的“汉字”，还可举出“汉文”“汉语”“汉族”“汉学”“汉服”等，但大部分疆域被后来居上的唐朝所覆盖，并有大幅度的拓展与更新。唐朝能在汉朝的基础上再开新局，开辟出史无前例的大文化疆域，这与唐朝文化的特质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一是多民族血缘交融，二是多文化交汇环流。下面就顺按序谈谈这两点。
20世纪末，一位名叫张竞的旅日学者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书名是《恋之中国文明史》。书中讲述，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的生母是独孤信的女儿。“独孤”原本是匈奴的姓氏，后归附鲜卑族，与鲜卑拓跋部世代联姻，所以李渊带有匈奴与鲜卑血统；李渊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皇后窦氏，本身是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儿，所生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娶鲜卑人长孙晟之女为妻，则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是多民族血缘交融的后代。唐朝24代皇帝，包括武则天在内，均非纯粹的汉族血统。
由此可知，唐朝帝王李氏一族是多民族血缘交融的后代，所以对跨民族的国际婚姻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和亲公主”。我对640年至821年约180年间的案例做了粗略统计，唐王朝嫁往周边民族的“公主”——事实上包括宗室与大臣之女，总共有16位，差不多是每10年1个，这些公主们的归属地包括吐谷浑、吐蕃、奚、契丹、突骑施、宁远国、回纥等。
国家层面尚且如此，民间层面的通婚风气就更盛了。前面说过世界帝都长安，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外国人超过10万，唐朝的法律允许他们与唐人结婚，所以在那个时代国际婚姻是比较盛行的。大约20年前，我为日本知名出版社讲谈社写过一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讲述了十几位中日混血儿悲欢离合的故事。
汉朝与唐朝都具有开辟大文化疆域的气度与能量，为什么唐朝能够后来居上，在很多层面取代汉朝而成就千年伟业呢？其中一个原因“多民族血缘交融”已经说过了，接下来谈谈第二个原因“多文化交汇环流”。
既然血缘可以交融，那么文化更应该交流。一个足够强大、非常自信的王朝，往往对外来文化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仅不怕被外来文化吞噬，而且有信心将之同化，为己所用。唐朝充分显示出这种泱泱大国的王者风范。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出版了一部名著，书名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翻译成《唐代的外来文明》。作者通过讲述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为读者展现大唐时期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鲜活画面。该书列举200多种物品，包括动物、植物、纺织品、食物、香料、宝石、武器、药物、家具、器皿以及书籍等，证明这些我们习以为常、引以为傲的唐代名物，其实都是从周边国家或其他民族引进的舶来品。这本书可以说颠覆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常识。
唐朝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种博采众长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天然具有越境传播、区域共享的普世特征。前面提到我写过一部《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书中讲述10多位中日混血儿的故事，他们因为兼具父母的文化背景，所以为双方所乐意接受，成为唐代中日交流的桥梁与助力。也就是说，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诞生的文化，比较容易为东亚各国所接受，这大概就是唐文化快速、顺畅、大量传播四邻的原因吧！
东亚文化疆域的源头在中国，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文化疆域的中心，是否也在中国呢？如果光看唐朝300年，那是毋庸置疑的；倘若回眸千余年，这话就不能说死。因为对一个文化疆域来说，源头是与生俱来的、亘古不变的、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心则是后天造就的、应时变迁的，可以多个中心并存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
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后世尊称为“智者大师”的智，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这是中国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迅速传播到东亚各国。唐朝时，来自高句丽、新罗、日本的朝拜者不绝于途，他们把天台山视作“圣地”，称呼国清寺为“祖庭”，韩国与日本先后建造的归宗认祖纪念碑，至今依然矗立在天台山。此外，新罗入唐僧悟空、日本入唐僧最澄，先后在天台山建立“新罗院”与“日本堂”，供本国留学僧研习天台宗之用，这足以说明唐代天台宗的学问中心在中国。
唐朝时，最澄学成回国后创立了“天台法华宗”；北宋时，高丽王子义天登临天台、祭拜祖师，回国后也创立了天台宗。自此，东亚出现三个天台宗的中心，呈现同源异流、和而不同的景观。然而，中国天台宗遭遇唐末战乱、五代板荡，藏经几乎散佚殆尽，于是吴越国王钱弘俶出重金向海外求书，高丽国派谛观、日本国派日延前来送书，为两宋时期天台宗的复兴创造了契机。因此可以说，至少在唐末至五代的约200年间，天台宗的发源地失去了中心的地位。
天台宗的源头——天台山与国清寺，被东亚各国尊为“圣地”与“祖庭”，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自然应该珍惜呵护；然而要确保“中心”的地位，唐朝“气吞山河”的气概、“日月无私”的胸襟值得我们学习，高丽、日本的继承、创新、回馈也值得我们借鉴。
我在反复思索：文化疆域的“源头”与“中心”，说到底还是能够测度的空间表象，至少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定位或者画界，更不用说摸得着、看得见的货币、建筑、丝绸、瓷器、服饰之类的有形物了。文化疆域既然可以脱离孕育她的国家而扩散到海外，可以脱离催生她的朝代而传承至后世，那表明从她“呱呱落地”之时起，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拥有她自己的生命体系。那么支撑、维系文化疆域生命体系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