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日混血儿源流

打开世界地图，拂去历史的尘埃，但见中华民族的足迹密布于东亚，然后涉沙漠，漂大洋，翻高山，越深壑，辐射向地球各处。

我们的祖先富有坚韧不屈的冒险精神和禀赋灵活的适应本能。他们每到一处，不但积极传播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同时也积极吸收土著文化，在新天地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海外华人与当地土著的通婚，乃是伴随民族迁徙或流动所产生的历史现象，这既是不同民族之间人种交融的形式，亦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趋向亲和的结果。在这过程中，一群特殊的人物诞生了。他们不仅继承父母双方的血统，更主要的是兼容两种文化的特长，这便是本节所要讲述的“中日混血儿”。

中国人东徙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太伯后裔说”和“徐福东渡说”，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日本民族的形成及日本文明草创阶段的历史真实。考诸中日两国的史籍，秦汉、魏晋及南北朝时期，秦人、吴人、汉人及新汉人分经水陆两途，或三五成群，或千百相随，形成一个个移民浪潮，陆路中介朝鲜半岛，海路直接横跨东海，纷纷涌向日本。

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奉命出使日本的郑舜功，回国后写了一部著名的日本研究著作，书名叫《日本一鉴》，其中《穷河话海》卷一有“种族”一项，我们先摘引下来看看（括号内为原注）：

按其种类，本有天御之种，秦有徐福部童男女之种，梁有百济志高氏种，后有多多良氏种，唐有华人吴织之种（《通典》谓“太伯之后”者此也）及虾蛦种，元有败兵，彼谓“新附唐人”之种，近有朱缟（宋素卿）之种，又被虏官袁璡种、賸有捕逃之种及多被虏人种矣。

据此可知，日本的民族结构十分复杂，并不是人们常言的“单一民族”，而且外来移民迁徙日本的历史非常久远。

大陆移民以其文化上的优势，加之与当地豪族、权贵的联姻，逐渐渗透到上层社会，形成独特的知识阶层和重要的技术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移民的子孙凭藉得天独厚的知识结构，执掌着日本朝廷的文书及外交等事务，他们中间不乏混血的后代，可惜史阙其传，这些事迹均已无法稽考了。

隋唐以后，中日两国的人员来往，呈现双向流动的特征。使节、僧侣、商贾、留学生等取代避乱的移民，成为两国交往的主角。由于混血儿的前提是国际通婚，所以戒律森严的僧侣和去而复返的使节可以暂置不论，那些负笈外游的学子、经久不归的商人便成为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对象。

回顾中日混血儿的历史，仅限于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时期，大致出现过以下4个高峰期：唐代、宋代、明清及清末民初。唐代主要是遣唐朝使团成员与中国女性通婚，混血儿大多出生在中国，而习惯上视日本为祖国；宋代活跃于海上的中国商人，定居九州一带者甚多，其中不乏娶当地女性为妻之例，混血儿的现象随之出现；明清时代正值日本锁国时期，中国商人虽被禁锢在唐馆之内，但娶当地艺妓、女佣为妾之风颇盛，一批混血儿因而降生人世；清末民初的情况比较复杂，明治维新后日本洞开国门，中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人员往来极为频繁，尤其是留日学生，数以万计，促成了又一个中日通婚高潮的出现，由此诞生的混血儿亦成为中日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群体。

下面，拟就宋代以后各个时期中日混血儿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及主要事迹作一简略的叙述。

首先是宋代。日本自公元894年停止派出遣唐使之制以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呈消极状态，中日两国的政府间往来渐趋停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僧侣和商贾仍然不绝于海途，尤其到了两宋之际，中国商人侨居日本者渐多。例如，杨仁绍、周世昌、慕晏诚、孙忠、李充等均在日本侨居数年 。九州太宰府的博多津，是当时日本对外交通的门户，宋商聚居此地者甚多。

宁波天一阁内尊经阁西边的院墙上，原嵌有3块寓居日本的宋人出钱修路的石碑，施主丁渊自称“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张宁自谓“日本国太宰府居住弟子”，张公怘则署“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孝男”。前两块石碑有“乾道三年（1167）四月”的纪年，可知“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开庆四明续志》）之“倭舶”，实多由侨居日本的宋人操纵 。

出海贸易者多为强壮男性，一旦侨居某地，迟早会与当地女性通婚，混血儿也就随之产生。关于宋代的中日混血儿，我们只掌握一些零星的资料，兹简介数例如下：

日本万寿三年（1026），周良史向关白藤原赖通献上名籍和桑丝，求赐日本爵位。赖通致书云：“商客周良史……是大宋之人，母则当朝臣女也。或从父往复，虽似随阳之鸟；或思母愁诣，可谓怀土之人，云云。”（《左经记》）周良史是宋日混血儿，父亲当是往还海途的宋商，母亲则是日本女子，他虽有心获得日本的爵位，但日本朝廷却视之为宋人。

据长崎图书馆藏《青方文书》记载，日本仁平二年（1152）前后，宋商船主苏某的遗孀及嫡子十郎连居住在肥前的平户港一带，“十郎连”这一日本式名字，说明其生母是日本人。日本建长年间（1249—1256）居住在博多的船主张英，通称“鸟饲二郎”，从姓名判断也似中日混血儿。

日本久安四年（1148），成寻搭乘宋人商船入华，当时船上有个叫林泉的船员，是但马国人林养之子。据《扶桑略记》记载，林养系日本康平三年（1060）随船漂到越前的宋人，后移居到但马国，林泉当出生在日本，生母大概也是日本人。日本养和元年（1181）南宋铸工陈和卿应入宋僧重源之请，赴日修复东大寺大佛，随行石匠伊行末此后定居奈良，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生有嫡子伊行吉，颇得乃父手艺真传。据《玉叶》“建元二年（1191）二月”诸条，商人杨荣、陈七太在宋朝狼藉犯科，畏罪潜逃到日本，中国方面要求日本予以惩治，日本朝议认为杨荣生在日本，可以依日本法律科断，陈七太生在中国，当由宋朝判罪 。

如上所述，宋代的中日混血儿，多以中国商人为父、日本女性为母，他们大多继承父业，从事海上贸易，为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其次是明清时代。明清时代寓居日本的华人，早期有一部分是被倭寇掠去的，综合《明史》《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记载，明朝官兵从倭寇手中夺回或由日本使臣送归的被虏华人，总数当以数千计，但仍有一些被虏华人回国无门，遂在日本安家立业。

如明人曲祥（字景德），永乐初随父从永平迁至金山，年十四“被倭虏去，转商日本……改名元贵，因得力学，遂为土官，蓄妻子” 。在日本遣明使团中任通事（翻译）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华人，如成化四年（1468）日本遣使贡马，“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村人，幼为贼掠，市与日本” 。

明朝中后期，海禁渐弛，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私商贸易迅猛发展，侨居日本的中国商人逐年增加，正如福建巡抚南居益所言：

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繁有徒。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而结连萑符，出没泽中，官兵不得过问焉 。

在寓居日本“与倭婚媾，长子孙”的华人中，郑芝龙一家是比较著名的例子。郑芝龙出生在海商辈出的泉州，天启三年（1623）随同乡李旦赴日经商，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有两子，长子郑成功，次子田川次郎左卫门。江户时代颇有名望的禅僧铁心，出生于1641年，父亲是福建漳州人陈朴纯，母亲是长崎女子西村氏，兄弟共有4人，也属中国私商所生的混血儿。万历四十七年（1619）渡日的陈元赟，对日本的书画、制陶、柔道均产生过重大影响，侨居日本50余年，娶日本女子为妻，生有一子，取名富士松。

随着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和侨居日本的中国人激增，日本政府于庆长九年（1604）在长崎设置“唐通事”一职，延请中国侨民担任。由于这是一个世袭官职，后期的唐通事几乎由华人后裔及中日混血儿独占。

在日本长崎市春德寺的后山，有一座豪华的夫妻合葬墓，徐敬云与其妻管氏永眠于此。关于此墓，《长崎名胜图绘》赞云：“设石门、石栏杆，四周绕以墙壁，其间有花卉雕镂，或刻文字，石匠尤尽奇巧。”堪称长崎一景。

墓后立碑铭一块，叙述墓主生平，虽仅150余字，却是有关徐敬云的唯一史料，下面略作介绍。徐敬云祖籍浙江绍兴府萧山县游化乡北赶村，父亲徐敬桥与母亲陈氏生有三子，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的徐敬云排行居中。

万历四十五年（1617），徐敬云背井离乡，只身出海闯荡，客居于日本长崎的酒屋町，时年25岁。旋与当地大村氏某女结为伉俪，生儿育女，经营家业。崇祯三年（1649）卒于彼地，享年57岁。

徐敬云发妻大村氏，后易姓管氏，共生二子二女，即长男徐德政、次男徐龙岳、长女徐德姐、次女徐三姑。中日混血的徐氏第二代，自称“徐偃王之后”。传说中徐姓一支出自东海，于是改姓“东海”，成为地地道道的入籍日本的华裔。

徐敬云长子徐德政，改姓“东海”，易名“德左卫门”。《长崎先民传》说他“少有捷称，通吴闽语，官以华种举，属译部”，因为通晓吴语和闽言，又系出自华裔，被官府聘为唐通事（汉语翻译）。

唐通事之制始于日本庆长八年（1603），山西潞安府人冯六因通晓日语而首任此职，任务是“传国令，使华商互弁生理”（《长崎先民传》）。1640年定大通事6人，次年改为4人，1658年又增小通事4人。担任通事之职，必须精通中日两种语言，所以由入籍日本的明人及其后裔包办。

明末清初，赴日从事贸易者多为浙江及闽广一带人，东海德左卫门“通吴闽语”，且已入籍日本，是出任通事的合适人选。据《译司统谱》记载，东海德左卫门于日本宽文元年（1661）九月入选小通事，一干就是38年。

又据《唐通事会所日录》，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东海德左卫门升任“通事目付”（翻译监督），直到日本宝永二年（1705）十一月告假解职为止，在清代的中日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东海德左卫门的仕历大致如上。关于他的为人处世，似乎深受中国儒家孝道的影响，《长崎先民传》称他“性至孝顺”，父母去世之后，“居丧尽哀，筑坟建祠，委资庀役，雕石镂玉，百堵皆新”。

此非虚夸之词，前面介绍的徐敬云夫妻墓，便是东海德左卫门率领一族，于日本延宝五年（1677）重新修建的。据说他按时修祭，终身不怠，“当此之时，冢树皆变白，世以为孝感所致云”（《长崎先民传》）。

在徐敬云夫妻墓的碑铭末尾，除了徐氏子女之外，还署有两位孙子之名，即长孙千十郎、次孙金太郎，名字完全日本化了。东海千十郎（后易名千右卫门）继承父业，日本元禄七年（1694）成为“稽古通事”，即见习翻译。在其父荣升“通事目付”之年（1699），东海千十郎因病辞职。东海德左卫门遂请求以养子东海万右卫门补替稽古通事之职，获得幕府许可，终使家传之技未致荒绝。

徐敬云的后裔——尤其是第二代徐德政（东海德左卫门）的事迹，散见于日本的多种文献，而徐敬云旅居日本32年的活动，除墓志铭外尚未发现其他可靠的记录。我们甚至不知道徐敬云东渡日本的动机以及在长崎从事的职业，但从赴日明人的一般情况推测，徐敬云很可能随江浙一带的商船到达日本，客居长崎期间从事中日贸易，事业似乎也获得了成功，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否则难以想象其子女为他修筑如此奢侈的私墓。

徐敬云祖籍之游化乡北赶村，查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未见，唯萧山市城厢镇北有一座“北干山”，旧时多松，“北干松涛”为萧山八景之一。“北赶”是否就是“北干”不得而知，明代萧山有否“游化”一乡亦无确证，此处权作抛砖引玉，期待识者方家赐教。

1639年日本完成锁国体制，仅准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1688年在长崎设置“唐人屋敷”（唐馆），将中国侨民隔绝于此，中日之间的通婚形式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能够出入唐馆的日本女子，俱是获得日本政府许可的“游女”（艺妓），于是那些许身华人的良家女子，亦纷纷以“游女”之名进入唐馆，与相好的华人行夫妻之实。江户幕府对唐馆有一套巨细无遗的管理制度，如日本正德五年（1715）六月颁布的《唐人屋敷法度书》，对混血儿的出生、养育、归属作了如下规定：

游女欲与华人生育，抑或有妊在身，应向官府预先申报出生年月。倘若华人在日期间婴儿出世，可在父亲住所抚养；倘若华人归国之际婴儿出世，则由游女娘家养育……唯华人不可将子女携归本国。（以上意译——引者注）

正因为有一系列明文细则，清代中日混血儿的部分原始资料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兹从《寄合町诸事书上控帐》《丸山游女与唐红毛人》《长崎市史》中摘引正德五年（1715）八至十月有关混血儿出生的记录：

●正德五年八月三日，华人林达文与游女大山生下一子，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病逝。

●正德五年十月六日，华人郑大典与游女大山生下一子，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

●正德五年十月十五日，华人何定扶与游女白藤生下一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

●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华人李韬士与游女浮桥生下一女，仅活7天夭折。

●正德五年十月七日，华人黄哲卿与游女八重云生下一女，取名金八。

以上收集的资料虽然很不完整，但仅从3个月间竟有5个混血儿诞生的事例，便可推知清代中日混血儿的总数必是非常庞大的。

在上述5例混血儿中，出生不久便夭折的竟达4例，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

在明清时代的中日混血儿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混血儿虽多以华人为父，但从母姓、取日本名字者甚众，当然也有例外。《丸山游女与唐红毛人》指出：

其混血儿概取日本生母之姓，习用日本式名字。当然，华裔父亲可以为之取中国式姓名，混血儿也可在正式的姓名之外，兼用中国式姓名。

按照日本政府的法律，混血儿一律入籍母家，不得随父归国，所以孩子一旦出生，皆以日本姓名申报官府，但等到他们成年以后也有因故使用中国姓名的。例如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因为主要在中国施展其宏图，所以用中国姓名；江户硕学赵陶斋，从父亲赵姓，用陶斋雅号，则属汉学家的风尚。郑成功与赵陶斋均是中日混血儿，幼时应该有日本姓名，只是后人不传而已。

最后是清末民国初。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毅然打开国门，积极向西方学习，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1871年，中日两国草签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双方开始互设使馆，揭开近代外交的序幕。1877年，清廷派出以何如璋为大使的驻日使团，翌年先后在华人聚居的日本通商口岸横滨、神户、长崎分设理事府，掌管中国侨民事务。

随同大使赴任的专业人员，有些久居日本，与当地女性通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一代侨民。如浙江人罗庚令（一作“罗庚寅”），因通晓日语，被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招为通事，任职于长崎理事府，并与就任地女子小岛氏结婚，1881年生下一子，取名罗朝斌 。这位混血儿精通两国的语言和文学，善作汉诗，亦擅吟俳句，与日本的文人墨客交谊甚厚，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雅士，在明治文坛上大放异彩。周一良撰有《八十年前中国的俳句诗人》 一文，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备的介绍：

罗生于长崎，随父到横滨，又到东京。曾参加尾崎红叶组织的文学社团紫吟社和岩谷小波的木曜会。永井荷风之加入木曜会，就是罗卧云介绍的。1899年他受教于俳句大师正冈子规，写作俳句，并且结识了当时长于俳句的高滨虚子、河东碧梧桐、中村不折等人。罗卧云和永井荷风友谊深厚，往来密切。1900年5月的《活文坛》杂志登载了荷风与苏山人以《小楼一夜》为题的俳句比赛，每人各得十句，担任裁判的是尾崎红叶和高滨虚子。同年同月出版的《文艺俱乐部》杂志，又刊载了苏山人、荷风、井上哑哑三人以《夏书》为题各在十五分钟之内吟成的俳句十首，称为《漪楼小集》。

罗朝斌自号卧云、听松，又取俳号苏山人，能与日本一流的文学家竞吟赛诗，可见不会是泛泛的水平。罗朝斌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品貌出众，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口碑甚佳。

琼音在《明治俳坛之回顾》中写道：“明治时期有一位奇特的俳人颇引人注目，他便是中国的苏山人。其人的诗作亦称上佳，决不是因他是外国人而虚夸。”

著名小说家永井荷风在小说《晴天木屐》中提到与罗朝斌的邂逅，“十多年前，在小波山人（岩谷小波）家中聚会的木曜会员中，有一位名叫罗卧云的眉清目秀的清人。他善操日语，与日本人无异，取俳号曰苏山人，既能吟俳句，亦会写小说，是非常令我们自愧不如的才子。”

1899年，在子规庵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芜村忌，高滨虚子在《两个柿子》中追忆当时的情景，说：“其中有一位清人，身穿光彩夺目的中国绢服……是一位气质高雅的美貌少年。他的俳句技巧亦臻佳境。中国人参加这种集会，令人觉得俳句日趋隆盛。”

罗朝斌于1900年初夏回国，任湖北省某县农务局日语翻译，旋得胸疾（肺炎），于同年10月又到日本养病，卒于1902年3月，年仅22岁。他的作品散见于《文华》《文库》《杜鹃》《卯杖》《春夏秋冬》《明治百人十句》等。其在短短5年（罗朝斌始向《文华》投稿是1897年）的文学生涯中，据说创作了“俳句四百首，汉诗百首” ，此外还有小说、童话等，堪称是英年早逝的多产作家。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东渡日本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人数最多的是留学生，其次是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再次是出洋考察的公私人士。

“1896年旧历三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此后，中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到了1906，有谓竟达一二万名之多。” 留学日本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其数量之多、热诚之高、成效之大，大概只有唐代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或可与之媲美。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人通婚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可惜以前的学者不甚注意这种现象。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也无一语涉及。梁容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文 中已提出这个问题：

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曾明令禁留东学生与外人结婚。事实上辜鸿铭、廉泉、蒋方震、汤尔和、吴鼎昌、周作人、周建人、郭沫若、方宗鳌、殷汝耕、柯政和、陶晶孙、戎春田、邓伯粹等有日籍妻子的中国人不少。

以上我们对中日混血儿的源流，作了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很多，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ND+P49eA+wQkygy8HUfbkMDF2zhtbz51lUVzsImFWi9geRWY9E18dbsFCH4Gj7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