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的混血帝王

古代东亚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形式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除了边境地区多民族的日常交际、天灾人祸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越境迁徙等因素之外，以政治军事利益为背景的王室以及贵族之间的跨国联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方面。

展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卷，多民族血缘交流可谓贯穿于始终。比如从春秋至战国的约500余年间，就称得上是一个“大混血时代”。民间的异族通婚情况难以统计，仅就最看重血脉正统的皇亲贵族而言，跨民族通婚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逐鹿中原的诸侯之中，实不乏混血的后代，晋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早在西周时期，晋穆侯（？—前785）“取齐女姜氏为夫人”，生子名仇，此人后来成了晋文侯。到了春秋时期，晋献公（？—前651）征讨骊戎大获全胜，骊戎国君为求和，献出两个女儿——姐姐骊姬与妹妹少姬。这对姐妹花不仅姿色出众，而且献媚取怜的功夫也炉火纯青，因此深得晋献公宠爱，姐妹俩分别为晋献公生下奚齐、倬子两个儿子。

在此之前，晋献公已有3个儿子，即申生、重耳、夷吾，申生是齐桓公女齐姜所生，重耳、夷吾则是赤狄（赤翟）人狐氏姐妹所生，加上骊戎姐妹所生的奚齐、倬子，晋献公的5个儿子都带有外族或外国的血统。

话说骊姬以美色获得晋献公专宠，政治野心也随之逐渐膨胀。她不满足于“夫人”的头衔，觊觎皇后或皇太后的宝座。晋献公中了骊姬的挑拨离间计，强令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戍边，最终迫使申生自杀身亡、重耳奔狄避难、夷吾入梁求生，于是骊姬所生之子奚齐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这场腥风血雨、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因骊姬幕后操纵而起，故史称“骊姬之乱”。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临终之前欲将晋侯之位传于太子奚齐，且尊骊姬为国母。晋献公死后，奚齐、倬子次第登位，然均为国人克里所杀，避难于梁的夷吾应请还乡继位，这就是晋惠公。

说到公子夷吾，逃亡至梁之后，以梁伯之女为妻，生一男一女；与此同时，投奔狄国的重耳，也娶狄女为妻，生伯鯈、叔刘。重耳在狄国住了12年之久，遂萌归意，辗转入齐，齐桓公以宗女妻之；继至秦，秦穆公以宗女5人妻之。晋惠公去世后，其子圉继位，是为晋怀公。同年重耳借秦兵之助，入晋逐圉，称晋文公 。如上所述，晋国宗室累代通婚外族，几为混血儿之天下。

秦国情况亦然，宗室多杂外族血统。据《史记·秦本纪》，秦族祖先叫戎胥轩，娶郦戎之女生中潏。助重耳归晋登位的秦穆公，早年娶晋太子申生之姐为妻，秦、晋属联姻之邦。

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秦昭王（前325—前251），生母宣太后乃楚族之芈氏，则昭王是秦、楚混血。昭王之孙秦庄襄王，曾为质子居赵国，“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子名为政，姓赵氏，即后来并灭六国、统一中华的秦始皇 。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前770—前719在位）自丰镐东迁洛邑，史称东周。诸侯弱肉强食，周室日渐势衰，徒具“天下宗主”之名，甚至连王室的内政外交亦得借助外强之力。如周襄王（前651—前618在位）欲伐郑国，只能先“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 ，说明周王已无力制服诸侯，娶狄女为后，实是联姻克敌的权宜之计。因此事成之后“黜狄后”，结果狄后引戎狄入国，将襄王逐走，立子带为天子。

如上所述，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血统的混合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通过华夏各族之间以及华夏与夷、蛮、戎、狄的通婚，血缘系统极为复杂的中华民族主体——汉族逐渐形成了。

秦汉帝国诞生以后，这种通过姻亲形式的民族融合并未停止，而是成为历代王朝巩固统治、拓展疆域的一种手段，于是就有一批批公主和宫女远嫁荒漠，演绎出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代频繁侵扰中原地区的戎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称之为“鬼方”，秦汉以后以“匈奴”之名见于史籍。陈胜、吴广揭旗反秦的公元前209年，冒顿（前234—前174）弑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随即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等，统一了大漠各处的匈奴部落，并利用楚汉相争而无暇北顾之机，不断侵占汉王朝的北部领土，显露问鼎中原的野心。

另一方面，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称帝，论功行赏、大封诸侯，其中韩王信获封国于颍川一带，定国都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此后，刘邦意识到阳翟是自古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担忧韩王信占据此地日后会成心腹之患，便以防御匈奴为名，将其封地迁至太原郡，引起韩王信的疑心与不满。

汉高祖六年（前201），韩王信勾结匈奴在大同地区叛乱。冒顿“控弦三十万”挥师南下，刘邦亲统汉兵32万迎战，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一战告捷，此后乘胜追击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

刘邦志在通过此役一举击溃匈奴主力，不顾前哨探军的劝解阻拦，亲率前锋部队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达7天7夜之久，史称“白登之围” 。

经历“白登之围”的失利，刘邦及时总结教训，认识到武力并非解决与匈奴争端的唯一选项，于是问策于刘敬（原名“娄敬”），刘敬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胆提出“和亲”的建议，从下面的奏言中可见其深思远虑：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

刘敬的建议大致是：刘邦若下嫁公主给冒顿为妻，这样冒顿便成了汉室的女婿，等到公主所生之子继任单于，匈奴与汉朝即为孙祖关系，自然会俯首称臣，加之每年派辩士带一些匈奴人日常缺少的物品出使匈奴，宣传汉朝的礼仪和制度，这样可以缓和边患，赢得巩固政权的时间。

刘邦被说动，打算将长公主远嫁匈奴，但吕后唯生太子及一女，不忍亲生骨肉生离死别，日夜哭闹不从。最后刘邦只能妥协，以宗女诈称公主嫁于冒顿，派刘敬护送至匈奴，这便是汉朝与匈奴“和亲”之始。自此至汉武帝与匈奴断交的60余年间，汉朝先后把8位公主（或宗女）送到单于的帷幄之中。

从汉朝方面讲，采取和亲政策的意图，是想通过联姻改变匈奴的血统，达到“变夷为夏”之目的，这在刘敬的献策中说得很明白。这一策略或多或少为历代王朝所承袭，而唐朝的“和蕃公主”可谓集其大成者，有关这点下面再详述。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即中原王朝利用出嫁公主、宗女、宫女以改变异族王室血统的同时，本身也在不断吸收周边民族的血统。因此这种血缘交流，从整体上看具有双向互融的特点。

旅日华裔学者张竞博士，对秦朝至清代的341位帝王的血统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统计，结果发现出身匈奴、氐、羯、羌、卢水胡、铁弗匈奴、突厥沙陀、契丹、党项、女真、满等异族的帝王多达147人，约占总数的43% 。这已是个令人惊异的数字，问题是余下的57%，也未必全是纯粹的汉族血统，其中不乏混血的帝王。下面试举几例吧。

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其祖先曾任玄菟郡（今朝鲜咸镜道）太守，与鲜卑族似有婚姻关系；其父高欢娶柔然王女为妻，高洋一代无疑杂有外族血统。隋文帝杨坚，皇后乃北周将军独孤信之女，独孤原系匈奴之姓，但已被鲜卑族同化，故杨坚与独孤皇后所生的隋炀帝杨广，可以说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其母亦是独孤信之女；李渊的皇后窦氏，本身是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儿，所生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娶鲜卑人长孙晟之女为妻，则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是多民族血缘交融的后代。唐朝24代皇帝，包括武则天在内，均非纯粹的汉族血统 。

中原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影响遍及整个东亚。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50万与越人杂处，促使了秦人与越人的同化。

秦汉之际，秦吏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安南志略》说他“以诗礼化其民”。赵佗死，孙胡立，遣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婴齐在长安娶汉女为妻，生子兴。及婴齐死，太子兴代立，其母遂为太后。时王年幼，太后是汉人，国内多不附。太后想倚汉威，劝君臣上书求比内诸侯，汉武帝许之。

吕嘉仕南越三王为相，甚得当地越人拥戴，不愿江山成为汉朝附庸，趁汉朝使者入越之际，四处放风，诱发民反：“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 于是杀国王赵兴、太后及汉使等，煽动民众反叛，另立婴齐越妻所生长子术阳侯建德为王。

消息传到中原，汉武帝大为震怒，遂派大军征讨，杀吕嘉，灭南越，在其故地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涯、儋耳九郡。

南越的混血王朝虽然享祚甚促，但秦始皇使华人徙居越地，不仅使越人“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而且促使了汉族与越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大抵在中原朝代更替或者域内战乱勃发之时，总有大批流民四处寻找活路，向东避乱的移民大多迁居朝鲜半岛甚至远达日本列岛。在东夷诸族中，以韩人的汉化程度最高，这无疑与汉人移民的大量流入直接有关。

西周之初，殷人箕子东迁朝鲜半岛，创建“箕子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推翻箕准政权，自立“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剿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郡（史称“汉四郡”）。从西周到西汉的约千年间，无论是箕子、卫满，还是汉四郡的太守，朝鲜半岛北部一直由汉人治理管辖，汉人与韩人的通婚不可避免。即使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古韩三国——马韩、辰韩、弁辰，也有大量汉族移民居住。

《后汉书·东夷传》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三国志·东夷传》说：“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梁书·新罗传》记载：“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不与马韩同。”

朝鲜半岛南部可以说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如《北史》列传第八十二《高丽、百济、新罗、勿吉、奚、契丹、室韦、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流求、倭传》云：“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所以多民族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这自然也包括王室成员。《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二十三年（529）三月是月”条记载了如下事件：

遣物部伊势连父根、吉士老等以津赐百济王。于是，加罗王谓敕使云：“此津从置官家以来，为臣朝贡津渉，安得辄改赐而建立邻国，违元所封限地？”敕使父根等因斯难以面赐，却还大岛，别遣录史，果赐扶余。由是加罗结傥新罗，生怨日本。

加罗王娶新罗王女，遂有儿息。新罗初送女时，并遣百人为女从，受而散置诸县，令着新罗衣冠。阿利斯等嗔其变服，遣使征还。新罗大羞，翻欲还女曰：“前承汝聘，吾便许婚。今既若斯，请还王女。”加罗已富利知伽报云：“配合夫妇，安得更离。亦有息儿，弃之何往？”遂于所经拔刀伽、古跛、布那牟罗三城，亦拔北境五城。

日本与加罗是长期的盟友，公元529年日本欲将他们控制的港口（津）赐给百济，遭到加罗的强烈反对，于是把港口赐给了扶余，加罗因此怨恨日本，与新罗结成联盟。加罗王为此迎娶新罗王女，并且生儿育女。事情到此，似乎一切圆满。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随同新罗王女出嫁的100名侍妾，坚持穿着新罗服装，加罗王对此大为不满，欲将她们驱逐。新罗王听到这个消息，震怒之下要索回王女，加罗以“配合夫妇，安得更离。亦有息儿，弃之何往”为由拒绝，于是两国开始交恶。这条记事显示朝鲜半岛复杂的国际关系，这里面还牵涉到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

倭人与汉族的血缘交融，在时间上要比韩人稍迟，但规模却是空前绝后的，混血的弥生人在日本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奇迹。

16世纪末，葡萄牙人陆若汉（J.Rodriguez，1561—1633）赴日传教30余年，写成著名的《日本教会史》一书，他在书中讨论了日本皇室的血缘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最早的移民来自浙江，日本的国王即是其苗裔。”并认为吴太伯二弟的后裔移居日本，在彼地自称“姬氏”，直到第六代子孙始称国王，此即日本历史上的神武天皇，故中国称日本为“姬氏国” 。

中国南朝时的高僧宝志和尚（418—514），写有一首形式奇特的《耶马台诗》。据说入唐留学的吉备真备准备回国时，唐人为了挽留这位才子，屡出难题考他，其中一道难题便是要他释读宝志和尚的《耶马台诗》。

吉备真备入唐留学17载，饱读儒书且擅长诗文，然而面对这首120字没有断句的璇玑诗，竟不知从何读起。后来一只蜘蛛落在诗稿上，循着蜘蛛吐丝读下去，竟然把全诗读通了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宝志和尚的《耶马台诗》，相信不是无中生有伪造的。诗中亦称日本为“姬氏国”，兹录全文如下：

东海姬氏国，百世代天工。

右司为辅翼，衡主建元功。

初兴治法事，终成祭祖宗。

本枝周天壤，君臣定始终。

谷填田孙走，鱼脍生羽翔。

葛后干戈动，中微子孙昌。

白龙游失水，窘急寄故城。

黄鸡代人食，黑鼠喰牛肠。

丹水流尽后，天命在三公。

百王流毕竭，猿犬称英雄。

星流飞野外，钟鼓喧国中。

青丘与赤土，茫茫遂为空。

据日本的《宫下文书》（亦称《富士文书》《徐福文献》）记载，公元前217年，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楼船而至，先在西南沿海岛屿落脚，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据云，其第四代嫡孙福伵，娶御身弥男命 的女儿种子为妻；第五代嫡孙福泰，娶镰徐的女儿玉手比女为妻；第七代嫡孙福寿娶加古阪三的女儿加目根比女为妻 。《宫下文书》的真伪在学术界引起过争议，当然不能视作信史。不过，如果徐福一行确实到达日本的话，那么其子孙与倭人通婚混血，也是不可避免的。

曾经有位中国学者，将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比定为徐福，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这种大胆的假设固然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现在还有人引以为据；但是要在学术上加以科学的论证，便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其实，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早有类似的说法，藤原贞干在《冲口发》一书中写道：吴太伯后裔出走江南，经琉球岛至日本列岛，娶土著玉依姬为妻，生子后为神武天皇，是为日本天皇始祖。此说认为天皇的祖先是吴越移民与土著的混血儿，或许更接近事实 。

日本著名史学家上田正昭，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日本王室的混血问题。在禁忌颇多的日本史学界，讨论天皇的血统问题，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要冒人身伤害的风险，即使到现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仍无根本改观。上田正昭在书中这样指出：

日本古代的王室和贵族，具有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的血统……古代的王室及贵族与外来移民氏族之间的血缘交流，在桓武天皇及古代贵族中门第最高的藤原家族中，可以找出清晰的痕迹。

桓武天皇（737—806）在日本历史上以迁都平安（今京都）而闻名，生母高野新笠（桓武天皇即位后封“后皇太夫人”）出身于百济武宁王后裔和氏一族，其父亲是百济移民和乙继，母亲是倭人大枝朝臣真妹，本身也是日韩混血儿，因此桓武天皇具有四分之一的韩族血统。

藤原一族由于先祖藤原镰足在“大化改新”（645）中功绩卓著，加之其子藤原不比等在制定律令中贡献巨大，得到历代天皇的倚重，成为王室的外戚，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在朝廷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我粗略统计，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39代天皇中，母亲出自藤原家族的共有20位，竟占半数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藤原氏与外来移民的秦氏具有姻亲关系，两家联姻所生的混血儿中，不乏名留青史的风云人物。

比如，秦岛麻吕之女与藤原小黑麻吕所生的藤原葛麻吕，曾任第18次遣唐使的大使，随行人员中有日本真言宗开祖空海、日本天台宗开山最澄。再如，唐日混血儿秦朝元之女与藤原清成所生的藤原种继，深得桓武天皇器重，曾负责长冈京的造宫使长官，是推动桓武天皇从奈良迁都平安的重要人物。总之，通过藤原一族成为天皇的外戚，外来移民的血统也自然为王室所继承。 Z6BpwxJUB7jVlp64zWhWygd12nm8MLCNrBb1vl3dPhxOli+6nb0REyQnTRkzc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