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子”“韩子”“铁弗”

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的云梦睡虎地发掘出一系列秦墓，其中从11号墓出土竹简1100余枚，经过专家们的分门别类，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9种，墓葬年代推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

按照《秦律》记载，秦的属国分为臣邦、属邦、他邦，规定“真臣邦”的君公若有罪，可以享受以物赎罪的特权。《法律问答》对这条律文进行阐释，臣邦男女所生子女谓之“真”，臣邦男子与秦人女子所生混血儿称作“夏子”。

这里的“真”大概代表“纯种”，以区别于混血的“夏子”，说明当时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通婚现象极为普遍，需要用专门的词汇来标识后代的血统。于是，“夏子”一词成了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混血儿的代称。

依照封建社会的惯例，混血儿的归属一般从父。那么，臣邦之父与秦人之母所生的子女，为何不称“臣邦子”而谓之“夏子”呢？一种可能是受母系社会的影响，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程度的折射。本人比较倾向于后者，即认为混血儿的何归何从，小而言之为父母双方的经济实力所左右，大而言之则取决于两个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低。

在父权至尊的封建社会，尤其当各国民族意识趋向高涨的时期，混血儿的归属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文明程度、贫富差别、民族意识、男女地位等诸种要素交叉纠缠，当事者双方极易发生利益冲突，甚至酿成夺子抢女的国际纷争。

自秦始皇建构“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格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积累起巨大能量，具备了威慑周边、君临天下的实力。经过汉初6任帝王的苦心经营，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前156—前87）登基之时可谓正逢盛世，可以淋漓尽致地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在他的治世期间最响亮的口号，莫过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无愧于“秦皇汉武”的名号。

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剿灭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卫满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史称“汉四郡”，实现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未归入汉王朝版图的朝鲜半岛南部，往西与中国陆地相连，向东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人分马韩、辰韩、弁辰（弁韩）三种，自古以来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后汉书·东夷传》记云：

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

然后说到其中的“辰韩”，指出其民族主体是秦朝时避难迁居至此的移民，说话用词“有似秦语”，所以也称作“秦韩”，以示其秦人血脉：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秖，次有杀奚，次有邑借。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三韩之一的辰韩拥有12国，他们自称是“秦之亡人”，是秦末时为逃避苦役移居到朝鲜半岛的，《三国志》《三国史记》也有类似记载，所以秦人避苦役东徙，在朝鲜半岛建立国家的说法，大致是可信的。

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之地，不仅有大量避乱而入的汉族人，而且还杂居着渡海而来的倭人。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任那在近海的弁韩（弁辰）旧地形成部落联盟，聚居此地的倭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有可能统治着若干部落。《日本书纪》中所称的“任那日本府”，大概指的就是这些亲日的移民部落，并非就是大和朝廷直接设置的行政机构。

进入5世纪以后，任那的归属问题屡屡成为日韩争端的一个焦点。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倭王遣使朝贡，上表求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文帝仅“诏除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对包括任那在内的朝鲜5国统治权未予认可。元嘉二十八年（451），宋文帝加封倭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以加罗顶替百济，算是部分认可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益。

日本热衷于经营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时代（约4—6世纪），虽然在军事上称雄邻邦，但在文化方面尚远远落后于朝鲜半岛诸国。这种畸形的发展，往往诱发与邻国的争端，尤其在日韩杂居的任那地区，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任那国派出使者到日本告状，指责日本驻军首领毛野臣耽于享乐、玩忽职守、滥用刑法、多杀无辜，因而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影响了日本与任那的关系。《日本书纪》同年七月条记载了任那使节的诉状（夹注略）：

任那使奏云：“毛野臣遂于久斯牟罗起造舍宅，淹留二岁，懒听政焉。爰以日本人与任那人频以儿息诤讼难决，元无能判。毛野臣乐置誓汤，曰：‘实者不烂，虚者必烂。’是以投汤烂死者众。又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恒恼人民，终无和解。”

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六月，毛野臣奉命率领6万兵马准备渡过对马海峡往赴任那，以加强日本对朝鲜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然而在大军集结过程中，雄霸一方的筑紫（今九州）国造（官职名，相当于诸侯）磐井突然起兵反叛，梗阻大和朝廷与朝鲜半岛的通路，欲独占海外贸易的利益，史称“磐井之乱”。

朝廷经过大约一年半的围剿，终于平息了磐井之乱，毛野臣始得渡海。然而，毛野臣抵达任那之后，有言“将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热衷于营建豪宅，竟置职守于不顾，终至举措不当而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如前所述，倭人居留任那者甚众，与韩人通婚相当普遍，争子夺女的事件时有发生，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古以来难判是非。面对这类事涉两国关系的民族纠纷，毛野臣未从各自的国情或民族特点出发，进行客观公正而又合乎当地习俗的处理，却套用日本古代相传下来的酷刑——“誓汤神判”，想来个“快刀斩乱麻”，不意反而激化了日韩人民的矛盾，导致任那国派使节到日本去控诉。

所谓“誓汤”，亦称“探汤”“盟神探汤”等，一般指争执双方指神盟誓，然后探手于沸水之中，理曲者不死即伤，无辜者则安然无恙。但具体的做法因地、因时、因人而异，所用刑具可谓五花八门。如《日本书纪》“允恭天皇四年（415）”条注云：“盟神探汤，此云区诃陀智。或泥纳釜煮沸，攘手探汤泥；或烧斧火色，置于掌。”《隋书·倭国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手螫矣。

这种残忍的神判古法，在日本虽有其名，但实际上鲜见施用。查《日本书纪》，仅发现两例。一次是应神天皇九年（278），甘美内宿祢枉告其兄谋反，两人对质公堂，探汤以辨黑白是非；另一次是允恭天皇四年（415），贵族、土豪竞相伪造谱系，以夸示出自高门，朝廷令行盟神探汤，以定姓氏真伪。关于此事的来由，《日本书纪》同年九月条记载：

曰：“上古之治，人民得所，姓名勿错。今朕践祚，于兹四年矣。上下相争，百姓不安。或误失己姓，或故认高氏，其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朕虽不贤，岂非正其错乎？群臣议定奏之。”群臣皆言：“陛下举失正枉而定氏姓者，臣等冒死奏可。”戊申，诏曰：“群卿百寮及诸国造等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异之天降。然三才显分以来，多历万岁。是以一氏蕃息，更为万姓，难知其实。故诸氏姓人等，沐浴斋戒，各为盟神探汤。”则于味橿丘之辞祸户岬，坐探汤瓮，而引诸人令赴，曰：“得实则全，伪者必害。”于是，诸人各着木绵手襁而赴釜探汤，则得实者自全，不得实者皆伤。是以故诈者愕然之，豫退无进。自是之后，氏姓自定，更无诈人。

从上述记载可知，此种刑法造成巨大伤害，在日本也只用于非常之时。然而，毛野臣施用此法判定混血儿的归属，一方面表示其不谙国际事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婚姻引发的矛盾冲突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的记事，这一年任那使来到日本，控告毛野臣“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日本书纪》的编者在这里加了一条重要的注文：

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为韩子也。

意思是说，日本男子与外国（此指任那）女子通婚，所生混血后代称为“韩子”。这使我们联想起秦人女子与臣邦男子所生混血儿被称作“夏子”的例子，日韩混血儿不称“倭子”而称“韩子”，这也与“夏子”的情况类似，说明任那的文明程度高于倭国，所以混血后代从母不从父。

如上所述，“那多利”和“斯布利”系日韩混血儿，这类人当时被习称为“韩子”，《日本书纪》称他们为“吉备韩子”，其父当属吉备氏，两人可能是兄弟。他们被杀的原因不明，但既死于日本派遣的将军毛野臣之手，又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而且成为任那使状告毛野臣的罪证，那么可以想象在日韩发生纠纷之际，这两位混血儿是站在任那一边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铁弗”的词源。

唐朝西南的强邻吐蕃，是今天西藏人的祖先。“吐蕃”读“Tubo”，显然是译音字。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十六国春秋》（506—522），比照其他文献资料，知是“秃发”的异译。

如《晋书》中的“秃发傉檀”，《太平御览》卷百二十三引《十六国春秋·后秦录》作“吐蕃傉檀”；《晋书》所言“乞伏炽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太平御览》卷百二十七引《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作“乞伏炽盘立其妻吐蕃氏为王后”。由此可证，“秃发”在北魏时已有译作“吐蕃”的先例了。

“秃发”与“拓跋”发音相近，似也有关联。《魏书·源贺传》称“秃发氏”即北魏圣武皇帝诘汾长子匹孤之后裔，与北魏的“拓跋”属于“同源”，“因事分姓”。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断言：“秃发之先，与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

“秃发”既同于“拓跋”“吐蕃”，也有译成“偷发”的。《高僧传·神异篇》提到的“河西鲜卑偷发利鹿孤”，即是《晋书》等中登场的“秃发利鹿孤”，他与鲜卑族亦有关系。

此外，史书出现的“铁弗”“铁伐”，近人多以为与“秃发”“拓跋”“吐蕃”同一语源，这大致上应该没有疑义，不过在语感上略有差别。《魏书·铁弗刘虎传》云：

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这段引文的大意是说，北方胡人与鲜卑女子所生的混血儿，当地人称之为“铁弗”，后来这一族便以此为姓。王仲荦指出：

我还认为不一定要胡父、鲜卑母才能称铁弗，鲜卑父、胡母才能称拓跋，在当时，只要两个以上部落或部族相融合，在其融合过程中，就可以获得这个称号。

如上所述，“夏子”“韩子”“铁弗”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三者之间具有超越时空的共性，即他（她）们均是民族交融的结晶，是混血后代的专用称呼。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夏子”与“韩子”都以母方种族命名，说明混血的后代在文化上亲近发达的一方。在他（她）们的身上，最能典型地反映出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是如何兼容异质文化的因子，进而向四方播撒文明种子的。

由此推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各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在文化上的体现。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文化交流而言，却是最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工程。

以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例，秦汉之际汉人先是大举迁徙到朝鲜半岛，在与土著的同化过程中播种文明；接着，在与汉族的血缘及文化交融中诞生的后代，继续与东方的倭人进行血缘交流，并把文化因子遗传给下一代。如此循环往复，东亚各族在频繁的血缘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当然，考察文化圈的生成与变迁，不能忽视政治、经济、地缘等其他因素；但人既然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享用者，那么人种的交融必是其中最为基本的要素。而且，人种的交融同化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甚至可以彻底改变某个区域文明的自然进程，使之出现惊人的跳跃性发展。有关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可以从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中看到。 NnZ1RwhwF4zg7A5ST6xsPBEWxfGDgNkRGbFe46mB5PAfXR8GIBY/Rc2UHdhQim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