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亚的“折扇”

扇子古称箑，《说文》：“箑，扇也。”关于扇子的起源诸说纷纭，推测远在殷商之前，原始图画中常见手持鸟羽跳舞的情形，原始人用鸟羽扇风驱暑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扇子逐渐从日用品转化为礼器，成为典章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并在中国文化的流播过程中传入邻国。

中国团扇传播至朝鲜半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韩国庆尚南道义昌郡的茶户里遗址一号古坟（公元前1世纪）出土了大量铜镜、毛笔、五铢钱、刀子等文物，其中夹杂着一枚团扇柄和一个团扇袋，推测是汉置四郡时期的舶来品。此外，安岳遗址三号古坟（4世纪）的壁画中绘有团扇的图形，证明4世纪时团扇已经融入达官贵人的生活。

公元7世纪初，日本外交的重心从朝鲜半岛移向中国大陆，执政的圣德太子（574—622）数次派出遣隋使，如饥似渴地摄取灿烂的中华文明。扇子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现存京都广隆寺的一柄形制规范的中国团形古扇，据传为圣德太子的遗物，是日本最古的传世团扇。

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中载有柿本人麻吕的一首题为《献忍壁皇子一首·咏仙人形》的短歌：

不论终冬夏，常常四季同。

著裘兼握扇，大有仙人风。

“冬裘夏扇”正是中国的衣冠之制，忍壁皇子披冬裘而执夏扇，俨然唐朝贵人风范，柿本人麻吕咏之为“大有仙人风”，可见奈良朝文人贵族憧憬唐风的心态。由此推断，忍壁皇子所执之扇或为唐扇。

日本宝龟七年（776），渤海使史都蒙赴日，朝贺光仁天皇即位。翌年五月回国时，天皇赠以黄金、水银、椿油及槟榔扇10柄。这些槟榔扇大概模仿唐制，以槟榔树叶为材料，加工成圆形的团扇。

综上所述，中国的团扇约在隋朝传入日本，被皇亲贵族视若世外珍奇，持之者飘飘欲仙。进入唐朝以后，日本已能因地制宜进行模造，8世纪末开始向邻国输出，可以想见工艺及数量均已达到相当水平。

隋唐之际，团扇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物风靡东亚诸国，这从日本、朝鲜的雕像和绘画资料中可以获得充分的佐证。然而始自北宋年间，一种不拘方圆、开合自如的折扇从域外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扇制形成巨大冲击，并逐渐取代团扇而跃居群扇之首。

折扇原产何国？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明代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云：“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因知折扇原非中国之物。翻开最新版的《辞海》，“折扇”条下有如下解释：

一种用竹木或象牙做扇骨，韧纸或绫绢做扇面的能折叠的扇子，也叫“折叠扇”。又因用时须撒开，成半规形，聚头散尾，故又称“撒扇”或“聚头扇”。按这种扇出自朝鲜，宋时已入中国。

高丽的绘画折扇始自北宋传入我国无可置疑。高丽折扇不仅形制奇特，而且工艺精巧，因此在中国倍受赞赏。然而，求证于文献史料及考古发现，其历史最早只能溯至北宋，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折扇亦频见于史书。

如《宋史·日本传》载入宋僧奝然遣弟子所呈礼单，包括“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时间是北宋端拱元年（988）。再如《宋朝事实类苑》载汴京相国寺出售日本旋风扇：

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沉，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高丽和日本的折扇，两者是否具有渊源关系？抑或是各自独创而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介绍“高丽折扇”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

日本折扇传入朝鲜或早于端拱元年，徐兢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出使高丽，亲眼所见的“画折扇”很可能是日本人专为高丽特制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画折扇，金银涂饰，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子之形。丽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有意与日本积极建交，数次遣使赴日通款，但由于倭寇侵扰不止而一改初衷，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颁布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实际等于宣布与日本绝交。明太祖对日本的鄙视，在其《倭扇行》一诗中表露无疑：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褶袴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诗中所吟“卷舒非矩亦非规”的折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大概是日本扇传入中国的另一种途径。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1394年在位），于1392年结束国内的南北朝分裂状态之后，积极推行与明朝的亲善关系，但在明太祖治世时一直未能如愿。洪武三十一年（1398），惠帝继太祖之后登位，已经逊位的足利义满抓住机会，于日本应永八年（1401）派出以同朋众祖阿（素阿弥）为正使、博多商人肥富为副使的遣明船，并以“日本准三后某”的名义递呈国书一通，附以“扇百本”等丰厚的礼单。

惠帝对日本使臣优待有加，赐赏极丰，表现出对日复交的积极态度。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二年（1404）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入明贸易，揭开中日“勘合贸易”的序幕。以此为开端，日本折扇大量流入中国，以至主张海禁的官员有“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之语。

日本式折扇大量流入中国，由于供不应求，朝廷开始依式模造。这些扇子不仅用于君臣之间的赏赐，而且成为文人雅士的赠答之物。冯可时上京之时，传教士利玛窦赠以折扇4柄（《蓬窗续录》）。这些扇子很可能得自皇帝的赏赐，利玛窦又用来馈赠友人，这说明折扇在当时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高档礼品。

折扇传入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文化融合，大量的明清扇面书画珍品，其艺术价值举世公认。折扇还与中国传统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著名历史剧《桃花扇》，就是以一把折扇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在京剧、川剧、昆剧、越剧等古装戏中，演员常借助折扇增强表演效果，称为“扇子功”。在评弹、民间舞蹈、相声、杂技等艺术形式中，折扇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出道具，其艺术功能已远远超出折扇本身的实用功能。

中国早期的仿制折扇，质量尚不过关，尤其是未能很好掌握洒金技术，因此在正德年间（1506—1521）专门派工匠去日本学习制扇工艺。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已有不少地区能够生产折扇，四川省的产量更是惊人，仅四川布政司上贡给朝廷的折扇，每年就达万余把，全省生产的数量显然远不止此数。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制造折扇著称的名家，早期有马勋、马福、刘承晖，后期有沈可楼、柳玉台、蒋苏台等。

中国仿制折扇，并不是全盘照搬日本的工艺。如日本早期的蝙蝠扇无一例外均是单面贴纸，而且扇骨一般只有5根左右。中国在仿制过程中，首先将单面贴纸改为双面贴纸，其次是大幅度增加扇骨，这大概是受了当时中国团扇形制的影响。中国的仿扇中有一种杭产“油扇”，据清人王廷鼎《杖扇新录》（《美术丛书》第八辑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28）云：

油扇，俗称杭扇。杭人专为之，骨细密以三十六始，有多至五十骨者。展之形如半规，面用柿漆涂纸，泽以黑油，故亦名油扇。……佳者翦金箔为翎毛、花卉、正草、行书贴于两面，亦有彩画人物者。此扇同、光后忽行于士大夫家，近则王公大臣争用之矣。遂有以棕竹、象牙为骨，以泥金作书画，或写蝇头细楷，凡外官赠送京员，以此扇为盛仪也。

双面贴纸、扇骨细密的仿制扇，比原来的折扇更加坚固、美观，不仅在中国逐渐流行，而且逆向输出日本，被称作“唐扇”，倍受禅僧的青睐，并迅速普及到日本民间。

由于受唐扇的影响，日本折扇的形制为之一变。制扇工匠一改以往的工艺，竞相采用“插骨”（即在双面扇纸中插入扇骨）之法，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末广”“雪洞”“镇折”三种扇形（《国史大辞典》）。

大约在16世纪前后，扇骨密集、双面贴纸的中国仿制扇经印度流入欧洲，成为欧洲折扇的祖型。欧洲仿制的折扇主要在显贵中流行，所以装饰奢侈，多用象牙、龟甲等名贵材料作扇骨，施以欧洲风格的雕饰。法国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的代表作《杜瓦塞夫人》，画中人物便手执充满东方浪漫情趣的折扇。

到了19世纪，日本为了向欧洲出口，大量仿制脱胎于中国折扇的欧扇，其特点是扇骨细密、雕刻精致，扇面选用高档绸绢，绘上日本独特的风物。这种东西方结合的折扇被称作“贸易扇”，由于20世纪前期出口不景气，转而向国内倾销，从而使日本的扇制又为之一变，奠定了现代折扇的基础。 zkqBDSAYLM2iVzLvwBB90EQVoH+Arp52rQ6X4xOrvAufDL8aYb/egpOPyW73nU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