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亚的漆器工艺

在西方世界，中国久负“瓷器之国”的美誉，日本则享有“漆器之国”的佳号。随便翻开一本《英汉词典》就可知道：China既是中国又指瓷器，Japan既是日本又指漆器。瓷器和漆器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均发源于中国。

中国漆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考古学家已经找到涂漆的木制碗盆。从殷商的文化遗存看，漆器工艺已趋成熟。殷墟武官村大墓、安阳西北冈商墓、河北藁城台西村等遗址出土许多漆雕印痕和漆器残片，纹样与青铜器相仿，有饕餮纹、虎纹、龙纹、回纹、夔纹、蕉叶纹等，有些花纹中间镶嵌绿松石或贴以金箔，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

从周代遗址出土的漆器看，已有朱、黑、白三色，在西安普渡村、濬县辛村、宝鸡斗鸡台、洛阳庞家沟等地的周墓中，发现大量用蚌泡镶嵌的漆器，田自秉认为：这种蚌泡镶嵌，实际是现今漆器中螺钿的前身 。

“螺”即贝类，“钿”为嵌装，螺钿指将螺贝的外壳加工成片状，切割成各种图案，再镶入木板、金属、漆层的一种工艺。“钿”也可写成甸、蜔、填等，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蜔嵌、螺甸、螺填、陷蚌、坎螺、钿螺等，均是螺钿的同物异称。

1932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古乐浪郡遗存出土不少汉代的漆器，其中有一件玳瑁小盒，将玳瑁片镶嵌在漆层上，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形成特殊的装饰效果，这是螺钿技法的成功运用 。六朝时流行五彩漆器，尤以“绿沉漆”为盛，梁朝的简文帝有《书案铭》云：“刻香镂采，纤银卷足。漆花曜紫，画制舒绿。怪广知平，入雕非曲。”又据《书经》记载，王羲之有绿沉漆笔管，认为贵于金宝雕嵌，说明雕漆镶嵌工艺颇为发达。

唐代的螺钿工艺已进入成熟阶段。1956年洛阳西郊的唐墓出土螺钿铜镜一面，白铜镜背的饰纹为《酒宴奏乐图》，花树下左侧一人在弹奏阮咸，右侧一人正把盏倾听，后面立一侍童，四周配以山石、鸳鸯、仙鹤等，不仅装饰华丽，用料亦很考究。据考，贝板为南海出产的夜光贝，花蕊用云南一带的琥珀，底纹敷以西亚进口的青金石粉，充分体现了唐朝文化的包容性。

螺钿漆器在盛唐风行一时，但这毕竟是奢侈品。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走向衰弱，螺钿器也就风光不再。肃宗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朝廷下令“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代宗大历七年（772）六月，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平脱、宝钿等物” ，螺钿属于遭禁之列，工艺技术很难再有创新。

螺钿工艺在中国的时间纵轴上虽然停滞不前，但在东亚的空间横轴上却阔步迈进。天宝二载（743）十二月，鉴真一行第二次东渡时，携带的佛具中有“螺钿经函五十口” ，从侧面反映螺钿器甚为邻国所宝，当时入唐的使节必然极力搜求。

现为韩国湖岩美术馆珍藏的“螺钿宝相华文圆镜”，据云出土于韩国庆尚南道的伽耶（加罗）地区，古墓中的陪葬品证明是唐代之物。伽耶位于韩国南端，与日本北九州仅隔对马海峡。相比之下，日本保存的唐代螺钿器要丰富得多。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爱玩的奇珍异宝奉纳给东大寺，以后再三追纳。据当时的献纳目录《国家珍宝帐》记载，仅螺钿器就有“螺钿紫檀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平螺钿背圆镜”“平螺钿背八角镜”“纳绀玉带圆形合子”“桑木木画棋局”“木画螺钿双六局”“螺钿枫琵琶”“螺钿玳瑁八角箱”等20余件，此外还有贝玦、贝环等，这些器物大多系遣唐使从中国携回，并为历代天皇所珍藏。

唐代螺钿器传入日本后，奈良的工匠在保存、修复的实践中，逐渐揭开其中奥秘，继而进行仿制并获成功。现奈良正仓院南仓有倭琴十余张，其中见诸《国家珍宝帐》的“桧倭琴”保存完好，琴身是紫檀，镶嵌螺钿，以贝材施云草花纹，工艺虽略显粗糙，但整套技术已能运用自如。因倭琴是日本特有的乐器，故可断定此螺钿工艺出自奈良工匠之手。

进入10世纪以后，随着唐帝国的灭亡，东亚的政治版图出现分化组合：在中国，经五代十国的乱世，960年赵宋重新统一天下；在朝鲜，918年高丽王朝崛起，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从而成为一方霸主；在越南，吴权击败南汉军队，939年自立为王，从被中国直接统治变为藩属国；在日本，10世纪中叶连续发生贵族和武将的叛乱，仿自唐朝的律令制度趋于瓦解。

在这场波及整个东亚的政局大动荡中，东亚艺术的格局和流向也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艺术的地方色彩愈加浓郁；其次，由于各国政治和社会变动的情形、程度不尽相同，某种艺术的中心地区出现位移；再则，艺术交流的传统渠道发生逆向变化，一些中国输出的艺术，经周边民族的吸收和创新后又反传回来。

螺钿工艺的情况也是如此。螺钿器自盛唐传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后受“俭约令”限制，出口锐减，各国的螺钿工艺便走上继承和创造相结合的历程。在中国，1978年从苏州瑞光寺塔心发现“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箱”，经卷上有大和三年（931）的题记，证明是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制品；宋代时螺钿依然没有销声匿迹，《陔余丛考》载：“宋高宗幸张循王府，王所进有螺钿盒十具。”《西湖游览志余》云：“时马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螺钿细柳箱笼百只……理宗为之大喜。”在朝鲜，《三国史记》卷三十九载：“漆典，景德王改为饰器房，后复故。”可知统一新罗时期（668—935）设有制造宫中器皿的工房，既云“漆典”，当然包括漆器，不过是否运用过螺钿技法，目前尚无实物可考；高丽统一半岛时期（936—1392），朝鲜制作过大量的螺钿漆器，这不仅见诸可靠的文献记载，还有出土文物可作佐证。

与中国和朝鲜相比，日本的螺钿工艺有了惊人的突破。10世纪以后，以“黑漆地”取代“紫檀地”成为时尚，其工艺逐渐形成独自的和式风格。到了11世纪，在黑漆底上洒金粉，再以贝材嵌纹的技法日趋成熟，这是莳绘（描金）与螺钿的有机结合，标志日本的螺钿工艺进入独创阶段。

日本永延二年（988），东大寺僧奝然遣徒向宋太宗进献方物，其中有螺钿花形平函、金银莳绘筥、金银莳绘砚筥、金银莳绘扇筥、螺钿梳函、螺钿书案、螺钿书儿、金银莳绘平筥、螺钿鞍辔等 。日本长和四年（1015），为助缘天台山大慈寺重建，藤原道长献“螺钿莳绘二盖橱子莳绘箱”（《御堂关白记》），藤原实资进“大螺钿鞍”（《小右记》）；又据《高丽史》“文宗二十七年（1073）七月条”载：“日本国人王则贞、松永年等四十二名来，请进螺钿鞍桥、镜匣、砚箱等物。”

日本螺钿传入中国后，受到很高的评价。北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说：“螺填器本出倭国，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方勺认为宋时中国螺钿已不如日本“工巧”，这与唐代以来的“俭约令”有关。宋高宗时也曾禁制“螺钿淫巧之物”（《清波杂志》），方勺由此误导出“螺填器本出倭国”的结论。

螺钿工艺起源于中国，盛唐时传播于四邻，日本经过模仿和改良，宋时取代中国成为辐射源，制品输入邻国，促使元明之际中国螺钿工艺的复兴。螺钿工艺在如此循环往复的流播过程中，逐渐凝聚各民族的风格和创意，成为一种东亚各国的集体创作，原来的国籍或许就显得不甚重要了。这也正是东亚地区艺术之环流一个明显的例证。 5AXz8onTAf+HNe8nXZX4gtweGwkk7pevMwKqZfgY0g7skW6rNY/Di3yKfnoRP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