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差不多总是天才的命运。降格以求，或许会得到许多朋友；而上到顶层，却可能会失去许多知音，感到一种无以对话的寂寞和清冷。此外，不幸的性格和际遇，时空的隔绝，都会造成和加重孤独感。但是，这种主观上的孤独感并不意味着客观上的孤立——与时代、社会切断了联系。即使天才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超越他所处的社会；他仍然是“时代之子”，连他的孤独也常常是颇具时代内容的孤独。

帕斯卡尔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天才，但并非一个离群索居、凭空出现的天才。他是一个思想的巨人，但并非一片沙漠上突兀而起的、孤零零的山峰。在他的身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并预示出整个“现代”的某些趋向。他是17世纪法兰西文化的产儿——当然，由于他的巨大天才，他是不可能完全被时代框住的，他的思想也是不可能完全由他所处的时代得到解释。

所以，我们在叙述过帕斯卡尔这样一位思想巨人的生平之后，还想观察一下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氛围。这里用的“氛围”这个概念，即指气氛、风俗、习惯、时尚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包围着他（在这里是一个思想者）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这些因素有些是他觉察到的，而更多的可能是他没有觉察的，就像阳光、空气和风。

帕斯卡尔生活的年代，是1623—1662年。按古希腊人的说法，他活动的“鼎盛年”则当在1640—1662年。这期间正是中国明清鼎革之际，但当时法国人的世界实际上只是欧洲和地中海一带。那期间英国正在发生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件事无疑对法国是有影响的。比方说对1648—1649年巴黎发生的由高等法院领导的反对绝对专制制度的“投石党”运动就与之有关系。法国高等法院与英国议会在名称上也相同（同为parliament），英国议会制在当时的取胜，对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高等法院无疑是一个刺激和鼓舞，但这次运动很快就失败了。总的来说，17世纪还主要是一个沉思的世纪，激烈的、革命的行动尚有待于下一个世纪。

从帕斯卡尔的生年到他的卒年，这四十年差不多恰好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然摄政的时期，是一个正在进行中央集权化的时期。正是这两位首相，为法国绝对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奠定了基础。当时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工商业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资产者已形成为一个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与封建贵族阶级抗衡，而第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则是君权制或者说国家。总的来说，这一王权代表封建贵族阶级，但它又反对封建大贵族领主的分裂割据而强调集中统一，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照顾到资产阶级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它以一种“表面上的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因此，当时的政治态势可以说是两大阶级：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主要力量：贵族领主、资产者和国王（或代表国王的首相）。这三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妥协的过程中达到的结果是王权取胜。这一取胜，实际上既是两大阶级的某种妥协和平衡，政权的性质仍然是封建性质的。但由于这一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主要是向分裂割据、不服管辖的贵族领主开刀，所以又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内战外患连绵不断，阴谋叛乱此起彼伏。例如在1624—1642年黎塞留任首相的时期，有对胡格诺教徒的战争和对叛乱贵族的征讨；在1643—1661年马扎然任首相时期，发生过两次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西南和北部的人民造反，以及继续同西班牙打仗。总之，这是一个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民生凋敝的时期。但它却为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帕斯卡尔的家庭是富裕的市民而非贵族。他的父亲曾是法官和议员，当时法官的职务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例如卢昂法院主席的职务值9万至10万法朗，巴黎法院主席的职务值35万法朗。而购买这些职务的人，一般都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市民。这些职务还可以世袭或出卖。帕斯卡尔自己没有从事过什么职业或担任过什么职务。他主要是靠父亲的收入和遗产生活。帕斯卡尔的政治态度，毋宁说是非政治的。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甚至嘲笑政治，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是作为消遣写出来的。他说：“如果他们写过政治，那也好像是在给疯人院订章程；并且假如他们装作仿佛是在谈论一桩大事的样子，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讲话的那些疯人自以为是国王或者皇帝。他们钻研他们的原则，是为了把这些人的疯狂尽可能缓冲到最无害的地步。” 他是有意地远离政治的，因为他最关心的是信仰和上帝，甚至科学的地位在他心目中也远在政治之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一些话中看出，他是倾向于人格平等的，而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与他接近原始基督教的思想相关联的。

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氛围，我们首先得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往往被人轻视和忽略。许多人都谈到过，最伟大的思想常常受到最细小的事情的影响和纠缠。这种种日常琐事对思想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发性的，即它刺激了思想的产生，许多伟大而富有灵感的思想的直接动机，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另一个方面是阻碍性的，许多本来很有意义的思想却往往淹没在日常琐事中不见了。正如帕斯卡尔说，小小的噪音也会干扰最伟大的思想家思考。也许，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就因为思想者没有换一个地方居住，或者不能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而被葬送掉了；偶尔，某个面孔，某种风景也会对思想者产生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他却没有机会与之相遇。笛卡儿的有关“我思故我在”的那些思想是在一个冬天钻到巴伐利亚的旧式火炉子里想出来的；而苏格拉底却习惯于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思。笛卡儿的思想需要热一点的气温，而苏格拉底却需要冷一点；反过来也许就无法产生那些伟大的思想。时代常常总能产生它所需要的思想。但是，它产生在谁那里，何时产生，有力到何种程度，有时却依赖于非常具体、细小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产生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的可能，和产生出使时代大吃一惊的思想的可能。

而这还不是重要的方面。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等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的身体状况，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从正面或反面影响到思想的性质、状况和水平；而且影响到思维方式、思想习惯、思考内容，甚或影响到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在此对人的思想，对精神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以致某种理论可以输送来输送去，而当它输入到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日常生活状况中去时，那改变后的模样会使该理论的创始人大吃一惊。

关于帕斯卡尔生活的17世纪的上层社会日常生活，可以大致这样描述：

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国的特权阶级在生活方式方面，正好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持久不变的“习惯”，被经常改变的“时尚”所代替。上流社会采取了这种时髦的风俗，以别于一般的民众。时尚改变了居住、衣着、饮食习惯和礼节等。

城堡已逐渐变成乡间别墅，有钱人在城里置宅第，一部分时间住在那儿。

服装成为“时装”，变化很快，女人的衣服趋于复杂，非常宽大。

在吃饭方式方面，贵族和中产阶级不仅用匙子和刀，还向意大利人学会了用叉并且不再在同一个碗里舀汤，而是分开喝；还开始使用餐巾。吃饭的时间在巴黎则逐渐往后移动，这样，夜生活的时间也就加长了。

一种有关待客、致礼、设宴、写信等方面的礼节流行于整个上流社会，但城里还没有下水道、自来水，屋子里也无浴室，厕所被看作一种奢侈的设备而并不多见。旅行消遣者还很少，更不必说海水浴、日光浴了。

帕斯卡尔的生活无疑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他父亲在他出世时已经积蓄了60万法朗的资产，以后又在巴黎购置了房屋。帕斯卡尔及其姐妹都靠父亲的收入和遗产生活，在姐姐出嫁、妹妹把父亲分给她的遗产捐给修道院以后，帕斯卡尔独自生活。他有自己的宽敞住宅；有自备的车马，有许多家具和藏书。在“世俗生活”的时期，他常出入于沙龙、宫廷以至赌场，交往面扩大，见识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段“世俗生活”对他无疑是有助益的，为他后来分析思考人的状况提供了不少素材。另外，他不仅生活在巴黎，还常在外省居住。小时在克勒蒙，青年时在卢昂。1649年因避投石党之乱又回故乡，1652年还到姐姐家住过大半年。他曾与默雷等到法国乡间旅行，那时正值“投石党”动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农村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出生前的亨利四世时期是一个比较安定富足的时期。亨利四世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每一个农夫的锅里都弄出一只鸡来。”而帕斯卡尔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两段较安定时期之间的动乱年代，是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年代；普通人生活的悲惨和匮乏现象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使他深感不安并日趋悲观。

在那个皈依的“火之夜”之后，帕斯卡尔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变，即变得日益简朴、严峻起来，对以前自己的富裕生活怀有一种内疚的悔恨。他蔑视财产和舒适，尽量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努力接济和帮助穷人。据他姐姐回忆，他从来没有说过对伙食的意见，甚至当人问起他是否喜欢刚吃过的东西时，他也想不起来了，因为他确实不曾留心过。他经常只能在家卧床，久违了户外的空气和阳光。帕斯卡尔此前所见到的人们的贫困生活加强了他的宗教思想，使他执意要过一种贫穷甚至禁欲的生活，而这种禁欲生活又反过来毁损了他的健康，并使他全力向内心开掘，写出了许多深刻性可以和最优秀的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媲美的片断。

我们再谈谈文化学术的氛围，先看文化教育制度、组织、语言及谈话艺术方面的变化，然后再观察帕斯卡尔对之贡献最大的四个领域（科学、文学、哲学、宗教）方面的情况。

欧洲的大学和学位、考试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被认为是起源于法国。巴黎大学建于13世纪初期，下分神学、宗教、艺术三个学院，后又增设了医学院。英国的罗吉尔·培根、邓·司各脱，以及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德国的阿尔培都曾来巴黎大学讲过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及德国的大学都是模仿它而建立的。到17世纪法国又涌现出一批民间的学术团体和组织，如前述的梅森学院。黎塞留首相在1629年左右听到一批作家经常聚会讨论语言、文学和时事政治时，他便决定以他们为基础组织一个政府的文学团体，于是法兰西学士院于1634—1635年间成立，院士名额固定为40名（即40位“不朽者”），任务是统一文字，制定规则，评判作品等，以便在语言文学方面建立适应君主专制需要的统一规范和评价标准。随后，其他各种学士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如皇家绘画和雕刻学士院（1643），小学士院（即后来的题铭和美术学士院，1663），科学学士院（1669），建筑学士院（1671）等。稍晚，又在尼姆、里昂、波尔多、第戎、马赛等省设立了科学院分院。虽然国家设立这些组织机构是要使其为政权服务，但客观上确实使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强了交流，集中了力量，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按照某些法国史学家的意见，法国的语言也是在这时候定型的。法国人特有的一种谈话艺术也在此时形成。一些贵族家庭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沙龙（如朗布耶侯爵夫人的府邸），成为训练谈话艺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学习分析那些社交关系的各种情感——尤其是爱情，确定表现这些情绪的词句的意义，选择最细腻和最令人欣悦的语言形式。在此女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们作为女主人的那种优雅风度和彬彬有礼，她们在心理观察方面的敏锐和机智灵活的谈吐，促成了法国所特有的一种生动机敏、含蓄深刻的谈话艺术。同时语言也日益纯净化，脱去了过去拉丁语影响造成的书卷气，真正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的文学语言和交际语言。当时出现了一些语言学著作，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派的代表阿尔诺和朗斯诺也编写过一本《文法大全》（1660）。

当时的出版业也很活跃，而且本国不便出版的书常被送到国外去出。书商唯利是图，常常盗印、偷运书籍。1595年，皇家图书馆由枫丹白露迁入巴黎。当时的文人学士大都属于上流社会，无需操劳衣食；而且，国家还给他们每年发放年金、津贴和奖金。1662年财政大臣柯尔伯曾委托夏普兰拟订作家名册，正式确立了官方颁发年金的制度，每年给作家发放10万法朗，同时也建立了对书刊的检查制度，主要是对涉及宗教和王政内容的著作实施检查监督。

当时的文化气氛比较浓郁，是一个兴旺的时期，各个领域的作家只是出于自己的内心需要，或者为了艺术本身，甚至纯属为了消遣而写作。他们无需以写作求利，因为当时求利有更可靠的途径。因而，他们写起来也就比较从容、谨慎。笛卡儿写得并不多，而宁愿让其丰富的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发酵；拉罗什福科让自己写的箴言在沙龙间流传，而并不急于出版。只是他的在流传中的讹误很多的箴言盗印本在荷兰出版时，他才想到有责任正式出版一本书；而拉法耶特夫人写出《克莱芙王妃》之后却匿名出版，当别人猜测是她写的时候，她不但矢口否认，还煞有介事地以第三者身份发表了一通对这本书的感想。帕斯卡尔也是如此，他的大部分短篇论文和《思想录》都是死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而他的《致外省人信札》是每写出一封，署以化名，秘密印刷后，在巴黎街头叫卖出售的，不但无利可图，还要避人耳目，甚至有身家性命的危险。

当时，法国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数学方面，笛卡儿、费马、罗别尔瓦里，以及帕斯卡尔研究了变数问题，酝酿着微积分学科的建立，此外，笛卡儿为解析几何学打下了基础；费马和帕斯卡尔为概率论执先鞭；费马在数论方面也有巨大贡献。此外，杰扎尔格还研究了投影几何学的原理。

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提出了物质涡旋运动原理的假说，梅森以声学著作驰名，帕斯卡尔在气压和流体静力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那时，巴黎还建立了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天文台。

17世纪产生了法国的古典文学。与帕斯卡尔大致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有：布瓦洛（1636—1711）——一位古典主义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与冉森派领袖阿尔诺过从甚密，并受到冉森派对人的悲观看法的影响。在一首《论人》的讽刺诗中，他把“人”看作最蠢的动物，他的名著是《诗的艺术》。古典主义悲剧的两位主要代表是高乃依（1606—1684）和拉辛（1639—1699）。喜剧的主要代表则是莫里哀（1622—1673），他在自己的喜剧里表现了人文主义的观点，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画面。此外，还有著名的寓言诗作者拉封丹（1621—1695）及一些散文作家。当时文学的主潮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艺术特征是结构严谨完整，语言简洁明晰。古典主义内容的精湛和形式的完善，使它具有了一种世界的意义。

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帕斯卡尔主观上是不怎么关心文学的。这跟冉森派对文学的态度有关。冉森派从严峻的清教徒式的道德和宗教观点出发，认为文学创作会“毒害心灵”，以致从小在冉森派影响下长大的拉辛，当他从事剧本写作时几乎与冉森派决裂，而当他搁笔后又同冉森派达成和解。帕斯卡尔写作《致外省人信札》时的动机，是要生动有力地说服人们相信耶稣会道德的虚伪性并捍卫冉森派，然而这部作品的自然、清楚、简洁、精练的特点，却使它在客观上与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使它成为一部古典主义的散文杰作。这是不是恰好说明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对帕斯卡尔的影响——即使他并没觉察到呢？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清晰明确的风格，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气质和经验也是起了作用的。

谈到哲学，勒内·笛卡儿（1596—1650）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儿是第一个不仅用拉丁文而且用法文来写作哲学著作的作家（文学家则早已先行）。笛卡儿在某种意义上接过了16世纪蒙田和夏隆（Charron，1541—1603）的怀疑论，但他是把怀疑作为一种积极的方法，用来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并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他强调人的理性，富于科学精神，他自己本人也同时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具有开创的意义和永久的魅力。他的天赋观念说和唯理论则与后来洛克的白板说和经验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启迪了许多后来的思想家，开创了一个近代哲学的时代，是大陆唯理派哲学传统的创造人，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他的法国后继者有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1638—1715）等，而与他差不多同时的伽桑狄（Gassendi，1592—1655）则批评其天赋观念的理论而捍卫感觉经验论，捍卫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观点和伦理学。

帕斯卡尔对哲学理论本身也是不感兴趣的，或者说，是不满足的。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并不能满足人的最深刻的要求。但是，帕斯卡尔对思想的强调，认为人为思想而生，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的看法与笛卡儿的人的思维、理性至上的原则还是有某种相通之处，虽然他们所说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总的说，帕斯卡尔在思想上似更接近于怀疑论而非唯理论，也就是说，他更接近于16世纪的蒙田而非同时代的笛卡儿。在某种意义上，蒙田是他们两人的共同出发点，他们一起从那儿出发却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在17世纪，真正可以与笛卡儿在哲学上相抗衡的正是帕斯卡尔而非别人。但是，对于帕斯卡尔的这一重要地位，哲学史家，尤其法国以外的哲学史家却一直不够重视，不过，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到现代应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

在帕斯卡尔的生活和实践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宗教。尤其是冉森教派，给予了帕斯卡尔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冉森教派并不是一种另立的、像新教那样独立出来而与法国传统的天主教相抗衡的宗教，而是仍保留在天主教内部，但在精神上却接近于新教的一个派别。它的创始人是冉森（Jansenius，1585—1638），荷兰的著名学者，曾任卢汶大学的教授，伊普尔城的主教。他受加尔文教的影响，一生精研奥古斯丁的著作，试图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朴作风。冉森派在法国的主要据点就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建立于1204年；从1633年起，它开始置于冉森的朋友和拥护者圣西兰的影响之下，并扩展了自己的组织，吸引了一批上层社会的优秀才智之士。

冉森派在天主教内部的主要对手是耶稣会。与耶稣会相比较，冉森派的主要特征是：在理论上接近于预定论而非自由意志论，相信神恩而非事功是得救之路。它在理论上回溯到奥古斯丁，回溯到《圣经》尤其是圣保罗的学说；在组织上它并非面向大众，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始终保持一小群人，虽然是一小群才华卓越的人，一小群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包括一些出身于富贵之家、富于文化修养的女子，如帕斯卡尔的妹妹雅奎琳，还有他的女友罗安奈小姐，都曾往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家做修女。它在生活上强调道德的严峻和清修，过一种简朴、寡欲的生活，它反对耶稣会那种道德上的决疑论， 反对那种貌似道德的“道德”。总之，它实际上在精神领域上是更彻底地宗教化的，比其他教派都更热烈，更虔诚，更有奉献精神，更少功利的考虑而更注重心灵的升华。它不同意耶稣会的观点：即认为上帝会把“现实的恩宠”赋予受诱惑情况下的所有人，而是认为只是少数被选中的人方不会毁灭。它实际上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少数派、精英派，甚至是自我默认这种地位的少数派，它不容易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不想去赢得大众或权力，而只想在精神的层面上开掘，并力图在世俗化的浪潮前保护自己。冉森派确实是孕育帕斯卡尔思想的一个合适摇篮。

一种宗教思想，一种宗教运动，在其创始人那里，是有其特定的精神目标的。然而，当这种思想成为运动，尤其是一种取胜的运动之后，它就常常会产生另一种目的，另一种利益，而这种属于运动本身而非精神本身的目的利益就常常会压倒原先的目标。它在征服社会的时候自己却又被社会所征服；在赢得大众的时候却又被大众所战胜。它要求与世界妥协，它变得世俗化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出现一批批的人们，他们不断地号召回到创始人那里去，回到最初的精神目标那里去，如若不能使多数人回去，他们也至少想自己能够“神归”，这一些人往往是非常真诚、热烈的，有时也取得某种成功，但更多是被压制下去。而即便成功，又可能开始另一轮世俗化趋势。

帕斯卡尔也是这种真诚、彻底的人们中的一个。他的思想受到了冉森派的很大影响，但在此要指出两点：第一是他虽然与他们很接近，但并没有在组织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实际上比他们更认真、更彻底、更热烈和更虔诚。当修道院的同人为了修道院组织和财产的利益而违心地在表示屈从的信仰誓约书上签字时，他甚至同他们断绝了关系。他是孤独的，也安心于这种孤独，他需要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第二则是与其说冉森派塑造了帕斯卡尔，不如说帕斯卡尔提高了它，使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有了比它原有的更大的名声。帕斯卡尔巨大的、创始性的思想天才使他能够超越任何一个狭窄的教派。正像莫里亚克所说：他的思想的河流不可能限制在冉森派的狭小河床上，“它要流动，默默地流动，穿过伏尔泰和孔多塞的时代，以比先前更大的力量在我们时代重新出现。”

上面分别地叙述了笼罩着帕斯卡尔的氛围的几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一时代的社会氛围究竟有些什么总的特点呢：

一般地说，当时是一个加速中央集权化，确定绝对王权的专制制度时代；是一个伴随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也是一个科学走向昌盛、文学走向繁荣的时代。那时，哲学已经奠基，各种科学文化组织纷纷建立并走向完善，人文主义思潮下降而宗教思想上升；法国语言最后定型、古典主义的文化正在形成，社会尤其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走向文明化。这是一个法兰西特性巩固和奠基的时代，不仅法国的民族统一最后地由路易十四王朝得到完全的实现和巩固，而且16世纪受文艺复兴影响兴起的文化也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并大大发展。精神文化的生活日益集中在巴黎，法国人的一般性格特征也在融汇中基本形成。这也是一个在精神上沉思和主要向内开拓的时代。16世纪的法国思想主要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代表人为拉伯雷、蒙田等；而17世纪正在形成更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东西。当然，16世纪得到的东西也没有轻易失去，但心灵更多地转向自我沉思和深刻反省：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方面主要有笛卡儿、马勒伯朗士的沉思；在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方面主要有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等人的沉思，而对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则是上述思想家共同具有的特点。当时的探索还主要是向人的心灵的探索，向外、向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探索和扩展则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理性精神正在自我酝酿、深化、成长之中，而当它长大和成熟，它就要向外伸展和洋溢，冲击和震撼下一个世纪——18世纪，一个到处以理性立法的世纪；一个对现实宗教和政治进行激烈批评和行动否定的世纪。

法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自己独特的传统。法国最早有独创性的本地文明，按有的法国史学家的意见，是在12和13世纪产生于法兰克人和诺曼人侵入的区域。这种文明的具体表现是古代世界所没有的一些独特的创造：封建制度、宫廷礼节、骑士风度、市民阶级、自治城市、各种行会、定期市集、哥特式建筑和雕刻、纪功诗和冒险小说、韵文故事、大学、中学、考试和学位制度等。法兰西是由各种不同的种族混合构成的，法兰西人的性格有其多样性，又有其共同性和相通性。比方说笛卡儿和帕斯卡尔就是颇不相同的两种人：前者较为冷静、理智、谨慎、随和，后者更为热烈、激情、严肃、虔诚。两个人都拥有巨大的智慧，可是他们的智慧又各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法国人认为他们两人代表了法国的两种典型性格，把两者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兰西性格的形象。也许，正是这种多样性、矛盾性才使法国的思想、文学、艺术具有某种世界性，也正是这种多样性和矛盾性使得人们对它众说纷纭。在一些人看来，法国就意味着放荡，在另一些人看来法国就代表着文化，法国文明常常使人觉得富有才华却有点萎靡不振，以致容易削弱意志力。可是这种文化又造就过后来如拿破仑、戴高乐等意志异常坚强的人物，爆发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曾经奇迹般地对抗整个欧洲而且不断取得胜利。法国是个古怪的、常常让人生疑的国家；而法国在遥远的东方人看来似乎就更加神秘。反过来，古老的东方在法国人看来也颇为神秘。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就曾写道：中国、中国使人暧昧不清。

最后，我们还要略微谈到帕斯卡尔在时代、社会的大氛围中为自己营造的小氛围。自然，时代和社会的大氛围是无孔不入、到处渗透的。无论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顺应也好，不顺应也好，它总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包围着某个思想者、存在者的直接氛围只有一个，但这种直接氛围不仅包含与大氛围一致的因素，也包含与大氛围不一致的因素。而当这些不一致的因素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显示出一个与大氛围颇为不同的小氛围。个人往往能在社会中为自己造就一些与总的气氛颇不一致，甚至相当冲突的小氛围。比方说，对一个鄙视现代文明而羡慕古代文明的人来说，他在日常物质生活中不易逃脱现代文明，而在思想中却比较容易逃避。思想可以在瞬息之间扫遍宇宙或直溯远古，这也包括作为思想的物质载体、传播媒介的书籍，一个现代人的案头和书架上可以放满古希腊的书而几乎找不到一本现代的书，他可以对当代文学、艺术、哲学几乎一无所知而却十分熟稔古希腊的文明，这样，他就为自己造成了一个小氛围，与总的时代氛围颇为不同的小氛围。

在帕斯卡尔那儿，也鲜明地显示出一种与时代、社会的大氛围相当不同甚至格格不入的小氛围。作为一个思想者，对他影响最大的并非本国当时的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甚至他常常是有意地抵制着这些影响。他读得最多的书是《圣经》、教父的著作，还有蒙田等人的书，这就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他想得最多的是上帝与人，但不是当时教会侍奉的上帝，而是他的上帝，是耶稣基督。他利用他自己的直接的存在、经验和感受来思考和写作，而几乎不曾引用过当时文学家的作品；他可能从未读过笛卡儿的《方法论》等著作，至少，在我们看来，16世纪的蒙田对他的影响要比同时代的笛卡儿对他的影响更大些。他对社会、政治事件也很少感兴趣，除非它涉及宗教，涉及冉森派。他晚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少，最后跟冉森派也断了关系。他是非常孤独的，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有时甚至对姐姐的关心照顾也感到厌烦，他在自己的孤独中思考，孤独状态是他最好的思考和写作状态，但这孤独也是可怕的。他曾经写过一段描述耶稣临刑前最后一夜在橄榄园中感到悲哀、苦痛和孤独的文字，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为美丽而悲哀，动人而凄婉的文字之一。 换言之，这与其说他是在写耶稣，不如说是他在写自己的感受。他也同样临近死亡。基督的橄榄园就是他的橄榄园。他最后的思想氛围充满着死亡和宗教的气息。他的思想在这种自造的氛围中飞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实际上，最后思想和思想者已经融为一体，沉思和氛围已经融为一体。“他就像他绝不想再写作那样写作，就像一个垂死的人对垂死的人们那样说话。” 而一个垂死者是不会说废话的。 QLttq0VE24kPL5BxTPWF8/4eIX1vjdJEgOSLCZ0RF8W7E+bbJ3s+7lLJMwzePi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