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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1623年6月19日生于法兰西中部奥弗涅省的首府克勒蒙城（现名克勒蒙菲朗），有一个长他三岁的姐姐，两年后又得到一个妹妹，这个五口之家是：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母亲安托瓦内特·贝贡、姐姐吉尔贝、妹妹雅奎琳加上他本人。
克勒蒙是一座古城，古城的四周有许多树木，春天的时候田野里长出嫩绿的大麦，城内外还有许多精致的水泉，这是它柔和、美丽的一面。另一面却十分严酷和苛刻：高耸荒凉的山峰，多处火山的遗迹，冬天寒冷，夏天又很炎热。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唤起一种强烈矛盾的感觉，帕斯卡尔在这儿一直住到九岁才迁居巴黎。
故乡的这样一幅景色，在他敏感的心灵中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呢？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帕斯卡尔常常在一种看似强烈的矛盾中安之若素，因为，这种矛盾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例如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并不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因为它们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它们并不相遇，虽然科学有时会占据他的全部精力，宗教却永远是放在他心里的最高渴望。不过，在他那里还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他的思想甚至就有意是在这种同时伸展至两极的矛盾中来试图把握真理，例如他正是在同时领悟到人的伟大和悲惨的境况中寻求人的出路，在“天爵”与“人爵”的对照中把握正义，在自由主义的怀疑派与那些偏执自信自得的耶稣会之间探寻中道。在帕斯卡尔的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深刻的辩证色彩。
幼年经验是重要的，幼年经验常常是不知不觉形成的，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有这一段时间：一个人从一岁到三岁，以至到五六岁，他生活的秘密几乎完全是由父母、由大人们而不是由他自己保有的。一个幼童，还不能步入社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政治诸条件是通过他每天见到的屋子里的东西和室外的景色，他所吃、所用、所玩的东西，他的伙伴和他的亲人对他个人间接地发生影响。日常生活并非不重要，这不仅对幼童，对成年人也是如此。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晚间散不散步，有没有旅行的可能或习惯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考些什么，希望些什么，为什么感到痛苦或者快乐。当然，对一个人幼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家庭。
帕斯卡尔的家庭并不显贵，但却富裕。他的家族定居克勒蒙已近二百年，曾祖父经商，祖父系一般的公务人员，外祖父亦经商，也很早便住在克勒蒙，父系和母系都属于市民有产者类型，但不是暴发户，有一种古老传统的特色。
关于他的母亲，我们所知不多。她在帕斯卡尔三岁时就去世了。小帕斯卡尔幼年丧母，而当代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则是幼年丧父。萨特说这给了他自由，他从没有遇到过权威和崇拜的对象，这对他后来形成自由选择的哲学看来是起过作用。但对于帕斯卡尔，幼年丧母对他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不仅因为他母亲在一个幼儿最需要母亲的时候还在世，而且还因为帕斯卡尔幼年丧母的损失，在某种意义上从他姐妹的关怀照顾中，以及从他仁慈的父亲那里得到了某种补偿。
他的姐姐吉尔贝1641年嫁给他们的表兄比里埃——也就是后来和帕斯卡尔一起做真空试验的人。她活得比她的弟弟久，在他一生中对他关怀体贴，她对帕斯卡尔的影响看来主要是生活上的。另外，她写了一部《帕斯卡尔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帕斯卡尔生平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帕斯卡尔的妹妹雅奎琳与他有一种更为深沉内在的关系，她对他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雅奎琳也是一位神童，天资聪颖，有很好的感受力，她十三岁就出版过一本诗集，颇受当时著名戏剧家高乃依推崇，获得过1638年特等诗歌奖，但她却不肯接受，而且似乎以后再没写过什么作品。1646年，雅奎琳二十一岁，正当她考虑婚事的时候，却受到帕斯卡尔第一次皈依的影响，从而萌生了出家之念，只是碍于父亲年老体弱，一时尚不忍离去。父亲去世后，终于在1652年1月14日进入冉森派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这一行动有违于帕斯卡尔的心愿，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雅奎琳的出走加上父亲的逝世，是他进入后人常称为他的“世俗时期”的一个直接动因，这等于是一下子从他身边夺走了两个最亲密的人，他内心孤独、生活寂寞，转而向外寻求。雅奎琳1653年6月正式成为修女，并把父亲死后分给她的那一份遗产全部捐赠给修道院。1661年，冉森派又一次受到耶稣会迫害，政府强迫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人们在一份包括有谴责冉森派的五个条款的信仰誓约书上签字，不然就要解散修道院。雅奎琳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她失败了。她的同伴为了保全修道院大都签了字，她很明白可以反抗敌人，却不能反抗她的朋友，因而也被迫签字。这后果就是死亡，三个月之后，1661年10月4日，她死在修道院，年仅三十六岁。
雅奎琳与帕斯卡尔有许多相像的地方：巨大的天才，敏锐的智力，真诚，富于彻底精神，严肃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吉尔贝这样谈到这两兄妹的关系：“他有充分的理由爱我的妹妹胜过爱任何人，他经常看望她，无保留地说出一切，她在一切方面都满足他的需要。因此在他们相互完美地适合的感情之间有一种巨大的和谐。确实，他们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他们各自从对方得到安慰——这只有那些尝过同样幸福，知道什么是信任的爱与被爱的人们才能理解。”
但是，看来吉尔贝忽视了两人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的另一方面：紧张、疑虑、苦恼、苛求甚至某种敌对，这是十分相似而又相互深刻地依恋的人们之间很难避免的。
帕斯卡尔的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是奥维涅省的议员，并担任过毗邻克勒蒙的蒙菲朗的法院副院长。他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受蒙田影响颇深；又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人，尤擅长数学。他为人谨慎、善于理财、工作勤奋、关心子女。在他妻子去世后，他更是悉心照料他的儿女。1632年1月，为了三个儿女的教育，他特地辞去了议员职务，举家迁居巴黎——这个法国文化学术的中心。
艾蒂安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尤深，他根据蒙田的自由主义理论，亲自对小帕斯卡尔进行了系统专门的教育。他鼓励孩子研究自然，观察事物，教他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了不让小帕斯卡尔的数学兴趣过早妨碍古典语言的学习，他打算在其十六岁以后才教他数学，但没料到小帕斯卡尔十二岁时就独自在地板上用炭画图，发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第32命题：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等于两直角。而在此之前，帕斯卡尔还写过一篇《论声音》的论文。后来，他父亲就提前开始教他数学，并经常带他出席一些科学讨论会，接触各种文化阶层的人，并在他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引导他阅读爱比克泰德、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和《圣经》。帕斯卡尔还懂意大利文，能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写作，但他并没有系统研究过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
帕斯卡尔与他父亲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1643年发明计算器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减轻当时担任诺曼底省税收总监察官的父亲劳作的辛苦。在他父亲于1651年9月24日病逝后，他曾于10月17日写给姐姐、姐夫一封信，劝他们，也包括他自己要从上帝那里寻找安慰，节制悲哀。他写道：“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活着。如果六年前就失去他，我本会一事无成。虽然我相信今天我对他的需要已不是那么绝对，但我清楚地知道，他十多年来对我是必不可少的，并将赐福于我的一生。”
总之，帕斯卡尔的一家可以说是相亲相爱的一家，虽然冉森教派的那种严格清峻也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投下过一些阴影，但总的说，在这个家庭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也不乏豁达和明智。帕斯卡尔幼年受到的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几乎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天才，随时都有可能夭折。然而再没有什么时候能比幼年的时候更易夭折的了！帕斯卡尔是幸运的，他成长起来了，当他达到某一种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摧毁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每个人又都总是能够反过来对这种限制再做一点什么事情。而且，成年人比幼年人能做的要多，天才比常人能做的要多。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倒常常应当是：不要先设想，至少不要先太具体地设想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先去努力冲破你目前自身既有的局限，冲破似乎你只能达到某一步的界限。在个人生活中有些大的趋势、大的限制是改变不了的，但个人绝不是无为而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命运，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但我能做的比你要多。”把一切可以归之于社会的，一切可以归类到一起的东西除去，我们总还剩下一点什么东西，这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有些人那里多些，在有些人那里少些，这种东西有的是得之于遗传或外界所赐，但更多是得之于自己，得之于内心对外部制约性的反抗。
帕斯卡尔实际从到巴黎起就开始走向社会了。他不是从学校，而是直接从家庭走向社会，而且不是以承担一种社会职业的身份介入社会，而不过是经常与外界社会保持接触罢了。帕斯卡尔终其一生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者，是一个无职业者，他写的著作，包括他的科学工作和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看来他主要靠他父亲的收入和后来的遗产生活。
帕斯卡尔到巴黎后，他父亲常常带他出入上流社会的各种沙龙、府邸，尤其使帕斯卡尔得益的是他经常随父亲参加一个叫作“梅森学院”（又名“自由学院”）的科学俱乐部的活动。这个组织的主持人梅森拥有一个广泛的国际通讯网，可以及时得到当时欧洲科学进展的最新消息。梅森学院每周有一次讨论，帕斯卡尔在那里可以遇到当时有名的科学家鲁白瓦尔、巴伊、加伊、哈尔地等，正在写《方法论》的笛卡儿有时也到那里去。帕斯卡尔在那里得到很大助益和许多激励。
后来，帕斯卡尔在1640年全家搬往卢昂城以后，也随父走访过当时城内的一些上流人家。但总的说，在父亲死之前，他自己与外界的接触并不多。父亲病逝和妹妹出家以后，姐姐又远在外省，他生活十分孤独，身体状况也很坏，医生劝他多参加各种活动以得到一些消遣，于是从1652年起，开始了他所谓“世俗时期”。
这期间，他经常出入各种沙龙和名门，到姐姐家度假，与友人外出旅行，同时也从事一些科学研究。他欣赏着人间和世俗的一些欢乐，欣赏着友谊而且似乎还曾陷入到爱情之中。与上帝的联系暂时退居幕后，而与世人的联系则推到幕前。这一段时间他的朋友主要有：罗安奈公爵、骑士默雷、著名数学家费马以及深受蒙田影响的米东等。
罗安奈公爵性格豪放，爱好科学，崇拜帕斯卡尔的天才，他曾邀帕斯卡尔和默雷到他的领地普瓦多旅行。默雷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并颇有些放荡不羁。他崇尚真实、自然，又颇有点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和他们的交往开阔了帕斯卡尔的生活，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进一步感到人心的丰富、复杂、深刻和暧昧，不是仅仅凭理智就能把握的。他后来写宗教的辩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悬这一类才华横溢的自由思想家于面前的，他以他们为读者和讨论的对象，试图说服他们，这就使他的说服置于一个很高的层次，产生出许多富有魅力的思想。
这时候的他在性格上似乎也是随和的，招人喜欢的，这从他写在一幅画背面，为感谢一位妇女所作的诗中可以略见一斑：
在此胜地，可爱的年轻主人，
你给我绘出了一幅肖像，
我要随着你那纤纤的手，
到你所绘的地方。
为了使仙女更可爱而美丽，
为何不将你的容颜给了她？
从后三句可以看出，帕斯卡尔要想恭维人的话也是在行的。
在帕斯卡尔那里笼罩着许多神秘，而帕斯卡尔的爱情则尤其像一个谜。他终生没有结婚；但有没有爱过什么人呢？1843年，古赞发现了一份手稿《论爱的激情》，并通过他的考证认为是帕斯卡尔1653年所作。这一意见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这篇文章一般也都收入帕斯卡尔的全集之中。但也一直存在反对意见，比如迄至1979年出版的科里尔百科全书中，“帕斯卡尔”条目的撰稿人就认为似不可信。而同意帕斯卡尔写过这篇论文的人们中间，对是否他真的爱过，以及他所爱的对象究竟是谁也存在不少争议。我们也许最好同意米邵的看法，他认为帕斯卡尔的对象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不必去猜测它，但帕斯卡尔肯定恋爱过。从《思想录》中也可以发现一点这样的线索，比如帕斯卡尔谈到：爱情的结果是可怕的。他很可能默默地、但是强烈地爱过什么人，但后来又在上帝面前为这种激情感到羞愧。最彻底的宗教情感常会排斥其他所有的情感，我们在克尔恺郭尔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不过，我们不妨在此扼要叙述一下帕斯卡尔《论爱的激情》中的一些观点。
这篇文章谈到，人生来是为了思想的，但有时也需要骚动，而最适于人的激情就是爱情和野心，“以爱情开始而以野心结束的一生是幸福的！”人有这种火是可爱的，人越有灵性，激情也就越大，“在伟大的心灵中，一切都是伟大的”，我们生来心中就带有爱的特性，人不能没有爱而生活。爱情无需技巧，无法教也无法学。美的观念是变化的，最适宜于保持美的主体的，就是一个女子，而如果她有灵气，她就给美注入了活力，并巧妙地使美升华。爱情没有年龄，它总在诞生中，爱情是个孩子。一个单纯的人是不完满的，为了幸福，他需要寻找第二者。爱情是暴君，要其他一切激情都服从它，然而，它又是温柔的，“如果一个男人心灵中有什么地方是温柔的，这个时候他是处在爱情中。”不敢说出来的爱有其痛苦，也有其欢乐。爱情必须不断更新。爱情各各不同，有的持久、温柔，有的迅速、激烈。爱情激起一种崇敬，人们崇敬他所爱的。爱情使人忘记他的处境和父母亲朋，除了他的所爱，觉得自己不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而不这样过分，激情不会是美的。文章最后谈到爱情的痛苦：“尽管痛苦这样接踵而至，人仍然抱着少受痛苦的希望盼望着他的爱人来临。然而，当看到她时，他遭受的痛苦比以前更大。过去了的痛苦不再刺激人，现在的痛苦是触到了的，而且人们是对接触到的痛苦作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的恋人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有谁能怀疑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没经历过爱呢？
帕斯卡尔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不仅具有科学精神，而且具有巨大科学成果的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帕斯卡尔的科学活动很早就开始了，且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十一岁就写有声学论文《论声音》，探讨振动体一经触摸就停止发音的原因；十六岁写有几何学论文《论圆锥曲线》，提出若一圆锥曲线内接一个六边形，它的三对对边的交点处在同一直线上。这就是著名的帕斯卡尔六边形定理。也就是说他很早就开始了他同时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生涯。
作为一个数学家，他从十九岁开始制造一个计数器，经过近十年时间的反复设计、改造而完善定型，在计算机的起源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现在计算机使用的一种高级程序语言“Pascal语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652年以后，与费马多次通信讨论概率计算问题，并于1654年提出了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即“帕斯卡尔三角形”，从而开创了概率论的研究；他还曾经指出意大利数学家加伐丽丽用划分无数平行直线来计算三角形面积的方法中，那些直线实际上是极其微小的长方形，由此遂导致极限与无穷小的概念；在他死后经费马修订出版的《算术三角形论》书稿中，他总结了数学归纳法的证明方法；1657—1660年，他在疾病的痛苦中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又研究摆线（旋轮线）问题，用立体几何方法得出不少求积的积分变换公式，这些研究促成了微积分的诞生。
他的物理学研究不像他的数学兴趣那样几乎保持终生，而是比较集中在1646—1654年间，尤其是前两三年。他于1646年10月听人谈到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的真空试验，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当年就与姐夫一起重复了这个试验。在证明了真空的存在以后，他又进而研究真空形成的原因，认为真空是由物体的重量和空气的压力造成的，由此他又开始一系列的气压试验，发现了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物理学定律（帕斯卡尔定律），奠定了近代流体力学的基础，后来的水压机即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
帕斯卡尔还是一个发明家。他重视经验，强调实践，不仅进行理论的探讨，而且亲自动手做各种实验，发明各种仪器。在数学上，他在发明计算器的过程中，既是设计师，又是工匠，前后试做过五十多种模型，直到1652年才最后定型。在物理学上，他发明了注水器、水压计，并改进了托里拆利的气压计。他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科学工作，经常累垮而受到医生的警告。
与帕斯卡尔的冷静的科学精神和不知疲倦的科学活动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强烈的宗教激情。在这方面，他是同样的真诚，同样的热烈，同样的彻底，同样的言行一致和呕心沥血。
帕斯卡尔的传记作家往往谈到他一生的三次皈依。这里的“皈依”（Convertir）不是改宗，不是由不信到信，或由信异教到信基督教，而是一种内心的扭转、一种层次的递进。我们不妨把三次皈依看成他宗教生活中的三次转折点，每次都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帕斯卡尔一家都是天主教徒。1646年1月，他父亲为阻止别人决斗，在冰上滑倒摔伤，由此全家通过帮助他父亲正骨的德尚兄弟接触到源于奥古斯丁主义，跟加尔文教也有密切关系的冉森教派，一家人开始阅读当时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主持人圣西兰的著作，以及奥古斯丁的著作和《圣经》，从而全家转向了更重精神生活、更接近于原始基督教、更强调福音书和奥古斯丁、强调天恩而非事功的冉森教派。而受影响最大的则是小帕斯卡尔和他的妹妹雅奎琳。
这第一次的皈依并没有中断帕斯卡尔的科学活动，当年10月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真空试验。随后在父亲去世和妹妹出家之后，又进入了他的“世俗时期”。但是他的这种世俗生活遭到他妹妹的反对，他自己也感到很痛苦。根据雅奎琳1654年年底写给她姐姐吉尔贝的信，我们可以得知他一年多来一直对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人们感到厌恶，对他自己的生活感到厌恶。这种厌恶是对一种新的生活的渴望，这已经预示着一次大的转变了。
1654年11月23日这一天，据说帕斯卡尔白天乘马车遇险，两匹马均坠死于巴黎塞纳河中，而他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晚上，帕斯卡尔独自在卧室阅读《新约全书》中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即耶稣在他被捕就刑前的一段祈祷，当他反复读着这些话时，逐渐陷入一种燃烧的、彻底的心醉神迷状态，在他绝望的生命的真空中突然神秘地充满了什么东西，他似乎瞥见了他一直向往的上帝，似乎他内心一下透亮，知道了他必须做什么和必将成为什么。这时，他就近抓起手边一张纸，开始飞快地、热烈地写下飞涌到他头脑中的句子。
这件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甚至他最亲密的妹妹。在他死后八年，他写下的这张纸和一个羊皮纸抄本被发现缝在他上衣的衬里中，后人习惯把这个夜晚叫作“火之夜”，他记下的这个东西则叫作“追思”。这个东西不长，我们不妨把它全文译出。神秘的东西太神秘了，我们有时会听到人们谈论某种神秘的经验，可是又说不清楚。它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而不可言说、难以描述就越发增加了它的神秘性，甚至对其产生某种敬畏和信仰。我们不能怀疑帕斯卡尔的真诚，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但他毕竟把当时的一些感受记到纸上了。虽然语言与心灵相比总是贫乏的，甚至难表其万一，但思想和感受一旦落在纸上，就变成了一种实在的、可以触摸的、不可变易的东西。这些落在纸上的东西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瞥见帕斯卡尔的内心世界，也帮助我们分析某些神秘的经验。下面就是原文：
1654，恩惠之年
11月23号，星期一，圣克里门、教皇和殉教者以及别的殉教者的节日
圣克里索各拉殉教者和其他殉教者的节日前夕
大约从十点半到十二点半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确信、情感、欢乐、和平
耶稣基督的上帝。
我的上帝和你的上帝。
“你的上帝将是我的上帝”
除了上帝忘记世界、忘记一切。
他仅仅通过福音书的教导被发现，
人的灵魂的伟大
正直的天父，世界尚未知你
但我知道你
欢乐、欢乐、欢乐、欢乐的眼泪
我从他分离
“他们抛弃了我，生命之泉”
我的上帝，你要抛弃我吗？
我可能不是永远同他分离。
这是永恒的生命，他们可能知道你，
唯一的真实的上帝，你派遣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同他分离，我从他那儿逃逸
被排斥的他，被钉于十字架的他，
我不会永远同他分离？
我们只通过福音书的教导把握他
完全地弃绝尘念和甜蜜
完全地服从耶稣基督和我的指导者
永远欢乐地为地上考验的一日
我决不忘记你的话。阿门
这一个晚上的神秘体验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多月以后，即1655年1月初，他住到了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并非出家做修士，但实际上过着一种苦修的生活，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取消了所有无用和多余的东西。以后帕斯卡尔经常不定期地住在这里，并与修道院的同仁进行内容广泛的谈话。
在这个时期，帕斯卡尔就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具体的交往、联系上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冉森派人士日益接近起来，与他们同甘共苦。此时正是冉森派越来越受到耶稣会压迫的时候，冉森派的一个领袖人物安东尼·阿尔诺，发表了两封信，捍卫1653年被罗马教廷谴责为异端的冉森派命题的正统性，遭到国王的耶稣会派顾问安纳特的反驳，争论被提交给巴黎的索邦神学院裁决，结果在1656年1月14日，索邦神学院决定谴责阿尔诺。修道院同仁讨论的结果是要诉之于公众，约请帕斯卡尔撰文反击，帕斯卡尔经过一些犹豫后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从1656年1月至1657年3月，他以蒙达尔脱的假名一共写了十八封《致外省人信札》（第十九封没有写完），有力地揭露对方的虚伪道德，争取公众对冉森派的同情，虽然由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并没能使阿尔诺和冉森派免受谴责，但就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他有非凡的雄辩力。
此后，帕斯卡尔知道自己的岁月已经不多了，他才三十多岁，看起来却像一个老得多的人。他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备受折磨。他写了有关宗教奇迹的一些笔记，并着手写一本基督教的辩护书，反对和说服那些志得意满、自以为是的天主教徒，尤其是说服那些怀疑论者和自由思想家，这就是他死后以《思想录》为名结集出版的著作。他还写了别的一些短作品。他已经闻名于国内外，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应罗安奈公爵的要求，向欧洲学者悬赏解决摆线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最后只好还是由他自己的解答得奖，用奖金来印出这些解答。
1659年2月，他又陷入重病，几个月都卧床不起，几乎不能从事任何理智活动。他写下了《祈求上帝使我正确地对待疾病》一文，疾病把他拖回到那种完全宗教化的心境，一些学者把这称之为“第三次皈依”。他更加内向了，也更加孤独了，过着一种禁欲的生活，并竭尽所能地帮助穷人，后来他身体又稍微好了一阵，这时又发生了誓约书的事件。他的妹妹因之而死，他也反对签字，但并未能使修道院接受他的主张。此后，他不再参加宗教派别的纷争，而只跟自己的上帝对话。“仅仅在上帝中和为上帝爱一切事物”。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有益公众的事：他和罗安奈公爵发起用公共马车来承担巴黎的一部分交通运输，他亲自起草文件、设计路线和车辆，1662年3月，第一辆公共马车在巴黎的街道上出现，票价便宜，这对许多没有自备马车的人无疑是方便有利的，而且减少了街道的拥挤。
他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简朴，经常食而不知其味，他不断把自己的财产、金钱以及衣物施舍给穷人，收留一家穷人住在他的寓所里，他帮助不知姓名的流浪少女，他卖掉了他的车和马，许多家具和珍贵藏书。他效法耶稣，说：“我热爱贫穷是因为他热爱它……我热爱财富是因为它给了我帮助悲惨不幸者的手段。”
1662年6月，他的身体继续恶化，移居到他姐姐的家中，他镇定地忍耐着，等待那最后的时刻。8月5日他立下遗嘱，8月17日病势急转，神志不清，接受了临终圣礼，8月19日上午一时溘然而逝，终年三十九岁。他最后的遗言是：“上帝，请不要抛弃我！”
帕斯卡尔的三次皈依，第一次是随同家人，第二次则完全是个人的行动。第一次是理智的，第二次则是神秘的；第一次是冷静的，第二次则是狂热的；第一次是皈依于较重精神生活的冉森教派，第二次则是皈依于他所神秘地瞥见的“耶稣基督的上帝”；第一次皈依之后他并没有明显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并且在随后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试验；第二次皈依则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久就退隐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过着刻苦的生活。而第三次皈依则是最后的、面对死亡的、完成式的，比较平静和安详的一次皈依，甚至看不出有明显的皈依痕迹，它只不过是给帕斯卡尔的生命最后打上了一个宗教的句号。
帕斯卡尔留下的著作并不太多。而且他的两部主要著作《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录》都是未完成的（虽然这种未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添了它们的魅力）。我们可以把他的著作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他的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数学方面的著作；一是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前者如《论圆锥曲线》、《算术三角形论》、讨论轮盘赌中的概率论计算的一些文章和讨论摆线求积问题的一些信件、片断等。后者有《关于真空的新实验》、《真空论》、《空气的重力》、《流体的平衡》等文章和信件。这些文章、论著大都不长，且许多都是他逝世后才刊行的。
第二类是他讨论科学知识之外的一些问题的短文和信件，主要涉及人生、信仰、宗教与科学精神等。下面我们约略把其中一些重要文章的内容介绍一下：
《论权威——〈真空论〉序》写于1647年，正是在帕斯卡尔做了真空试验之后，当时的经院学者崇拜古代的权威，恪守亚里士多德“自然畏惧真空”之说，不承认有真空存在。帕斯卡尔在此文中从区分两种学科入手，认为有一类学科如历史、古代语言、神学可以以古代人做权威；而另一类学科如数学、自然科学则不然，它们必须依据实验和推理来扩大和完善。他认为科学是发展和进步的，人类与人类个体有着相对应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成长类似于一个人知识的增长，所以，古人倒是幼稚的孩子，他们的知识构成人类知识的童年，而今人才是成熟的成年，他们知道的比古人要多，要完善。
《论神恩——致罗安奈小姐的信》写于1656年，共九封。罗安奈小姐是帕斯卡尔好友罗安奈公爵的妹妹，有些研究者认为她与帕斯卡尔曾相爱过，但也有另一些人断然否认（例如莫里亚克）。在这几封信中，帕斯卡尔主要讨论了神恩的问题，所谓神恩，就是认为人类并不能普遍地得救，只有被遴选的少数人凭借上帝的特殊恩宠（神恩）才能得救。在这些信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摆脱尘世生活的宗教气息。
帕斯卡尔另两篇讨论疾病和死亡的文章也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气息。《论死亡——致比里埃夫妇的信》写于1651年帕斯卡尔的父亲去世之后，是他写给姐夫、姐姐的，在信中他认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只有死才能结束的一次终身的祭献，死是完成，在耶稣那里，死是可爱、圣洁、甜蜜的，我们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慰。《论疾病——就疾病的真正好处求教上帝的祈祷》写于1659年，正是他身体极度恶化，濒临死亡状态时所写，他向上帝祈祷，并不是要求免除痛苦，而是要求在没有认识到上帝的精神前不失去这种痛苦，他祈求神恩，祈求心的皈依，思考疾病既是灵魂之恶的惩罚，又是它的救药。
《谈爱比克泰德与蒙田——与德·沙西先生的谈话》常常被看作是他后来写的《为基督教的辩护书》（即《思想录》）的一个纲要，或一个主要动机。这场谈话发生在1655年，沙西是冉森派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神父。帕斯卡尔认为爱比克泰德和蒙田两人是世上两种最有力学派的最伟大辩护人，爱比克泰德正确的方面在于他认识到人的使命在于追求和遵循上帝（神），但当他以为人有力量凭自身追寻到上帝和得到幸福时，就不免流于骄傲和自负了；相反，蒙田这个怀疑论者则很好地认识到人的无能为力，但当他逃避痛苦和死亡，不去努力追寻上帝和永恒时则又流于怠惰了。帕斯卡尔认为要同时看到人的崇高使命和人的软弱无力才能看到真理。他后来在《思想录》中，反复地论述了这一人的悖论，即人是伟大崇高的，又是卑鄙渺小的，是可以达到幸福的，又是处于十分悲惨的状况的。
《论几何学精神和说服的艺术》作于1657年左右。这是一篇著名的有关认识论、科学哲学的论文，全文分两个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中，以几何学为范例，论述了发现和证明真理以及辨认真伪的方法，指出人们在定义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谈到人们怎样难于直接占有真理，而只能从反面，把在他们看来与虚假相反的东西确定为真理，以及谈到无限性的问题和认识无限对于认识人生和上帝的意义。在第二部分“说服的艺术”中，帕斯卡尔认为人的灵魂有两个接受别人意见的入口，即理智和意志，而且人们更多地去接受他们意欲、喜欢的东西而非他们不得不承认对的东西。因此说服的艺术就是既要使人信服又要使人满意的艺术，但后者的原则太不固定，太微妙，所以帕斯卡尔只限于提出有关前者，即诉诸人们理智的说服艺术的一些规则。
《论贵人的身份》是一篇重要的有关帕斯卡尔的社会政治和正义思想的文字，反映了帕斯卡尔的人格平等观念，这是他晚年与一位年轻的公爵三次谈话的记录。他认为贵族和国王在自然、本性上并不高于他们的臣民或属下，所以无权傲慢和暴戾。世上有两种高贵，一是人定的，一是自然的。我们对人定的高贵（如高官显爵）只给予外表的、礼仪的尊敬，而对自然的高贵（如学识德性）则给予内心的、自然的尊敬。
第三类就是他的两本主要著作《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录》了，《致外省人信札》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前已述。此文可能是帕斯卡尔与阿尔诺、尼古拉等人共同讨论而由前者执笔的，其中包含阿尔诺等人的意见，但主要的思想，尤其是风格，则是属于帕斯卡尔的。这些信是假托一个来到巴黎的外省人写给他的乡人的，其内容大致概述如下：第1～3封信，作者装作是一个不懂神学的真诚的普通人，试图弄清阿尔诺与耶稣会争论的背景和问题的实质，从而介绍和分析了阿尔诺的观点和反对他的理由；第4封开始抨击耶稣会的观点，提出了一套人性理论，讨论了“现实的恩宠”的问题；第5～9封抨击了耶稣会在决疑论上表现出来的虚伪和松弛的道德；第10封，确定外在的事功是否真的能代替对上帝的奉献的问题；第11～14封，还是抨击耶稣会的道德哲学，调子更凶猛了；第15～16封，捍卫自己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
第17～18封回到开始的主题，即讨论神恩问题和冉森派五个被谴责的命题。
《致外省人信札》的意义和影响，更多是在文学方面而非宗教方面。它被誉为古典主义散文的典范。它行文清楚、简洁、精练、准确，结构严谨而又富有变化；风格质朴、单纯。读来富有优美感和新鲜感。甚至不同意帕斯卡尔许多观点的伏尔泰也说：“第一部天才的散文作品是《致外省人信札》，其中包含着所有类型的雄辩。从它开始了确定我们语言的时代。”
写作《思想录》的最初直接动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帕斯卡尔的小外甥女接触了据说是耶稣荆冠上的遗物，眼疾随即痊愈了。这使他研究奇迹的问题，并进而决定写一部为基督的宗教辩护的著作，即《辩护书》（ Apology ）。从1656年9月起，即在他写《致外省人信札》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写有关札记了。据拉菲马介绍，他是写在一些大纸上的，并亲手裁开、分类；他的写作时间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主要是1659—1662年，事实上，有75%关于宗教的内容，是写于1656年9月至1658年12月。《思想录》的思想，主要受到三个源泉的激发：《新旧约全书》、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再就是蒙田的散文。另外，帕斯卡尔对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如笛卡儿等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和道德思潮等也都有深刻的反思。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由于后面还要详细分析，就不在此赘述了。扼要地说，这本书主要是以它对人的生命的深刻和精湛的分析而知名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在这方面，它甚至违背了作者的原意，对宗教的直接辩护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对人的困境和出路的分析却推到台前，并占据了中心地位。尤其是对人的伟大和悲惨的矛盾的描述，更为令人惊心动魄，引起现代西方人的广泛共鸣。作者写这本书时，所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不信者，但不是一个一般的不信者，而是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怀疑论者，是当时最优秀的一类人。帕斯卡尔是爱他们的，但这是一种包含着恨的爱，即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他试图说服他们，把他们引到宗教的高度，使他们内心皈依上帝。为此他几乎动员了他全部的智慧和雄辩力量，使用了各种论辩的方法——使用了他作为一个数学家的清晰的推理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对于经验的精细分析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那种创造生动的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想象和描绘能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宗教圣徒的虔诚和激情感染力；使用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汪洋恣肆和追根究底的思想力。但主要的，他还是依据存在的经验，尤其他对他自身存在的具体经验，而非依据理性的建构。
帕斯卡尔曾设想用十年时间写完《辩护书》，但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就逝世了。他死后八年，即1670年，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同仁及帕斯卡尔的亲属抄录了他手稿的所有片断，并且经过整理，按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式进行编排，出版了他们认为完成了的部分：第一版的书名是《关于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后人称之为《思想录》）；书前冠有帕斯卡尔的外甥写的序言。此后近两个世纪里都照此版本印行。直到1842年，古赞主张科学地对待《思想录》的版本，认为当时流行的《思想录》与原手稿不同，要经过重新研究来确定真实可靠的版本。许多学者竭尽心力，有的甚至倾毕生精力来考证、校对、恢复作品的原状。因而，由于各人的理解有差异，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编纂者们花在编排这本书上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作者写这本书花的时间和精力要多，以致这本书的版本（且不谈研究）都快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一方面说明了这本书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编纂之难。
《思想录》的版本虽然种类繁多，但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根据这个原则编排分类——即怎样才能把帕斯卡尔论及各种主题的思想安排得让读者觉得明白清楚，布伦士维格本是这一类的杰出代表。如让·梅纳就曾称赞说，布伦士维格的版本虽然不是最后定论，但却是当时的一大成就，后来编《思想录》的拉菲马也说“布伦士维格是很有成绩的一位”。布伦士维格的版本在20世纪前五十年中几乎是最权威的版本。另一类版本编排的原则是——帕斯卡尔自己是打算怎样分类的。这个问题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文件、抄稿的发现，使过去的一些猜测变成了事实，导致了1952年拉菲马编码的版本出现。它努力按照作者的原意编排分类，把他为《辩护书》写的断片与其他混入其中的断片区别开来，并按他本人分过的次序分类。梅纳称赞说：“拉菲马的主要功绩在我们看来，就在于弄清了这一历史。”
（指帕斯卡尔手稿的历史）
《思想录》从初版问世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了。它的意义、魅力和影响似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笔者在这里不想过多地引证许多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其他的人们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而只引研究帕斯卡尔的著名专家维克多·吉罗的一段话：“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只要想到要牺牲如此巨大的财富就肯定不能不心如死灰，我肯定要为不能再读到龙萨、拉伯雷、蒙田、高乃依或拉辛、莫里哀、博絮埃、夏布多利昂或拉马丁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家而感到不安。但即便如此，只要我们能从这一吓人的大灾难中救出《思想录》一本书，我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留下此书，还是会认为这世界上依然有一个崇高的纯粹的法国天才的标本。”
诚然，他作为一个帕斯卡尔专家也许对研究对象有所偏爱，但毋庸置疑的是，《思想录》属于法国哲学和文学中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之列。
最后，我们想根据他个性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根据他的生命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最强烈的印象，简单地作一个小结。
第一，在帕斯卡尔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就像T.S.艾略特所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第一类是思想与生活有些背离的，像培根、叔本华。第二类是思想与生活完全融为一体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克尔恺郭尔等。苏格拉底像他谈论死亡一样迎接死亡，斯宾诺莎像他赞扬清贫一样安于清贫，克尔恺郭尔像他呼吁上帝一样献身上帝。第三类则是程度不等地介于上述两类哲学家之间。
显然，帕斯卡尔属于第二类。他写作是为了他的内心需要，他的著作中到处印上了他个性的痕迹，而他所主张的又是他力求履行的。对于帕斯卡尔这样一个人，我们很难区分开他的生活与思想。他的生活方式就表明了他的思想，预示着他要采取的生活方式。克尔恺郭尔说：“一个人的思想必须是他在其中生活的房屋，否则所有人就都发疯了。”帕斯卡尔的思想也就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房屋，他的生活是通过他的思想而变得伟大的，而他的思想又通过他的生活放射出异彩。
第二，在帕斯卡尔的身体与精神之间则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对照关系：如此孱弱的身体，却有如此旺盛、丰富的精神！帕斯卡尔自小就体弱多病，他自己说从十岁以来，就每日都在病痛之中。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曾因中风而瘫痪过一段时间。他时常晕倒，临近去世的时候，更是大半时间都不得不卧床休息，并曾在好几个月里陷入一种精神和身体崩溃、健康完全毁坏的状况之中，他有多种慢性病，他的死因可能是长期的恶性胃溃疡以及随之引发的癌肿。而这些疾病和痛苦并不影响到他思想的活跃和旺盛，反倒促使他更多地思考那些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病痛，他经常瞥见那正在临近的死亡，对生命的思考也就愈加迫切和重要起来。痛苦刺激他竭力弘扬精神，处境的悲惨刺激他寻求出路和得救。
第三，在帕斯卡尔那里，还有一种鲜明的对照，就是他的冷静的科学精神和热烈的宗教情感。这种对照主要是客观上的，两者看来并没有在他内心起过激烈的冲突，相反倒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在他那里，科学要服从宗教，理性要服从信仰，经验要服从启示，但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
科学精神与宗教情感在他那里相安无事，与他的三种次序的观点有关。这三种次序是：肉体的、感性的秩序，精神的、理性的秩序和心灵的、仁爱的次序。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伟大人物，肉体方面的伟人是君主，精神方面的伟人是科学家——如阿基米德，而心灵与仁爱方面的伟人是耶稣基督，是圣徒。它们三者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总是高于前者，且总是相隔无限的遥远。帕斯卡尔重视的是人在后两个方面的追求，并倾向于认为：人追求精神方面的伟大，并不妨碍甚至可能有助于他追随上帝。
从帕斯卡尔生活的主观动机来说，对科学真理的探求和对个人的、基督的上帝的渴望构成了他行为的两大动力。而他在文学上和哲学上的成就，只是他对宗教的探索客观上的副产品，虽然这是绝非渺小而是非常伟大的副产品。帕斯卡尔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位宗教圣徒似的人物，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他主观上并没有致力于文学和哲学的愿望，奠定他作为古典主义文学大师地位的主要是他的《思想录》和《致外省人信札》，而这是他为了辩护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及冉森派而写的。
第四，帕斯卡尔性格中还有一种不安分的鲜明特征。他有一颗永不疲倦的心灵，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反复驱赶着他，使他时常发生某种激烈的变化和巨大的转折。别人往往一次皈依就够了，而他却发生三次皈依；别人往往皈依后就得到某种宁静，而他的心灵里却似乎继续在骚动不止；别人的不安分往往发生在青年时期，而他的不安分却持续终生；别人往往一旦选择一条道路，确定一个领域就贯穿到底，而他却不断改变路线，不断变换领域，而且在所有领域中都总是力求比别人走得更远，钻得更深。
可以说，在不安分、不满足与天才、天赋之间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愈是才智高的人看来愈是不容易安分，兴趣和领域之多变有时正是要满足他多方面的才能。
在帕斯卡尔那里，这种不安分还表现了帕斯卡尔一种追求无限、力求彻底的精神，按他的说法，只有人是为了无限而造就的生命。人是一个有限的时空存在物，可是他却力求超越自己的局限而达于无限！人也正是在面对无限时感到了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渺小，感到了一种神秘的恐惧和战栗，可是人绝不会放弃他的努力。正是这种精神使帕斯卡尔不敢驻足。
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路要走，
在我睡觉之前还有许多路要走。
弗罗斯特的诗句恰是帕斯卡尔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最后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他是力竭而死的，他见到了他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