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

我最烦为音乐编织的故事，大概因为自己的工作和视觉艺术有关，所以更加害怕图解的故事。我可以理解大众文化对于通俗音乐的需求，音乐这个家伙出其不意，直接打动无备的我们，可是一旦有意抓它，却又溜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有关狐狸精的故事很有意思：不管狐狸精多么神奇美貌，我们绝不甘心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老怀戒心，一有机会，即刻致其死地显其原形。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死狐狸横在眼前，总比捉摸不定的美女心定。一个死在眼前的老虎总比一个来去莫测的威胁让人感觉心安。人类的理性一次又一次说服我们：人是万物之首。不但“我思故我在”，更是我见我知我懂故他在。

我们很难容忍自己抓不住和看不见的东西，怀疑无形无态的幻象魔影，尽管常常奇妙之处就在于此。艺术就是如此捉摸不定的东西，音乐又是艺术中的极致。即使最有故事的音乐也超越故事本身，巴赫的康塔塔（Kantata）是具体的圣经片断，但音乐远在圣经故事背后。贝多芬“命运敲门”和“郊外田园景色”都是极大的误导。这不是作曲家的过错，也不是艺术史记载失误，而是我们一厢情愿。艺术创作的结果无论具体还是抽象，或多或少都与艺术家的具体生活有关，也就是说都有故事可言，有时甚至是一些放不上桌面的故事。可是艺术之神奇，艺术家不可言喻之“能耐”，能够超越具体的局限，甚至包括艺术家自己。模糊是进入这个无限的门户，是神奇世界的魔笛。我们之所以感受音乐艺术之强烈，就是因为音乐不拘具体。我们心神已到，但是脑子不服，一想不对，没有被“我”控制在手。我们忘了艺术的精髓就是在于捉摸不定，所以急急忙忙一棍子下去，本来没有物象的生态，硬要假借一个世俗的龙套，搞定下来一看，不是一个死狐狸就是一只死老虎。

肖邦降D大调前奏曲（Op.28，No.15），所谓的“雨点”就是不时需要扮演一下死狐狸和死老虎的角色。好在乔治·桑（George Sand）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能写，又有眼光。乔治·桑的故事非常可信，但是我们的音乐“学者”还是一再歪曲她的原意，硬把一个不断重复的降A说成是凄凉悲楚的雨点。

为了誊清“历史”，我不得不把乔治·桑的故事转述如下。实际上，这段逸事可有可无，音乐本身把要说的说了，没说的也都一并说了。

故事发生在1838年西班牙的一个地中海小岛——马略卡（Majorca）。原先一家人是去度假和给肖邦养病，不料反常恶劣的气候和一连串倒霉的事件，反而加重了肖邦的病情。一天，乔治·桑和她的儿子冒着暴风雨回家后，发现肖邦正为他们的安全焦急发疯。他一边弹琴一边看着自己沉入一个湖内。沉重的冰冻水滴带着机械节拍敲打他的胸膛。乔治·桑听了肖邦的故事之后，就让他听带有节拍规律的雨点敲击屋顶的声音。没想到肖邦不但否认听到屋顶的雨声，更是恨乔治·桑怎么会把他的音乐解释成为具体声音的模仿。肖邦不能忍受对音乐的庸俗图像化——乔治·桑当时写道，肖邦有他的理由反对这种儿戏般的听觉模仿。她说：“他（肖邦）的天才里面充满神秘的天然声音，但他真正的才能是使这种声音超越到一个能与音乐境界相当的高度，而不是奴隶一般抄袭现实世界的音响。”

乔治·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具体提到肖邦当时给她弹奏了哪首前奏曲。好在今天有乔治·桑的文字作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段文字，鬼知道可以添油加醋编到什么地步，可见类似的历史故事的可信程度。尽管乔治·桑把当时的情景说得一清二楚，后来好事的学者，还是因为曲子里面一个不断重复的音而断定，这是一个有关雨点的悲伤故事。如果这种逸闻出自乐迷，倒也说得过去，怎么连音乐学的“专家”也跟着起哄胡搅蛮缠？要是为了一个持续的音响编织故事，就肖邦的前奏曲而言，我可以随手再挑一个，第六首b小调Op.28，No.6，也有一个几乎不断重复的音，它们只有一度之距，这次不是降A而是B。

关于肖邦，历史的记载对乔治·桑苛刻不公，但是只要阅读乔治·桑这段文字，不管当年的故事究竟如何，肖邦和乔治·桑两人艺术之近不容我们旁人指手画脚。加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可以片面判断整体？能够如此体会肖邦的乔治·桑都受到肖邦迷的非议，如果今天肖邦在世，听到“雨点”这个煞有介事的故事，一定气疯。

通过乔治·桑的文字和肖邦当时的信件，我们可以想象肖邦当时的心境。他的《前奏曲》之卓绝，是寂静之中、带着伤口听出来的人生不太轻松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用一个精致透明的器皿所装，千万小心，这是炼金的丹术，浓缩的酒精，故事里的迷药，不是平常的故事。

保罗·克利（Paul Klee）曾说：“艺术并不是仿造眼前所见，相反，艺术创造可能之见。”这句话我翻不好，所以只好把我读到的英文照抄如下：“Art does not reproduce the visible; rather, it makes visible.”这里的visible有点像“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字。意味不定，只能体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