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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以音乐为职业的是少数音乐家，而与音乐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清晨去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还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无论是出席国家的盛大庆典，还是参加个人的生日派对；无论是出席生者的婚礼，还是参加逝者的葬礼……音乐总是环绕在我们耳边，激荡在我们胸中。《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使我们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让我们感动，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使我们振奋；一首《马赛曲》让我们想起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透视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壮阔历史画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没有音乐，国家无法生存”（莫里哀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语）。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这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贝多芬语）。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一部音乐史，就是声乐和器乐此起彼伏、相互影响以至于相互交融的历史。从亨德尔的清唱剧、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的歌剧；从巴赫的协奏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勋伯格的变奏曲；从帕勒斯特里那创造复调合唱、蒙特威尔第创造管弦乐队，到贝多芬创造声乐与器乐高度融合的《第九交响曲》；从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伯恩斯坦的电影配乐，到施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交响诗，再到戴留斯同样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歌剧……音乐的不断发展体现着音乐家对人的声音与物的器乐如何在空气中振动的不断理解和创造，体现着音乐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不断发现和建树。“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海涅语）
哲学家黑格尔断定：“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并认为“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与音乐家个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但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心情”，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体现，更不是仅仅出自音乐家个人内心的“纯粹声响”。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主观创造和客观描摹的统一。音乐家个人“心情”的背后是社会“表情”，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背后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尼德兰音乐，还是巴洛克音乐；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第二维也纳派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新古典音乐；无论是浪漫主义音乐，还是后浪漫主义音乐……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和升华，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出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体会出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出整个苏联人民的燃烧的激情……“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尔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我当然“爱智慧”，但我也“爱乐”。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也成为一名爱乐者。一首手风琴独奏曲《马刀舞》，不仅使我感受到手风琴的“风采”，而且体会出哈萨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华丽”，而且领略到天山景色的美丽；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走西口》，不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领略到陕北风光的苍凉；莫扎特的奏鸣曲使我享受安宁，贝多芬的交响乐使我感受激情；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揉碎，融化为一种“天使般的抚慰”（傅雷语），升华为美丽的“天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碾碎，转化为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谁能理解我的音乐的意义，谁就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根拔的苦难。”（贝多芬语）……如果说哲学给了我智慧和信念，那么，音乐则给了我意志和信心。
在生活中，“爱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爱乐”，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尽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着“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无惊心动魄的震荡，我已是“波澜不惊”、“荣辱不惊”。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们常常“心不由己”。哲学和音乐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离开哲学和音乐，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说哲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么，音乐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无论是“爱”智慧，还是“爱”乐，“爱”都需要培养。“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语）因此，我们向读者献上这套《京师爱乐丛书》。
从这些随笔的作者看，他们都是历经数十年“爱乐”岁月积淀的“行家里手”，都是至今仍活跃于音乐界、媒体界和出版界的“赏乐高手”。这里，既有西方主流乐评界的资深主笔，也有见证香港古典音乐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活化石”；既有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艺术大师，也有“爱乐”爱到深处的经济学家、企业经理人、剧院管理者、国家公务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音乐造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从这些随笔的内容看，这是中西的音乐学者、爱乐者对音乐的深度思考，或侧重于乐史钩沉，解读经典；或沿着音乐发展的轨迹周游列国，寄情音乐的山水故园；或驻足沉思，书斋神游，与大师对话，寄语音乐的精神家园……从而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迥异的音乐趣味、独一无二的赏乐感受，为我们全方位并立体化地呈现音乐的宽幅画卷及其无穷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梳理和解读音乐经典，更在于能够将作者的情真意切、锲而不舍的爱乐情感、经验、知识传递出去，撒播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爱乐者的行列。
读着这些随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德彪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勃兰登堡协奏曲》、《哈利路亚大合唱》、《费加罗的婚礼》、《唐璜》、《朱庇特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欢乐颂交响曲》、《自由射手》、《幻想交响曲》、《理想交响诗》、《仲夏夜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卡门》、《茶花女》、《悲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牧神午后》……这是一个斑斓五彩的画面，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促发起你爱乐的激情。深度的音乐欣赏需要高度的理性修养，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当你具有这种“理性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音乐是为你而奏响，因你而动听。
“爱乐”使我结识了《京师爱乐丛书》的主编刘雪枫先生；也正是因为“爱乐”，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刘雪枫先生的邀请，为《京师爱乐丛书》写下了这篇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201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