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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

欧洲和平的终结

1851年5月1日,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开幕。博览会期间,共有六百万人次,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前来水晶宫(Crystal Palace)参观。水晶宫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里面陈列着一万三千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械产品、手工制品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万国博览会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建立在英国工业化和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繁荣和平前景。水晶宫本身就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证明了英国在工程制造上的创造力。与此相呼应,水晶宫内部的展品也在向世人呈现:在每一个工业领域,英国都领先世界。水晶宫象征的是“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一个英国希望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广为宣传的形象。

对和平唯一的威胁似乎来自法国。1851年12月2日,在拿破仑1804年登基的纪念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自立为独裁者。次年11月,通过全民公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式变成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登基,成为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登基的消息让欧洲列强警惕起来。英国人担心拿破仑扩张主义死灰复燃,议员们要求召回里斯本中队(Lisbon Squadron)防卫英吉利海峡。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未来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军首领——在1852年的夏天一直在规划,一旦法国海军发起进攻,应该如何保卫伦敦。在整个1853年,这一任务依然是英国海军计划的重点。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Count Buol)强烈要求拿破仑公开声明其和平意向。沙皇的要求则带有羞辱性,要拿破仑宣布没有任何对外扩张的企图;同时还向奥地利保证,一旦法国入侵,俄罗斯将提供六万军队给予支援。为了化解列强的担忧,拿破仑于1852年10月在波尔多(Bordeaux)发布声明:“那些不信任我的人说,皇帝意味着战争;但是我说,皇帝意味着和平。”

事实上,人们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疑虑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欧洲格局就是在拿破仑战败之后,为了遏制法国而设置的,很难想象拿破仑三世会对此满意。他确实获得了法国人真诚而广泛的拥戴,但这是因为他善于激发民众对拿破仑时代的美好回忆,虽然从各方面讲他都比不上他伯父。他身躯庞大却不自然、瘸腿、唇上留着小胡子、下巴上一把山羊胡,看上去更像一个银行职员,而不是拿破仑·波拿巴再世。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见到拿破仑三世后,她在日记中形容他“非常矮小,但是脑袋和胸口很大,仿佛本应该长在一个远比他高大的人身上”。

拿破仑三世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遵循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传统。他的目标是即使不能恢复他伯父的荣耀,也至少要将法国变为一个广受尊重、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希望能改变1815年确定的欧洲格局,将欧洲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组成的家庭,正如拿破仑一世所展望的那样。他认为可以通过与英国结盟来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政治密友、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公爵(Duc de Persigny)曾于1852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他说服拿破仑三世英国已不再由贵族把持,而是受新兴的“布尔乔亚势力”主导,这股势力将来也将主导整个欧洲大陆。通过与英国结盟,法国将可以“发展出一套伟大光荣的外交政策,为过去的失败复仇。与英国结盟比在滑铁卢重打一仗更能让我们得益”。

路易-拿破仑,1854(图片来源:罗杰

而俄罗斯却不一样,法国可以通过和俄罗斯打一仗来恢复国家荣誉。过去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种种记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随后的军事失败、俄罗斯军队占领巴黎等等,一直让法国人感到悲痛羞辱。俄罗斯还是1815年制定的欧洲格局以及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主要推动者。在法国人看来,沙皇是自由的敌人,是在欧洲版图上发展自由国家的障碍。而且尼古拉还是唯一一个不承认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君主。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愿意承认他的君主地位,即使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太情愿;但是尼古拉却拒绝承认,理由是皇帝是天命的,而不是全民公投选出来的。沙皇在称呼拿破仑三世时,故意用“我的朋友”(mon ami)而不是欧洲君主间互称时惯用的“我的兄弟”(mon frère),以显示他对拿破仑三世的轻蔑。 拿破仑三世身边的一些幕僚,特别是德佩尔西尼,希望他能借这个机会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拿破仑三世不想让私人争吵成为其统治的起点,于是反唇相讥道:“兄弟是天定的,但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在拿破仑三世看来,与俄罗斯在圣地问题上的纠纷可以为他所用,把因1848—1849年革命而分裂的法国团结起来。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能够为了自由而和俄罗斯这个“欧洲宪兵”打一仗的话,左派革命势力就能因其“为自由而战”而支持他,接受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和登基称王的行为;同时天主教右派也会继续支持他,因为他们一直在推动发起圣战,消灭威胁基督教和法国文明的东正教异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任命了持极端天主教立场的瓦莱特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瓦莱特是“奥赛码头”(Quai d’Orsay),即法国外交部内一个势力很大的教士游说集团的成员。据德佩尔西尼称,这一集团一直在运用其影响力,夸大圣地纠纷的后果。

我们的外交政策经常受到一个教士游说组织的干扰,这个组织已经慢慢渗透到外交部的密室中。12月2日的行动未能将其清除,它反而变得越发大胆,趁着我们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将我国外交政策与圣地复杂的纠纷缠绕在一起,取得的一丁点成功都被自吹自擂为民族的胜利。

在与俄罗斯的争执中,瓦莱特态度咄咄逼人,宣称拉丁人在圣地的权利已“清楚地确定了”,并召来法国舰队为自己撑腰,在法国的极端天主教媒体上赢得一片喝彩。拿破仑三世本人在圣地纠纷上的立场则温和一些,他曾向外交部首席政治顾问爱德华·安托万·德图弗内尔(Édouard Antoine de Thouvenel)坦陈自己对这些纠纷的细节所知甚少,并对宗教冲突“被闹大到不成比例的地步”感到遗憾。圣地纠纷确实被闹得太大,但是拿破仑三世在国内需要取得天主教舆论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需要联合英国对抗俄罗斯,这意味着他并无动力约束瓦莱特的挑衅行为。直到1852年春天,因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的抗议,拿破仑三世才将瓦莱特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但即使在召回瓦莱特后,法国依然继续执行炮舰政策迫使苏丹让步,相信会因此激怒沙皇,并希望这样能迫使英国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俄罗斯侵略。

法国的炮舰政策起了作用。1852年11月,高门发布一项新的裁决,允许天主教教士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的大门钥匙,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当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正在英国,而留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代办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对高门为什么会发布这项裁决的解读很简单:法国最新的蒸汽炮舰“查理曼大帝号”( Charlemagne )可以以每小时8.5海里的速度从地中海驶来,其姊妹舰“拿破仑号”( Napoleon )时速可达十二海里,这意味着技术落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舰队联起手来都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

土耳其向法国人做出的让步令沙皇非常恼怒,威胁说自己同样会使用武力。12月27日,他命令从比萨拉比亚的第四、第五军团调动三万七千人,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发起闪电进攻;另外调动九万一千人,准备对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其他地区同样发起进攻。沙皇亲自下了命令,事先没有和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Prince Dolgorukov)商量,他甚至都没有和政治警察“第三科”负责人奥尔洛夫伯爵讨论这一决定,而当时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商讨事务。在俄国高层还有传言说沙皇准备肢解奥斯曼帝国,第一件事就是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在一份写于1852年底的备忘录中,沙皇明言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俄罗斯将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和位于三角洲的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亚得里亚海岸归奥地利所有;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和埃及归英国;法国会得到克里特岛;希腊将得到周围的岛屿,成为一个地域更大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受国际条约保护;而土耳其人则将被从欧洲驱赶出去。

此时沙皇开始了与英国的新一轮谈判,如果俄罗斯与法国在近东地区发生冲突,英国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英国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海军舰队。沙皇依然相信在1844年访问期间,他与英国人已达成了谅解,现在他可以请英国人来约束法国,保证俄罗斯凭借条约在奥斯曼帝国拥有的权利。他还希望能说服英国人,让他们相信瓜分土耳其的时候到了。在1853年2、3月间,沙皇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Lord Seymour)举行了多次会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他的话题从土耳其开始,“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们让他就此离去,特别是在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那将非常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英国与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有计划地瓜分领土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至少能阻止法国派兵到近东地区,一旦法国派兵,俄罗斯也将不得不派兵进驻奥斯曼帝国领土。“如果英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沙皇对西摩说,“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了。”沙皇还“以一名绅士的身份”保证俄罗斯已放弃了叶卡捷琳娜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愿意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想让其成为一个国际城市;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能让英国或法国军队控制这个城市。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混乱中,他将不得不作为托管人(dépositaire)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保证土耳其不会分裂成为许多共和制小国,成为科苏特、马志尼(Mazzini) 这些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无法放弃我神圣的职责,”沙皇强调,“俄罗斯的宗教来自近东,这些感情、这些责任,我们永远不能抛诸脑后。”

西摩对沙皇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计划并不感到震惊,在发给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的第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对此表现出欢迎态度。他写道,如果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最关注土耳其命运的”基督教大国能够占领欧洲原来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这将是“19世纪文明世界取得的高贵胜利”。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许多人,包括罗素以及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都对英国眼看着土耳其人迫害基督徒,却继续扶持奥斯曼帝国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对坦齐马特改革十分热衷,希望给他们更多时间。拖延当然对英国有利,因为它被夹在俄罗斯和法国中间,而这两个国家它都不信任。“俄罗斯人指责我们太亲法国,”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而法国人又指责我们太向俄罗斯人靠拢。”英国政府内阁拒绝接受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的看法,并决定不会为这样的假想局面设计应急措施。他们认为,设计应急措施这一动作本身就可能鼓舞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起义然后遭受镇压,进一步加快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英国政府和议会中,甚至有人对沙皇一再坚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产生疑心,认为沙皇正在密谋操作推翻奥斯曼帝国。正如西摩在2月21日与沙皇会面后的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位君主如此坚定地认为他的邻国即将灭亡,那么他心中一定知道他能够控制邻国倒下的时间。”

在后来与西摩的谈话中,沙皇对自己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越来越有信心,甚至还透露了更多细节。他将会把土耳其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就像他对待波兰那样;他会给予多瑙河流域公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地位,但将它们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他还宣称自己已获得奥地利的支持。“你要明白,”他对西摩说,“当我说俄罗斯会如何行动时,我知道奥地利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符合一国的利益的行动,必然也符合另一国的利益。在土耳其问题上,两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西摩对沙皇“鲁莽冲动”的计划日益厌恶,他觉得沙皇似乎打算把宝都押在与土耳其一战获胜之上,他将此归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傲慢。

沙皇的信心肯定也缘于他误判了英国政府对他的支持。他觉得在1844年访问伦敦期间,他与阿伯丁勋爵之间建立了某种情感联系。当时阿伯丁勋爵是外交大臣,现在已成为英国首相,是英国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一个。阿伯丁在圣地纠纷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被尼古拉解读为英国赞同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方案。俄罗斯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在2月份发回的一份报告中告知沙皇,说阿伯丁在一次随意的对话中谈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府,英国一点都不愿意继续扶持它。1853年春天,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尼古拉相信已不用担心英国会与法国结盟。在与西摩的会谈中,他越来越多地谈到应该对法国和土耳其采取激进立场。 然而与此同时,在东方问题上,阿伯丁在英国内阁中日益孤立,沙皇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完全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为逼迫苏丹恢复俄罗斯在圣地上的特权,1853年2月,沙皇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位特使。特使人选是沙皇特意选择的,反映了尼古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倾向性:担任特使的不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是一名军人。六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亲王(Prince Alexander Menshikov)曾参加过1812年的俄法战争,在1828—1829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担任海军将军,被加农炮炮弹打掉了睾丸。他曾作为一名海军官员参与制定封锁土耳其海峡的方案,在1831年担任芬兰总督,还参加了对波斯的谈判。根据西摩的估计,缅什科夫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在沙皇身边的人中,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具独立精神。他的讽刺性观察显露出其思维上奇异的变化,这让他在圣彼得堡颇不得待见”。但是缅什科夫亲王缺乏对土耳其人采取怀柔政策所需的技巧和耐心,这一点在西摩看来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必须派一名军人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沙皇派一名军人担任特使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如果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进展,谈判者可以立即成为军队指挥官,有权召集并统领十万军人。

缅什科夫的使命是要求苏丹撤销1852年11月份发布的偏向天主教的法令,恢复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特权;作为赔偿,苏丹还必须发布一项正式公告(sened),保证俄罗斯作为圣地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的代表。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一权利在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就已经说明了。缅什科夫还得到授权可以向苏丹建议,一旦法国抗拒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俄罗斯将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和四十万士兵支援苏丹对抗西方列强入侵,条件是苏丹在行使主权时倾向东正教。根据缅什科夫在其日记中的记述,他受命统领海军和陆军,同时担任“战争与和平全权特使”之职。他收到的指令是对苏丹好言相劝,但同时亦不妨以武力相逼。沙皇已经批准了一项军事方案,命令十四万俄军集结在俄罗斯与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边境上,一旦土耳其人拒绝缅什科夫的要求,便即刻出兵占领。他同时还准备派出黑海舰队和陆军威胁君士坦丁堡,逼迫苏丹就范。在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缅什科夫于2月28日在塞瓦斯托波尔登上“雷霆号”( Thunderer )蒸汽护卫舰,高调检阅了俄罗斯海军舰队。在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了一大群专程赶来的希腊居民的欢迎。他的一大批随从中有第四军团的参谋长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General Nepokoichitsky)和黑海舰队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Vice-Admiral Vladimir Kornilov)。科尔尼洛夫的任务是刺探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布防,为俄军舰队的闪电进攻做准备。

缅什科夫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沙皇却认为他有可能成功,这说明尼古拉的想法已经多么地脱离现实。公告草稿由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准备,所涉及的范围已完全超出了圣地纠纷。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相当于签署一份新的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希腊教堂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每一位东正教牧首均将由俄罗斯终身任命,高门完全没有话语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它的欧洲领土不仅将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地,而且将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生活在其军事威胁的阴影之下。

即使沙皇的计划本身还有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被缅什科夫在君士坦丁堡的举动给彻底破坏了。抵达两天后,他就打破外交惯例,没有穿军装礼服,而是一身普通装束,套上一件大衣就去参加高门主办的欢迎仪式了,这对主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在会见首相穆罕默德·阿里时,缅什科夫要求首相立即撤销外交部长福阿德·埃芬迪的职务,因为就是他在1852年11月屈从法国压力授予天主教教士圣墓教堂大门钥匙的。除非埃芬迪被撤换,换上一个亲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否则缅什科夫拒绝与高门谈判。为了羞辱埃芬迪,缅什科夫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不予理睬,借此向世人宣示任何仇视俄罗斯的高门部长“即使在苏丹的宫殿也会被羞辱和惩罚”。

缅什科夫的行为让土耳其人目瞪口呆,但是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让他们十分担忧,于是不得不屈从于缅什科夫的要求,不仅撤换了埃芬迪,甚至在任命他的继任者里法特帕夏(Rifaat Pasha)之前还让俄罗斯译员代表缅什科夫对他进行了面试。但是缅什科夫依然仗势欺人,威胁高门说如果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他将断绝两国关系。他的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土耳其高官此时更倾向于向法国和英国求助,帮助他们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要求已危及土耳其的主权。

缅什科夫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不过一个星期左右,他对高门提出的要求就被土耳其官员泄露或是出卖给了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穆罕默德·阿里对局势感到十分焦虑,秘密向英法两国全权代办求助,请求两国派出舰队前往爱琴海地区以备君士坦丁堡遭到俄罗斯入侵。英国全权代办罗斯上校对缅什科夫的行为特别警觉,他担心俄罗斯即将把一个新的《帝国码头条约》强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更糟糕的情况”是俄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这将是对1841《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的公然违背。他相信自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能坐等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才做决定。坎宁在1月份辞职回到伦敦,2月份又被阿伯丁勋爵政府重新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是当缅什科夫已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坎宁尚未就任。于是在3月8日,罗斯通过蒸汽快船向驻马耳他的海军中将詹姆斯·邓达斯爵士(Sir James Dundas)传递信息,请他率领海军中队前往伊兹密尔(Izmir)附近的乌尔拉(Urla)。邓达斯在没有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确认之前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在伦敦,几个政府大臣于3月20日会面讨论了罗斯的请求,这些人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为“核心内阁”的成员。 他们对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在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大批舰船”,以及缅什科夫对高门使用的“敌对性语言”感到担忧。罗素勋爵相信俄罗斯正准备摧毁土耳其,因此倾向于同意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博斯普鲁斯,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英法两国能以维护《海峡公约》为由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向俄罗斯海军发起全面进攻。罗素背后有时任内政大臣帕默斯顿的支持,如采取这样的行动,大部分英国公众也会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参加讨论的其他几位高官倾向于谨慎行事,他们担忧的是法国,因为当时法国依然被视为英国的军事威胁,他们也不同意罗素提出的建立英法联盟能够压制法国蒸汽舰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法国这次是在故意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确实应该在圣地纠纷上获得对方让步,他们还相信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以“一名绅士”的名义对俄罗斯和平愿望做出的保证。因为这些理由,伦敦方面拒绝了罗斯的请求。这几名内阁大臣指出,作为一名全权代办,罗斯没有权力召集舰队、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罗斯擅自请求英军支援的行动属于因“土耳其政府的警报……以及俄罗斯军舰压境的谣传”而贸然行事。他们决定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希望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3月16日,罗斯试图召集英国海军舰队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三天之后,法国政府内阁开会讨论土耳其形势,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Drouyn de Lhuys)发言,将局势描绘得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土耳其最后的日子即将到来,双头鹰(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的徽章)将出现在圣索菲亚的塔楼之上。”然而他拒绝派出法国舰队,至少不允许法国舰队在英国派出舰队之前行动,因为欧洲各国一直担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复活,贸然行事会让法国受到孤立。内阁成员中,只有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和他的意见相左,德佩尔西尼宣称,如果法国挺身而出“阻挡俄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步伐”,英国“将欣喜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在他看来,出兵阻挡俄罗斯进犯土耳其关乎法国的国家荣誉。他指出,发动12月2日政变,将拿破仑三世送上皇位的法国军队是一支有传统荣誉的“禁卫军”。德佩尔西尼警告拿破仑三世,如果他接受内阁的意见,采用拖延行事的办法,那么“当您在士兵面前走过,您会看到他们哀伤的脸庞,沉默的队列,您会感觉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您一定知道,要赢回军队的信任必须冒一定的风险。陛下,如果您不惜一切只为求得和平,那么反而会深陷恐怖的火海之中”。到了这一步,本来还犹豫不决的拿破仑三世终于被德佩尔西尼说服,派出了法国舰队,但是并没有让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而是让其停留在属于希腊水域的萨拉米斯(Salamis),作为对俄罗斯人的警告,宣示“法国并非对正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拿破仑三世派出法国舰队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正如德佩尔西尼所暗示的,有谣言说法国军队中有人在密谋推翻拿破仑三世,此时摆出一副强硬姿态是将这些企图扼杀在摇篮的最好办法。1852年冬天,拿破仑三世在给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你,军队中真的有人在密谋。我会紧盯此事,而且我觉得我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阻止这些阴谋——也许打一仗是个办法。”第二,拿破仑急于恢复法国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当时对法国海军地位的普遍看法从卢浮宫馆长奥拉斯·德·维耶尔-卡斯特尔(Horace de Viel-Castel)的话中可见一斑:“如果哪一天地中海被英国和俄罗斯瓜分了,那法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途经巴黎前往君士坦丁堡上任时,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他,并向他描述了法国对地中海地区势力的考虑。3月10日,斯特拉特福德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了这段对话:

他说他并没有意愿让地中海成为“法国的内陆湖”——这是一个经常能听到的说法——但是他愿意让地中海成为一个“欧洲”的内陆湖。他没有解释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说地中海所有的海岸线都应该是基督教的领地,那么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对这段对话的感觉是……路易-拿破仑希望与我们友好相处,至少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此,因此他愿意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和英格兰在政治上保持步调一致。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希望恢复土耳其的地位,还是希望为土耳其崩溃之后法国的利益做准备。

拿破仑三世调动法国海军舰队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为了“和英格兰……保持步调一致”,建立一个英法联盟。“德佩尔西尼说得对,”他在3月19日对手下的大臣们说,“如果我们派出舰队到萨拉米斯,就会迫使英格兰也采取同样举措。如果两支舰队能够联合行动,最终会让两国联盟共同对付俄罗斯。”根据德佩尔西尼的理解,法国皇帝推断如果法国派出舰队,就能够把英国恐俄派争取过来,赢得英国布尔乔亚媒体的支持,迫使在这个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立场的阿伯丁政府加入法国的行动。

然而英国政府的反应与拿破仑三世预期的大相径庭。当法国舰队3月22日驶出土伦港(Toulon)时,英国在马耳他的舰队依然按兵不动。英国政府认为法国人在火上浇油,呼吁法国舰队不要驶进意大利那不勒斯以东水域,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有足够时间和平解决危机。斯特拉特福德在4月5日抵达土耳其首都,发现土耳其人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愿意再向缅什科夫让步的情绪状态,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高昂,土耳其各方的分歧只在于跟俄罗斯对抗应该走多远,以及还应该花多少时间等待西方的军事增援等问题。这些分歧同时还与奥斯曼帝国高层内部长期的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一方是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是斯特拉特福德的长期盟友、前首相雷希德,现在他在政府中已失去权力了。听说穆罕默德·阿里打算向缅什科夫让步,斯特拉特福德呼吁他对俄罗斯保持强硬立场,并以个人名义保证,如有需要英国舰队会驰援救助。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圣地纠纷与俄罗斯其他方面的要求分开。在圣地纠纷上,俄罗斯确实有权提出要求根据条约恢复特权,但是为了维护土耳其主权,必须拒绝俄罗斯的其他要求。苏丹的臣民应享受什么样的宗教权利,必须由苏丹凭其奥斯曼帝国君主地位授予,而不是通过某种由俄罗斯把持的体系决定。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沙皇把圣地纠纷、保护希腊教会等当作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其真正目的是渗透和肢解奥斯曼帝国。

4月23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Grand Council)开会讨论缅什科夫的要求时,决定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建议,同意与俄罗斯谈判圣地纠纷,但在授予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上不做让步。5月5日,缅什科夫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公约草案,不再要求俄罗斯有权决定东正教终身牧首任命权,但同时给出最后通牒,限令五日之内签署,否则他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断绝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斯特拉特福德呼吁苏丹坚守立场。5月10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奥斯曼帝国内阁依然拒绝签署。缅什科夫为了能完成沙皇授予的使命,又不至于发起战争,又给了土耳其四天时间。在这期间,在斯特拉特福德和雷希德的操纵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剥夺了首相职位,雷希德当上了外交部长。他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圣地纠纷的同时,不损害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此时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科斯塔基·穆苏拉斯(Kostaki Musurus)发来消息,称英国将协助保护奥斯曼帝国主权。雷希德需要更多时间赢得内阁的支持,这一消息更是给他壮了胆。

5月15日大议会再次开会,政府部长和穆斯林领袖们反俄情绪十分高昂,这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功劳,他在开会之前亲自拜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请求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威逼面前站稳脚跟。终于大议会做出决定,拒绝了缅什科夫的要求。当天晚上收到消息后,缅什科夫回复说俄罗斯现在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了,但是因为黑海风暴,他会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数天,当然他其实还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妥协。但妥协并未到来。最后,在5月21日,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上的俄罗斯国徽被摘了下来,载着缅什科夫的“雷霆号”离开海港,向敖德萨驶去。

* * *

缅什科夫外交使命的失败让沙皇相信,现在他需要采取武力行动了。他在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元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早就采取强硬手段,也许已经迫使土耳其人让步了。因为担心西方列强的介入,他本不想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但是现在他打算使用武力威胁来撼动土耳其帝国的根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保证在他看来条约赋予俄罗斯的作为东正教保护者的权利。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

[缅什科夫使命失败的]后果是战争。不过在开战之前,为了向世界宣示我愿意尽力避免战争的决心,我决定先派军队到[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去,同时给予土耳其人八天时间满足我的要求。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我将对他们开战。我的目标是和平占领公国,如果土耳其人不出现在多瑙河左岸的话……如果他们抵抗,我会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俘虏黑海上所有的土耳其舰船。我会向奥地利提议,让他们占领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和塞尔维亚。如果土耳其人依然不为所动,我会让两公国、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独立——到那时候土耳其帝国将开始崩塌,各地基督徒将群起抗争,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日子便会来临。我不打算跨过多瑙河,[土耳其]帝国本来就会崩溃,但是我会为战争做好准备,第十三、十四师将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备战。坎宁的行为……没有让我泄气: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

沙皇的计划其实是一种妥协,最初他的设想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西方列强能够反应之前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帕斯克维奇的想法要谨慎一些。帕斯克维奇曾率领俄军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反叛武装进行惩罚性的袭击,是沙皇最信任的军事顾问。他对沙皇的突然袭击方案抱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因此陷入一场欧洲大战。两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奥地利可能采取行动的看法。尼古拉对他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间的私交信心十足,而且他在1849年还出手为奥地利解决了匈牙利问题,他相信弗兰茨·约瑟夫会和他一起加入对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而且有必要的话,还会参与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他相信如果奥地利站在他这一边,就不可能发生欧洲大战,土耳其人将被迫认输。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沙皇才会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然而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的支持抱有怀疑,他的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奥地利不可能欢迎俄罗斯军队进入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地区,担心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会因此发动针对奥地利的暴动。一旦俄罗斯军队跨过多瑙河,如果斯拉夫人中真的出现反奥地利暴动的话,奥地利甚至可能加入西方列强对抗俄罗斯。

为了限制沙皇的进攻计划,帕斯克维奇决定以沙皇的泛斯拉夫幻想来打动他。他说服尼古拉俄罗斯军队只需以防御姿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就可以鼓励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起来抗争,逼迫土耳其人接受沙皇的要求。他提出如果有必要的话,俄军只需占领两公国几年,凭着俄罗斯的宣传就可以召集当地基督徒加入沙皇的巴尔干军队,人数可达五万之多,足以让西方列强不敢干预,至少能让奥地利保持中立。在4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帕斯克维奇描述了俄罗斯军队开进之后,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战争将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身处土耳其的基督徒是来自武士部落的后代。如果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尚未拿起武器,那只是因为土耳其人的统治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村庄。但是,如果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冲突,当我们的军队发起战争,这些人身上的武士精神就会重新焕发,他们不会忍受土耳其人对自己村庄的蹂躏……没有一座村庄,甚至没有一个家庭,会没有受压迫的基督徒加入我们与土耳其人的战斗。这一点会成为我们的武器,足以摧毁土耳其帝国。

快到6月底时,沙皇下令比萨拉比亚的两支俄军跨过普鲁特河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帕斯克维奇依然希望俄军入侵两公国的行为不会导致一场欧洲大战,但是他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沙皇也不会退让。他在6月24日向这两支军队的俄军统帅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Mikhail Gorchakov)解释了这一想法。俄军进发到了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建立了指挥部。每到一处,俄军便张贴沙皇宣言,声称俄罗斯无意侵占领土,占领两公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宗教纠纷,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担保”。“如果高门能够担保东正教会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愿意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如果高门依然拒绝,那么在上帝庇佑下,我们将继续前进,为我们的信仰而战。”

俄罗斯占领军对在圣地发生的纠纷一无所知。“我们不做任何思考,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让指挥官替我们思考,我们只按他们的命令行事。”一名参加过多瑙河战事的老兵泰奥菲尔·克莱姆(Teofil Klemm)回忆道。克莱姆当时十八岁,是一个识字的农奴,被选拔到乌克兰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军官,1853年从那里被征召入俄罗斯步兵。他对在第五军团广为流传的泛斯拉夫小册子没什么感觉,“我们中没有谁对这些想法感兴趣”,他写道。但是和俄罗斯军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他上战场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为上帝而战。

俄罗斯军队是一支农民部队,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农奴和官定农民(state peasants),这也是它的主要问题。俄罗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共有超过一百万步兵,二十五万非正式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在各地的军事屯田区还有七十五万预备役军人。但即使如此庞大,俄罗斯军队还是不足以防御极为漫长的边境线,存在许多薄弱点,例如波罗的海海岸、波兰、高加索等地;但是如果继续征兵,又将会削弱农奴经济、引发农民起义。俄罗斯在欧洲的领土面积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但人口却只有欧洲国家的五分之一,大部分农奴在俄罗斯中央的农耕地带,离边境距离遥远。一旦开战,边境地区需要很快补充兵员,但是在尚无铁路的情况下,征召农奴士兵并通过步行或是马车把他们送到前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兵力就已经捉襟见肘,几乎所有适合入伍的农奴都已应征。新兵质量也在急剧下降,因为地主和村庄急于留住最后一批能干农活的劳动力,于是把低质量的农奴送去应征。一份1848年的报告显示,在最近的征召中,三分之一的应征者因为身高不合规定(仅要求1.60米)而不合格,另有一半因为身患慢性病或有其他身体缺陷而不宜入伍。解决兵力短缺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征兵范围,向欧洲的全民征兵体系靠拢;但是这么做将会终结农奴制,那可是贵族们坚决维护的俄罗斯社会基础。

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俄罗斯军队的质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差很多。军官教育程度低,士兵几乎都是文盲:1850年代的官方数字显示,在六个师约十二万军人中,仅有二百六十四(0.2%)人能读能写。18世纪盛行的喜好表面功夫、只图阅兵时气派的风气依然在军中占主导地位,提拔仅凭是否服从军纪。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他们的最主要品质包括无条件服从、卑躬屈膝,加上极佳的眼力,能一眼看出军装上纽扣和纽扣眼上的毛病。”训练中强调的是外表整齐划一,战斗能力其次。即使在战场上,依然还有各种夸张的规矩,对姿态、步长、行军整齐要求仔细,这些全部写在军事手册上,与战场实际状况完全没有关系:

当作战阵形向前行进或向后撤退时,各营之间必须保证每一条队列的整齐以及各营之间距离的一致。在此情况下,仅是各营内队列保持整齐还不够,各营之间还必须保持同一步伐,这样各营的持旗士官可以保持一条直线,并与行军路线垂直。

检阅文化在俄罗斯军队中占主导地位,也和俄军武器的落后有关。当时的军队普遍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队形,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军队大规模运动时,能够保持军纪,不至于出现混乱。但是对俄罗斯军队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滑膛枪性能太差,不得不依赖刺刀,这一军事缺陷却被美化为“俄罗斯军人的英勇无畏”,所以在拼刺刀时更显雄风。俄军对轻火器忽视的程度,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到了“没几个士兵知道怎么使用滑膛枪”的地步。“对我们来说,战场上的胜利完全依靠行军的艺术和步调的正确。”

但是这种过时的作战方法在19世纪早期为俄罗斯带来了几次重大胜利,对手包括波斯和土耳其军队,当然还有拿破仑。俄法战争是俄罗斯赢得的最重要的战争,让俄罗斯人相信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正因如此,俄军没有任何压力提升部队战斗力,以适应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战争。与新兴的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落后、财政虚弱,要在和平时期对人数众多、花费巨大的军队进行现代化,颇受限制,进展缓慢。只有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的滑膛枪在英法军队的米涅来复枪(Minié rifle)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时,俄罗斯才开始采购来复枪装备部队。

在八万名跨过普鲁特河,从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的俄军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活过一年,沙皇军队兵员损失的速度比其他欧洲国家军队高得多。在战场上,贵族高级军官为了取得一点进展,不惜牺牲大批士兵的生命。这些军官对手下农奴士兵的死活毫不关心,想到的只有如何向上方汇报取得的胜利以利于自己的晋升。绝大部分俄军士兵不是在战斗中阵亡,而是死于伤病。如果有恰当的医疗服务,许多人不至于丧命。俄军每次发动攻势时,都有同样的悲惨故事:在1828—1829年的多瑙河流域公国,一半的士兵死于霍乱和其他疾病;在1830—1831年的波兰战役中,七千名俄军士兵在战斗中身亡,八万五千人因伤病而被抬下战场;在1849年的匈牙利战斗中,只有七百零八名士兵战死,却有五万七千名俄军士兵被送到奥地利医院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俄军都有65%的人处于病中。

在俄军高发病率的背后,是农奴士兵遭受的残酷对待。为维持军纪,鞭笞士兵是家常便饭,每个团中的每个士兵都可能身上带着鞭伤。军队后勤系统腐败充斥,军官们薪酬很低,原因是俄罗斯国库空虚,常年军费不足。军官们于是先从军费中给自己捞足了油水,这样给士兵们留下的军费就很少了。因为后勤不可靠,俄罗斯军队必须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虽然提供材料,但是每个团都要自己负责制作军服和靴子。团里不仅有裁缝和鞋匠、理发师、面包师、铁匠、木匠,还有金属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乐队,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乡村手艺带到了军队里。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的技艺,不要说打仗了,仅仅维持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每个俄军士兵在上战场时都要依靠他作为农民的知识记忆和生存能力而活。他们会在背包里自带绷带,受伤之后可以自救。他们在露天睡觉的能力很强,会找树枝叶片、草垛、农作物为自己遮风挡雨,有时甚至会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来睡觉。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证了整支部队在行军时可以不用携带帐篷。

当俄罗斯军队跨过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之后,土耳其政府命令鲁米利亚军指挥官奥马尔帕夏(Omer Pasha)加强多瑙河沿岸土耳其要塞,做好防守准备。同时高门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埃及和突尼斯征调部队,到8月中旬,已有两万名埃及士兵、八千名突尼斯士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前往多瑙河沿岸要塞增援。一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写给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夫人的信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可惜您看不到特拉比亚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处都是战舰。在海峡对岸的高地上,是埃及军队的绿色帐篷。君士坦丁堡仿佛倒退了五十年,街上挤满了来自边远省份、准备与俄国人一战的奇异人物。头巾、长矛、锤子、战斧,在拥挤的窄巷里叮当作响,他们很快统统被送到舒姆拉(Shumla)的营地,恢复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土耳其军队由来自各个民族的士兵组成,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鞑靼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其中许多人要么对土耳其政府抱有敌意,要么听不懂土耳其人或是欧洲军官的指挥(奥马尔帕夏手下的军官有许多是波兰人或是意大利人)。这些士兵中最奇特的是来自北非、中亚和安纳托里亚,被称为巴什波祖克(Bashi Bazouks) 的黑人骑兵。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二三十人一组,年龄和装束各异,来到土耳其首都参加对抗俄罗斯异教徒的圣战。英国海军军官、曾协助训练土耳其海军的阿道弗斯·斯莱德(Adolphus Slade)在他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巴什波祖克士兵在被送往多瑙河前线之前,在君士坦丁堡街头游行的场面。他们大都穿着自己部落的装束,披着“头巾和披肩长袍,身携手枪、土耳其弯刀、佩剑等等奇异的装饰,有些还拿着挂有旗子的长矛。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颜色和军鼓,看上去还是他们的祖先在围困维也纳时用过的” 。奥斯曼帝国军队士兵所用的语言之多,以至于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军事单位也经常要雇翻译和喊话人负责传呼军官发布的命令。

语言不通只是问题之一,许多穆斯林士兵不愿意听从基督教军官,甚至是奥马尔帕夏的命令。帕夏原名米哈伊洛·拉塔斯(Mihailo Latas),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徒,曾在奥地利军校接受教育,为逃避腐败指控来到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Bosnia)省并改信伊斯兰教。奥马尔帕夏生性诙谐健谈,非常享受作为鲁米利亚军指挥官的豪华生活。他身穿镶着金链和宝石的军装,随军携带一套私房供女眷专用,还配有一套德国交响乐队。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让交响乐队演奏威尔第(Verdi)的歌剧新作《游吟诗人》( Il Trovatore )中的《啊!最后的时刻已到》(“Ah! Che la morte”)。奥马尔帕夏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据说他被提升的原因是写得一手好字。阿卜杜勒-迈吉德小时候曾请他担任书法教师,1839年登基成为苏丹之后马上将他晋升为上校。在这一点上,尽管是东正教出身,奥马尔帕夏却是一个奥斯曼军官阶层的典型,靠宗派关系而不是作战经验向上爬。苏丹马哈茂德进行的军事改革和坦齐马特改革都没能为一支现代职业军队打下根基。大部分土耳其军官战术素养很差,许多军官依然采用过时的战术,让士兵分散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集中大量士兵组成密集阵形。奥斯曼军队善于打埋伏和骚扰之类的“小仗”,在围困战上十分出色;但是一直纪律不佳、缺乏训练,无法组成让滑膛枪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统一号令队形,与俄罗斯军队刚好相反。

在收入和生活条件上,军官与士兵之间差别极大,比俄军更甚。许多高级军官生活奢华,手下的士兵却在打仗期间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都拿不到军饷。俄罗斯外交官和地质学家彼得·奇哈乔夫(Pyotr Chikhachev)1849年在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工作时分析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计算,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总开支(包括军饷、给养和军服)为十八银卢布,俄罗斯步兵为三十二卢布,奥地利五十三卢布,普鲁士六十卢布,法国八十五卢布,而每个英国步兵每年总开支达一百三十四卢布。多瑙河前线土耳其士兵的生活条件让欧洲军人十分震惊。据一名英国军官说,他们“吃得糟糕、穿得破烂,是最倒霉的”。从埃及派来的援军被一名俄罗斯军官形容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接受过任何作战训练”。

* * *

英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内阁中最主张和平处理的是首相阿伯丁勋爵,他拒绝将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行为视作侵略,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是为了逼迫高门承认他们在圣地应有的权利才做出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能找到和平途径,让俄军撤出,但又保全沙皇的面子。他最担心的是被土耳其人拖入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他从来就不信任土耳其人,1853年2月,他致信下议院领袖罗素勋爵,反对派遣英国舰队帮助土耳其人:

这些野蛮人仇恨我们所有人,一定会很高兴能找到机会让我们卷入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纷争。也许我们有必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并且努力延长他们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为土耳其人而拿起武器,那真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内阁中主战一方的代表是内政大臣帕默斯顿,他认为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属于“敌对之举”,英国必须立即做出反应,以“保护土耳其”。他主张派遣英国军舰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给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它从两公国撤军。帕默斯顿的支持者中,除了恐俄的英国媒体外,还有反俄的外交官如庞森比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等人,这些人认为俄军占领两公国给了英国一个机会,纠正1848—1849年没有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的错误。

伦敦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尼亚流亡者社区,这些人都是俄罗斯上次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时逃亡出来的,他们组成了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进行干预。他们的游说活动受到几位内阁大臣的支持,其中包括帕默斯顿、时任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和其他许多下议院议员,他们通过在下议院提问有关多瑙河战事问题的方式游说议会。罗马尼亚流亡者的领导人与意大利流亡者关系密切,他们还加入了由马志尼组建的“民主委员会”(Democratic Committee),此时这个委员会中还有流亡伦敦的希腊和波兰革命者。罗马尼亚人很注意与这些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政策保持距离,他们非常明白,为了在英国赢得支持,就必须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得符合英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几份全国性报纸和期刊的支持下,他们成功地向英国公众解释了对抗俄罗斯入侵、保卫多瑙河流域公国对于保障欧洲大陆的人身与贸易自由如何重要。厄克特几乎每天都在《广告晨报》( Morning Advertiser )上撰写文章,呼吁英国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不过他更关心的是保卫土耳其主权,以及英国的自由贸易权利。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罗马尼亚宣传者的行动越来越大胆,开始举办巡回演讲直接向英国公众发出呼吁。演讲的主题都是面对俄罗斯暴君,欧洲必须奋起抗争,例如康斯坦丁·罗塞蒂(Constantine Rosetti)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对听众说:“在多瑙河边,十万罗马尼亚人已准备好,随时加入民主大军。”

在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行为的性质尚不明朗之时,英国政府对将皇家海军舰队派往哪里举棋不定。在内阁中,帕默斯顿和罗素想把舰队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防止俄罗斯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阿伯丁则倾向让舰队停留在稍靠后的位置,不至于对和谈造成威胁。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英国海军舰队将开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备战。这样做的想法是让英军舰队离君士坦丁堡距离足够近,遏制俄罗斯舰队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但又足够远,不至于引发俄英之间开战。到了7月份,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占领看来更为认真了,传到欧洲各国首都的消息说俄罗斯已下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都督们断绝与高门的关系,转而向俄罗斯进贡。这一消息引发了欧洲国家的警觉,因为俄罗斯的企图似乎是永久占领两公国,而不是像沙皇声称的那样只是迫使高门就范。

欧洲列强对此反应很快。奥地利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前往南部边境,主要是为了警告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人不要发起暴动,支持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法国下令舰队准备作战,随后英国舰队才开始行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第一批收到有关俄罗斯对两公国都督下的命令的人,他迫切希望能弥补1848—1849年间英国未能站出来对抗俄罗斯入侵的过失,呼吁英国政府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保卫两公国。他警告英国外交部说:“整个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从奥地利边境到希腊”,都即将落入俄罗斯手中。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瑙河,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纷纷起来暴动;如果能得到英法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他手下的穆斯林臣民将与俄罗斯一战。他还说虽然被卷入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

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在欧洲列强中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国家都不能坐视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以及基本上跟随奥地利决定的普鲁士同意共同行动推动和平解决方案。外交行动由奥地利牵头,它本身就是《维也纳条约》的关键担保人和主要受益者。奥地利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不能忍受俄罗斯并吞两公国;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与俄罗斯开战带来的负担,因为战争的破坏会最大程度地落在奥地利头上。奥地利的提议大概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希望能达成某种外交方案,让俄罗斯撤销对高门的要求,从两公国撤军,同时还保全沙皇的面子。

和平进程以欧洲各国间高调传送外交文件为手段,各方在遣词造句上进行了无数次修改,以图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同时又保障土耳其的独立。最终达成的是一份名为《维也纳说明》(Vienna Note)的文件,在7月28日由四方外交部长代土耳其政府草拟而成,和所有为了终止敌对行动而拟定的外交文件一样,《维也纳说明》故意含糊其词:高门同意保障俄罗斯保护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的协约权利。沙皇将此视为俄罗斯在外交上的胜利,在8月5日同意立即签署《维也纳说明》而“无需任何修改”。但是四方外长事先并未征得土耳其人同意,当土耳其人要求澄清文件中的一些细节时,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担心《维也纳说明》对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未能做出适当的限制。这一担心很快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根据一份被泄露给一家柏林报纸的内部外交文件,俄罗斯人对《维也纳说明》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做出干预行动以保护东正教利益,而不仅限于已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如圣地等。苏丹建议对《维也纳说明》在文字上做少量改动,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措辞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为了保住最富庶的两个公国而对俄罗斯人做出的让步。苏丹还要求在与俄罗斯恢复外交关系前,俄罗斯军队必须先撤出两公国,同时四方必须担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入侵。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修改《维也纳说明》的要求,理由是他同意的是修改前的文件。沙皇怀疑土耳其人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挑动下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因此这份文件也就没有意义了。9月初,《维也纳说明》不得不被放弃,在土耳其即将对俄罗斯宣战的形势下,四方不得不再次开始谈判。

事实上,与沙皇怀疑的情形相反,在土耳其人拒绝《维也纳说明》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众所周知,他强烈支持土耳其行使主权,同时对俄罗斯十分仇视,所以当土耳其意外地拒绝西方列强姑息俄罗斯的妥协方案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件事算到他头上。后来英国外交部也认为是斯特拉特福德让土耳其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斯特拉特福德态度正确的话,本来是可以说服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说明》的,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比土耳其人好不了多少,他在那里生活得太久,对[俄罗斯]皇帝充满了仇恨,浑身都是土耳其人的精神,再加上他自己的脾气,采取了与政府指令完全相反的做法”。 外交大臣乔治·克拉伦登勋爵在10月1日回顾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当时由一个比斯特拉特福德立场更为温和的人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情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人的蒙蔽手法“挑起了他对俄罗斯人的全部反感,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与俄罗斯开战是土耳其的最佳选择。事实上任何一个能让俄罗斯下得了台的和平方案都不会让他满意”。 但是这样的看法对斯特拉特福德是不公平的,英国政府调解失败,却让他承担了责任。事实上,斯特拉特福德已经尽最大努力说服高门接受《维也纳说明》了,但是在1853年的夏天,他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因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游行示威所席卷,游行的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发动一场“圣战”。

多瑙河流域两公国遭俄罗斯入侵一事,在奥斯曼首都不仅激发了穆斯林的情绪,还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高门一直在鼓励穆斯林人口反抗入侵,此时已无法控制因此产生的宗教情绪。都市里的宗教权威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战争语言,让虔诚的穆斯林相信,侵略者们将会捣毁清真寺并在它们的遗址上建起教堂。与此同时,高门一直对维也纳和谈一事秘而不宣,声称“只有当沙皇被苏丹的威严震慑”,和平才会来临。这一想法无疑继续鼓励了穆斯林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各种谣言纷纷扬扬:有的说苏丹会花钱请英法舰队为土耳其而战;有的说安拉选择了欧洲来保卫穆斯林;还有的说沙皇已派他的皇后到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并且将放弃克里米亚,作为对入侵两公国的赔偿。许多谣言都是由最近被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制造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损害雷希德的声望。到8月底,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主战派”领袖,在大议会中势力渐长。除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外,他还受到一批年轻军官的追捧。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宗教情绪高涨,反对西方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如果能把英法两国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抗俄罗斯,将对自己十分有利,甚至能够逆转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军队在俄军面前屡战屡败的局面。为了得到西方舰队的协助,他们愿意向斯特拉特福德这些手伸得很长的欧洲人许诺改善国家治理,但是他们拒绝坦齐马特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给予基督徒更多的民事权利将会对穆斯林统治形成潜在的威胁。

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现了一系列主战游行,并且有六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政府对俄罗斯发动“圣战”。宗教学校(medrese)和清真寺成为这些游行请愿的组织中心,它们的影响还体现在张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上:

荣耀的帕迪沙(Padishah) !为了您的尊严,您所有的臣民都愿意献出生命、财产和孩子。您和您的祖上都曾在阿尤部安萨里(Eyyub-I Ansari)清真寺佩上穆罕默德的宝剑,现在宝剑出鞘的责任落在了您的身上。您的部下对此犹豫不决,那是因为他们沾染上了虚荣的毛病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的局面有可能(上天保佑不要发生)把我们带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帕迪沙,您勇猛的战士和虔诚的奴仆想要投入一场捍卫自己权利的战斗!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学校中有四万五千名学生,这是一个心存不满的群体,坦齐马特改革推动新式世俗学校,损害了宗教学校学生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这股怨气让他们的抗议行动更为激进。土耳其政府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向俄罗斯宣战,将会引发一场伊斯兰革命。

9月10日,三十五位宗教领袖向大议会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大议会在第二天进行了讨论。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请愿书的内容主要摘自《古兰经》(Koran)上有关向伊斯兰敌人开战的段落,并暗示如果大议会不听从请愿书提出的要求,社会将出现动荡。请愿书的语气极为大胆,近乎张狂。一些高级大臣努力与递交请愿书的人讲道理,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铿锵简短:“这些都是《古兰经》上的话,如果你是穆斯林,就必须遵守。你们现在对外国使馆的异教徒大使言听计从,要知道他们是伊斯兰信仰的敌人。我们是先知的子孙,我们有一支大军在手,急切地想投入战斗。异教徒羞辱我们已久,我们决心复仇。”据说每当政府大臣要与请愿者说理时,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是《古兰经》上的话”。这里的大臣们都处于忧虑焦急中,因为目前的形势在土耳其非常少见。一场革命看来即将爆发,他们担心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刻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9月12日,宗教领袖获得了苏丹的召见,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开战,要么退位。阿卜杜勒-迈吉德向斯特拉特福德和法国大使埃德蒙·德拉库尔(Edmond de Lacour)求助,两人同意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革命,两国将召集舰队协助镇压。

当晚苏丹召集大臣开会,会上他们同意向俄罗斯宣战,不过要先给予高门足够时间确定西方舰队的支持并压制君士坦丁堡的抗议活动。9月26—27日大议会召开扩大会议,苏丹手下的大臣、穆斯林教士和军队中的高层人物都参加了,决议正式通过。在会上,穆斯林教士们积极主张一战,军官们则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土耳其军队是否有能力战胜俄罗斯军队没有信心。奥马尔帕夏认为在多瑙河流域需要额外增加四万人的部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要塞和桥梁对付俄罗斯军队。新近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尽管是“主战派”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表示是否有可能战胜俄军。海军大元帅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也不愿意明确表态,他说土耳其海军能够与俄罗斯舰队抗衡,但是如果以后战败的话不要回头找他算账。最后还是雷希德站到了穆斯林领袖这一边,也许是感觉到如果在这时候继续反对开战将会激发一场宗教革命,彻底摧毁坦齐马特改革,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的条件。“与其不做抵抗,不如战死疆场,”雷希德宣布,“如果上天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会大胜而归。” Tqe8/Dti83VgVZEXTkmtrXmwkn4wRCCBTA3WiBcADG0+Uy6NmTagTOklzpY7zW5U



| 第五章 |

虚张声势

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的消息正式在1853年10月4日的官方报纸《每日事件》( Takvim-i Vekayi )上刊出,“高门宣言”随后发表,声明由于俄罗斯拒绝从多瑙河流域公国撤出,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向其宣战,但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和平意愿,在发起进攻前,鲁米利亚部队的最高长官奥马尔帕夏会给予俄罗斯军队十五天时间让其撤离。

即使在这个当口,外交解决的希望犹在。土耳其人决定宣战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平息君士坦丁堡宗教人士的抗议,另一方面向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干预。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真正开战,于是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避免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场伊斯兰革命,同时迫使西方国家派遣舰队前来逼退俄罗斯军队。

10月19日,土耳其最后通牒日期已到。英法两国的建议都是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土耳其不顾劝阻,在多瑙河流域公国向俄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的算盘是西方媒体会因此激发民众支持土耳其抗击俄罗斯的举动。土耳其政府意识到英国报刊影响力很大,也许认为报刊代表的就是政府的声音,因此花了很大力气积极争取。1853年秋,高门向其驻伦敦使馆输送了大量资金,用于“资助并秘密组织一系列公众示威和报刊文章”,呼吁英国政府行动起来对抗俄罗斯。

在高门的命令下,奥马尔帕夏于10月23日率军在卡拉法特(Kalafat)跨过多瑙河,从哥萨克骑兵手中夺下了卡拉法特,成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场小冲突。这里在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中曾是反俄据点,当奥马尔帕夏的军队到来时,村民们拿起猎枪加入土耳其军队与其并肩作战。土耳其军队也在奥尔泰尼察(Oltenitsa)跨过多瑙河,与俄军的冲突比在卡拉法特的战斗更为激烈,但是战果并不明朗,双方都号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这些最初的小冲突促使沙皇下决心按照他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的信中的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是作为沙皇的军事首领,帕斯克维奇此时比在同年春天更加反对大规模作战。他认为土耳其军队实力太强,西方舰队距离太近,俄罗斯军队不宜在此时进攻君士坦丁堡。9月24日,他给沙皇呈上备忘录,恳请沙皇采取在多瑙河北岸做守势,在南岸鼓动基督徒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策略。他的目标是胁迫土耳其人做出让步,避免使用武力。“我们拥有对付奥斯曼帝国的最致命武器,”他写道,“连西方列强也无力阻止。我们最让对手胆寒的武器是对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影响力。”

帕斯克维奇的主要忧虑是,一旦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发起攻势,奥地利因为担心境内临近地区的斯拉夫人会发起暴动,而将站出来反对。他不想把俄军投入与土耳其人的作战中,这样才有实力面对奥地利可能发起的进攻。如果奥地利与俄罗斯交战,最有可能的战场将是波兰,而一旦失去波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面临崩溃。但是帕斯克维奇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沙皇,所以他采取拖延战术,不理会尽快南进的命令,而是将部队集中在多瑙河沿线。他这样的做法有两重目的:首先将多瑙河巩固为一条从黑海向巴尔干地区的补给线,其次可以在这里组织巴尔干的基督教民间武装,为俄军未来的攻势做好准备,这一攻势也许会发生在1854年春天。“这个想法新颖漂亮,”他写道,“我们可以和土耳其境内最有战斗力的部落: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也许不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一定反对土耳其人。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有可能摧毁土耳其帝国……而不需要俄罗斯人洒下一滴血。” 帕斯克维奇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沙皇不在境外煽动暴动的原则,于是他以宗教理由为自己辩护: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东正教徒免受穆斯林迫害。他还认为这样做已有先例,在过去的俄土战争中(1773—1774、1788—1791、1806—1821),俄罗斯军队都曾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召集基督徒参战。

其实在这一点上说服沙皇是很容易的。1853年11月,沙皇写了一份备忘录,在手下大臣和高级军官之间传阅。这份备忘录显示沙皇的想法很受帕斯克维奇影响,他期待塞尔维亚人会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而保加利亚人也将紧随其后。俄罗斯军队会首先在多瑙河沿岸巩固阵地,一旦南方的基督徒发动起义,俄军将挥师南下解放巴尔干地区。为了这一战略能够成功,俄军必须长期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样才有足够时间将基督徒整编为武装力量。沙皇这样展望一年之后的景象:

到1855年初我们就能知道可以把多大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身上,英法两国是否还会继续与我们对抗。只有当那里出现一场最激烈、最广泛的争取独立的起义之时,我们才有取得进展的机会。没有大众的合作,我们发起攻势是不可能的。战斗应该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展开,我们可以说是一支后援部队。

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对此却较为谨慎,想给沙皇的巴尔干革命战略泼点凉水,而大部分俄罗斯外交官也对此有所保留。11月8日,在呈交沙皇的一份备忘录中,涅谢尔罗迭提出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不会发动大规模起义。 他还指出煽动基督徒暴乱将会让欧洲国家怀疑俄罗斯是否对巴尔干地区抱有野心,而且这样的做法具有危险性,因为土耳其也可以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煽动沙皇治下的穆斯林起来暴动。

但是尼古拉发动一场宗教战争的目标不容动摇,他把自己视为东正教信仰的守卫者,不会被区区一个外交部长说服改变立场,况且在沙皇眼中,具有新教背景的涅谢尔罗迭本身在宗教事务上就没有多大发言权。尼古拉坚信将斯拉夫人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使命。在针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所有宣言中,他都明确表示俄罗斯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目的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他的指令下,俄罗斯指挥官在占领了基督徒村镇之后,会向当地教堂捐献大钟,以此赢得民众支持,同时俄罗斯军队还会把当地清真寺改造成教堂。

沙皇的宗教狂热与更大范围的军事考虑,特别是与帕斯克维奇的战术设想交缠在一起,以至于得出结论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能够为俄军提供廉价的兵员和足够的物资。到1853年,尼古拉已同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者走得很近,不仅在宫中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物,而且沙皇的长期情妇巴尔贝·涅利多夫(Barbette Nelidov)也是他们的支持者。根据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的女儿、宫中女侍官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皇储亚历山大大公和他的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Grand Duchess Maria Alexandrovna)当时已在宫中公开表示赞同泛斯拉夫观点。丘特切娃好几次都听到他们在交谈中说到俄罗斯应该将斯拉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盟友,俄军跨过多瑙河后,应该支持斯拉夫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宫中另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布卢多娃女爵甚至呼吁沙皇同时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宣战,解放斯拉夫人。她多次向沙皇转交泛斯拉夫主义领袖波戈金的信件,请求尼古拉出面,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将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缔造一个斯拉夫人基督教帝国,并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沙皇在一份波戈金呈交的备忘录页边空白处的批注显示了他在1853年12月时的想法,那段时间他几乎接受了泛斯拉夫主义理念。当时尼古拉向波戈金询问他对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中的斯拉夫政策有什么看法,波戈金的回答是一份对俄罗斯与欧洲列强关系的详细论述,其中充满了他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波戈金的观点显然得到了尼古拉的赞同。和波戈金一样,尼古拉认为俄罗斯作为东正教徒保卫者的地位并没有被人认同或理解,俄罗斯没有得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尼古拉特别赞同以下一段话,其中波戈金对西方列强的双重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却不允许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情:

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 ,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 ,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 ,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尼古拉在这里的页边空白处批注:“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激发了沙皇内心对西方的怨恨情绪之后,波戈金鼓励他独自行动,凭着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良知行事,捍卫东正教,推动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尼古拉对此表示赞同:

谁是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尼古拉在此批注:“谁也不是,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毫无条件地、自觉自愿地相信上帝。”)我们在欧洲真正的盟友是斯拉夫人,在血缘、语言、历史和信仰上,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在土耳其有一千万,在奥地利有几百万之众……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部队——那将是怎样一支部队啊!这还没有算上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ns)等。(尼古拉在此批注:“夸张了,降低到十分之一还差不多。”)……

土耳其人向我们宣战,这就相当于废除了决定两国关系的所有过去签署的条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武力解放斯拉夫人了,因为土耳其人自己选择了战争。(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如果我们不去解放斯拉夫人,将他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那么我们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将把他们收入自己囊中。他们已经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这些地方通过西方式的政党活跃于斯拉夫人之中。如果让他们成功,那么我们将何以自处?(尼古拉在此批注:“绝对正确。”)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利用这次有利机会,如果我们这次牺牲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或是把他们的命运留给其他列强,那么我们给自己安排的,就不再是一个疯狂与我们作对的波兰,而是十个这样的国家(正中我们敌人的下怀,而他们正在积极向这个方向努力)……(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波戈金指出,如果斯拉夫人成为敌人,俄罗斯将变成一个“二流强国”。尼古拉在最后几句话下面划了三道横线: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也许比波尔塔瓦(Poltava) 和博罗季诺(Borodino) 还要伟大。在这个当口,俄罗斯不进则退——这是历史规律。但是俄罗斯真的可以退却吗?上帝会允许吗?不!他正在引导着俄罗斯伟大的灵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光辉灿烂的俄罗斯历史上看到。他一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彼得大帝在东方建立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巩固了俄罗斯,亚历山大扩大了俄罗斯版图,然后尼古拉把俄罗斯丢给了拉丁人。不,这样的事不能发生,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能退缩。

为了让沙皇接受泛斯拉夫主义理念,波戈金很聪明地从两个方面说服沙皇:尼古拉认为自己承担着保卫东正教的天赋使命,同时他也越来越觉得自己遭到西方的排斥。在11月发给手下大臣们的备忘录中,尼古拉声称俄罗斯已别无他路,只有与斯拉夫人携手,因为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已经和土耳其人结盟共同抵制俄罗斯的“神圣使命”了。

我们呼吁所有基督徒加入我们的行列,把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宣布将支持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希腊人寻求独立的斗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终止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对立,因为在我们表明立场之后,英国人不应该再与土耳其人保持联盟,继续迫害基督徒。

但是,尼古拉对泛斯拉夫主义依然有所保留:他并没有波戈金在巴尔干地区动员大批斯拉夫人组成军队的幻想,在政治理念上他不赞同煽动革命起义,而更愿意从宗教立场上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提供支持。然而,西方国家越是明确表示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他就越倾向于把赌注押在建立一个东正教同盟上,威胁说如果奥地利也加入西方列强反对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将支持斯拉夫人起义。强烈的宗教信念让年迈的沙皇变得草率鲁莽,不惜牺牲俄罗斯经过几十年的外交和武力才获得的利益,在与斯拉夫人共同一战上孤注一掷。

寄希望于塞尔维亚人将会起义,沙皇希望俄军从布加勒斯特朝西南方向的鲁塞(Rusçuk)行军,这样一旦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俄军可就近协助。帕斯克维奇则倾向于将俄军集中在东部多瑙河边的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尼古拉在写给帕斯克维奇的一封信中解释,军事战略必须为解放斯拉夫人的事业服务,而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即将发生:

当然锡利斯特拉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在基督徒中推进我们的计划并保持预备状态,那么占领鲁塞更有意义,因为从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向瓦拉几亚中央地区发起进攻,同时留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并与塞尔维亚人保持就近距离,我们肯定是需要他们的。在我们占领鲁塞之后,基督徒们马上会发动起义,这时我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从鲁塞继续向前推进。我认为占领锡利斯特拉不会对塞尔维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离他们还太远。

但是帕斯克维奇更为谨慎,他很紧张塞尔维亚人的起义会迫使奥地利发动干预,以防止起义蔓延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在12月,他向沙皇建议保留在波兰的预备队,以备奥地利从那里发起进攻,同时从布加勒斯特向锡利斯特拉进军,在那里俄军周围将都是保加利亚人,不用担心奥地利的进攻。帕斯克维奇认为三星期内即可拿下锡利斯特拉,这样就可以让沙皇军队在次年春天向哈德良堡发起进攻,在西方列强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让土耳其人屈服。尼古拉这次听从了帕斯克维奇的建议。

但是,当俄军向锡利斯特拉推进时,那里的保加利亚人并未发生大规模暴动,其他斯拉夫人也没有什么动静。保加利亚人一般来说是亲俄罗斯的,在近几年中曾在维丁、尼什(Nish)和其他地方参与过反抗穆斯林统治的大规模起义。他们欢迎俄罗斯军队,把他们视作解放者,并与俄军一起向土耳其据点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很多人加入志愿军。保加利亚人的起义都是零星、小规模的,几乎所有起义都被奥马尔帕夏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在起义规模最大的旧扎戈拉(Stara Zagora),几十名妇女和女孩惨遭土耳其军队蹂躏。

1854年1月,驻瓦拉几亚的英国领事写道,俄罗斯占领军“积极招募志愿军,这些人主要包括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参加的是一个“希腊—斯拉夫军团”(Greek-Slavonic Legion)。领事还写道,到那时为止,俄军只招募到一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征召来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圣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十字军东征集团,由俄军提供武器和开支”。这些志愿者被称为“戴着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东正教十字架”。根据一位俄罗斯军官的说法,尽管他们接受了军事训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被用来作为辅警在后方维持秩序。俄军的占领行动是压制性的,公开集会被禁止,地方政府被俄军取而代之,言论审查被加强,食物和运输工具被军队征用,这些都造成了广泛的反感。英国领事写道,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都瞧不起俄罗斯人,“只要没有什么危险,每个人都会嘲笑俄罗斯人”。在乡村地区,出现了十几起反抗征用的暴动,有些被哥萨克骑兵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他们杀害农民,烧毁村庄。奥马尔帕夏的军队采用同样的恐怖手段对付保加利亚人定居点:捣毁教堂、砍头杀害教士、肢解受害者、强奸女孩,以此防止保加利亚人起义或是参加俄罗斯军队。

奥马尔帕夏更担心的是俄军会从土耳其侧翼攻入塞尔维亚境内,那里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士以及部分农民倾向俄罗斯,强烈支持起来暴动。这说明沙皇向塞尔维亚发起进攻的分析和倾向是对的。土耳其指挥官将部队集中在维丁附近的战略位置,此处是多瑙河地区通往塞尔维亚人聚居区的东线要点,1853年12月下旬,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士兵在多瑙河的另一边将四千名俄军从切塔泰(Cetatea)击退。战斗结束后,土耳其人将留在战场上的一千多名俄军伤兵全部杀死,这样的事情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经常发生。

土耳其人急于保卫塞尔维亚,原因是那里局势很不稳定。受到高门认可的塞尔维亚君主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已失去管制能力,塞尔维亚教会和宫廷内部亲俄罗斯势力正积极准备在俄军到来之时举行暴动。塞尔维亚军队指挥官已经接受了将被俄军接管的事实,甚至暗中活动与亲俄势力合作。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记载,在1854年1月,塞尔维亚军队总指挥告诉他:“对抗一支无法战胜的俄罗斯军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会征服整个巴尔干地区,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东正教斯拉夫王国的首都。”

如果丢掉了塞尔维亚,那么整个巴尔干地区都有可能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果俄军占领塞尔维亚,那么他们离色萨利(Thessaly)和伊庇鲁斯(Epirus)就不远了,在那里原来已有四万名希腊人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并受到希腊政府的支持。当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时,希腊已抓住时机与土耳其开战,意在夺取这两个地区。虽然英国人警告希腊人不要介入这两个地区的争端,但希腊国王奥托并未理会,他认定俄罗斯将会获胜,或者至少多瑙河流域的战斗将会旷日持久,他可以借此机会扩大希腊版图,巩固自己的君主专制。1853年是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四百周年,希腊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许多希腊人希望借助俄罗斯人的力量,在拜占庭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希腊帝国。

* * *

土耳其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巴尔干地区全线溃败,于是决定沿着多瑙河建立防线,同时在高加索地区向俄罗斯发起进攻,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战线抽调部队。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可以依赖当地穆斯林部落的支持。1853年3月,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反抗部落的首领沙米勒伊玛目曾向奥斯曼帝国求助,请求土耳其人支持他反抗俄罗斯人的战斗。“我们是您的子民,”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精疲力竭……与我们的信仰之敌交战已久。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处于灾难之中。”在与俄军的交战中,沙米勒的部队已被逐渐挤出他们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游击基地。1845年,“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和军事司令,在此之后,俄军在这一地区的人数急剧增长。 沃龙佐夫的战略不是直接攻击反叛武装的据点,而是将其包围,通过烧毁农作物和村庄断绝反叛武装的粮食来源。他的部队还通过砍伐森林等手段把反叛武装从隐藏之处赶出来,同时向反叛地区修建道路,以方便俄军。到1853年,已有迹象表明这一战略确有成功的可能:成百个车臣村落投向俄方,希望能继续耕作,免遭战火蹂躏;反叛武装内部则士气低落。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反叛势力,于是把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部队调往多瑙河流域战线,切尔克斯海岸上一些规模较小的俄军要塞也随之关闭。

这正是土耳其人希望利用的机会。如果能在高加索地区打败俄军,就能鼓舞黑海地区的波斯人和穆斯林,甚至可能导致这一地区俄罗斯统治的倒台。同时这么做一定能吸引英国人的支持,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人一直在秘密地向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的反叛武装输送枪支和金钱,并一直想和沙米勒伊玛目建立联系。

在1853年之前,土耳其人一直不敢公开支持沙米勒。根据1829年签署的《哈德良堡条约》,高门同意放弃对高加索俄占地区的领土诉求,在那之后,面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和沙米勒关系良好)的干预,俄罗斯成功地保住了高加索。但是当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10月9日,苏丹终于答应了沙米勒的请求,命令他发动保卫伊斯兰的“圣战”,配合由阿卜迪帕夏(Abdi Pasha)指挥的安纳托里亚军团攻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为了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沙米勒已经调动了一万人的部队向第比利斯进发,同时还在切尔克斯和阿布哈兹(Abkhazia)动员志愿者参加。10月17日,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向外交部汇报说沙米勒已经动员了两万人的部队供阿卜迪帕夏调遣。八天之后,土耳其人发动了高加索战役。在第一场战斗中,阿卜迪帕夏手下的巴什波祖克部队从阿尔达汉(Ardahan)出发,占领了巴统(Batumi)北部的俄军要塞圣尼古拉(St Nicholas),那里被格鲁吉亚人称为沙克维第利(Shekvetili),土耳其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杀死了一千多名哥萨克士兵。根据要塞的俄军指挥官缅什科夫亲王的报告,土耳其士兵还对几百名平民用刑、强奸妇女、带走了大批格鲁吉亚男孩女孩送到君士坦丁堡售为奴隶。

为支援高加索地区的攻势,土耳其人必须依靠他们的黑海舰队输送补给。土耳其海军舰队一直没有从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的失败中恢复元气,据派驻高门的英国海军顾问阿道弗斯·斯莱德的说法,在1851年,土耳其海军共有一万五千名水手和六十八艘能在海上航行的舰船,但是缺少高素质的军官,绝大部分水手缺乏训练。虽然不是俄罗斯海军的对手,但到10月底,土耳其海军的信心却高昂起来,因为英法两国的舰队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郊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贝伊科兹(Beykoz)下锚:其中有五艘风帆战列舰(各有两至三层甲板,至少七十门炮),十一艘双层甲板战舰,四艘三帆快速战舰以及十三艘蒸汽机船。所有战舰加起来,火力足以和俄罗斯舰队抗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分为两支中队:一支由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指挥,负责黑海西部;另一支由帕维尔·纳希莫夫(Pavel Nakhimov)中将指挥,负责黑海东部。缅什科夫命令两支中队击沉任何向高加索地区输送补给的舰船。土耳其政府部长和高级军官们知道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巡逻,但还是决定派出一支小型舰队进入黑海。俄罗斯海军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支舰队是向高加索输送武器和兵员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土耳其人认为如果他们的舰队遭到俄罗斯海军攻击,英法舰队不会坐视不管。也许这正是土耳其人的本意:挑动俄罗斯舰队开火,迫使西方列强在黑海卷入与俄罗斯的海战。很明显土耳其人对这支小舰队的死活并不关心,命令他们在安纳托里亚海岸的锡诺普下锚,那里很容易成为纳希莫夫中队的目标。俄罗斯舰队的规模和火力比这支小舰队强得多,共有六艘现代战列舰、两艘三帆快速战舰和三艘蒸汽机船。

11月30日,纳希莫夫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俄军舰队重炮发射的爆炸弹摧毁了整个土耳其舰队。这是爆炸弹第一次在海战中被使用。俄军设计了一种先进的炮弹,在穿透土耳其舰船的木壳之后才爆炸,从内部将船只炸得四分五裂。英国海军顾问斯莱德在唯一一艘侥幸逃生的土耳其明轮蒸汽机船“塔伊夫”号( Taif )上,他写道:

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炮击基本停止了,海面上偶尔有一两声炮响。土耳其舰队船员一半阵亡,大部分舰炮被掀翻,完全被数量和火力占优的俄军舰队打败。一些船只还在燃烧……俄罗斯人欢呼雀跃,他们进入海湾的目的达到了,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们都应该停火了。如果他们在这时候停火,没人能指责他们什么,但是他们继续向失去战斗力、漂浮在海面的船只开火。俄军的三帆快速战舰驶入海湾,把仍在海面上的船只全部击沉。许多人或是被炮火击中身亡,或是在向海岸逃生时溺水而亡……除了土耳其舰队外,俄罗斯人还向锡诺普湾的土耳其人聚居区开火。尸横遍地,一片废墟,当地居民在战斗打响时,就跟随当地官员一起逃走了。

根据斯莱德的说法,锡诺普湾的四千二百名土耳其水手中,有两千七百人被俄军炮火所杀。当地饭馆餐厅成为临时医院,几百名伤员却只有三名医生救治。六天之后俄军才停止炮击,伤员得以被送上船只运到君士坦丁堡。

几天之后,斯莱德向高门汇报了这场海战的细节,他奇怪地发现土耳其的大臣们对这一新闻无动于衷,这无疑印证了原先的怀疑:土耳其人本来就想通过挑动俄军开火,将西方列强卷入战争。

他们居室内亮丽的靠垫,身上顺滑的裘皮大衣,与锡诺普破烂餐厅内瑟瑟发抖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听到发生在锡诺普令人伤心的事件时,他们毫不关心;在看到“严惩号”( Retribution )海军上尉奥赖利(O’Reilly)在海战发生几天后拍摄的锡诺普湾全景照片时,他们亦不为所动。换了一个对奥斯曼帝国种种怪相一无所知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人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海面上的一场灾难而已。

事实上,土耳其在海战中的失利为高门的外交努力注入了生机,显示了雷希德的影响力和他阻止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决心。他认为,土耳其必须通过西方列强最后再做一次和平努力,这样的话,一旦开战,西方列强才会站在土耳其这一边。

12月5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向俄罗斯递交了由高门提出、经四方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同意的和平条件:如果沙皇同意立即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土耳其将在国际监督下,派出代表直接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承诺继续与俄罗斯的条约,并接受沙皇对圣地的要求。12月18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同意基于这些条件议和。

消息传开,愤怒的宗教学生涌上君士坦丁堡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大议会的决定。“过去的三天里,土耳其首都处于暴动状态。”斯特拉特福德在12月23日写道。宗教学生举行非法集会,威胁雷希德和其他大臣。有谣传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区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事件。斯特拉特福德把西方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请到了英国大使馆暂避。他给雷希德写信,呼吁他对宗教学生采取强硬立场。但是雷希德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已经辞了职躲到他儿子在贝西克塔什(Besiktas)的宅子里。斯特拉特福德没能找到他。因为担心出现宗教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将停留在贝伊科兹的英国舰队中的几艘蒸汽舰船调到了君士坦丁堡市中心水面,并拜访苏丹,要求他果断采取行动,防止暴乱发生。第二天,土耳其警察逮捕了一百六十名宗教学生,并把他们带到大议会前要他们为暴乱承担责任。学生领袖回答说,大议会的求和行为“违反了《古兰经》所说的打败敌人再谈和平的指示”。大议会向学生们解释说,高门并未向俄罗斯求和,而是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当被问到既然他们求战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线时,这些学生回答说他们的责任是布道而不是战斗。在这之后,这些学生都被发配到了克里特岛。

12月11日,锡诺普海战的消息传到了伦敦。照理说,既然俄罗斯与土耳其处于交战状态,那么俄罗斯舰队攻击土耳其军舰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英国媒体立即将其形容为“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和“一场屠杀”,并对平民伤亡大肆夸张,称有四千平民在俄罗斯的炮火中丧生。《泰晤士报》写道:“锡诺普一战,打消了我们平息战火的念头……我们一直认为有责任维护和平,只要因此求得的和平与我们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保持一致……但是俄国皇帝向海军列强们下了战书……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纪事报》( Chronicle )宣称:“我们迫不得已,将拔剑出鞘,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卫盟友的独立,还是为了打击一个暴君的意图与伎俩,他的野心已让其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敌。”地方报纸也跟伦敦的主战恐俄立场保持一致。“仅仅和沙皇对话毫无用处,”《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独立报》( 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 )指出,“看来我们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打消俄罗斯的邪恶意图和用心。”在伦敦、曼彻斯特、罗奇代尔(Rochdale)、谢菲尔德、纽卡斯尔(Newcastle)和其他许多市镇,都出现了支持土耳其的公众集会。在苏格兰佩斯利(Paisley)的公众集会上,反俄鼓动家戴维·厄克特向集会群众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最后他呼吁“英格兰人民……向他们的君主提出请求,要么向俄罗斯宣战,要么将英国舰队撤出土耳其水域”。英国报纸还刊登了各种请愿信,要求英国女王对俄罗斯采取更积极强硬的立场。

此时的英国政府是一个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脆弱的联盟,由自由党和支持自由贸易的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的立场因为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反应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开始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冷静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与首相的意见一致,认为需要给由奥地利主导的和平进程更多时间。他们同意英法两国的舰队必须留在黑海,并做出姿态显示两国政府对战事的关切,但目的不是为了真的与俄罗斯开战,而是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谈判。大部分人觉得英国不应该被土耳其拖入一场战争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属于咎由自取。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曾发出警告:

我们和法国一道承担了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动,不让其挑动战事。现在事件的决策权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枢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热分子掌握,与此同时,我们却承诺英法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这样重大的权力,议会从来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连英国皇室都不得干涉,现在却这样交给了土耳其人。

此时女王同意阿伯丁勋爵的看法,认为俄罗斯入侵多瑙河两公国的行为不足以成为与其开战的理由。和他一样,女王依然倾向于信任沙皇的动机,十年前她见到沙皇时,对他有喜爱之心,认为他的挑衅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她的个人立场是反土耳其的,这也影响了她对俄罗斯入侵的看法。在锡诺普海战之前,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击败的话,将会有利于和平,总的来说有好处。”但在这之后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转而希望这一事件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人都更愿意在欧洲的支持下接受和平。“俄罗斯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也许,我也希望,能让各方冷静下来,沙皇能表现出宽宏大量,土耳其人能更为理性。”她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但是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情绪保持冷静是一回事,对抗英国媒体上的种种求战呼声则是另外一回事。12月14日,帕默斯顿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职务,表面上是对议会改革有不同意见。离开内阁后,他马上加入了要求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行列,他的目的是立足于政府之外,凭借公众舆论,向倾向和平的阿伯丁发出挑战。他坚持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把舰队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对俄罗斯的警告,那么俄罗斯舰队在锡诺普的举动实际上是对西方列强的间接进攻。“苏丹的舰队是在土耳其港口被消灭的,如果英法舰队在那里的话,将能保护土耳其舰队。”他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解释道。俄罗斯舰队袭击锡诺普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现在可以出手摧毁近东的俄罗斯威胁了,这也是帕默斯顿一直在寻找的机会。这是一场“正义和必要的战争”,继续维也纳和谈只会增加西方列强发动这场战争的困难度。在英国内阁中,下议院议长罗素勋爵是帕默斯顿的支持者。非常关键的是,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也站到了帕默斯顿这一边,他是在感觉到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激烈反应之后改变立场的。女王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克拉伦登“比以前更加主战了,因为担心报纸舆论”。“你觉得我太在意公众的观点了,”克拉伦登在12月18日给阿伯丁的信中写道,“但是在得知锡诺普发生的可怕惨剧之后,光是从人道角度出发,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如果无所作为,实在太脸上无光了。”

自从帕默斯顿离开了内阁,克拉伦登就成了内阁主战派的领袖。他试图说服阿伯丁,锡诺普事件证明俄罗斯“没有和平的意图,尽管土耳其人的和平条件是合理的”,所以现在已无必要继续与俄罗斯对话。他敦促首相以锡诺普事件为“道义理由”拒绝奥地利的和平努力,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为了破坏和平谈判,他让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发出指令采取强硬立场,同时还警告布奥尔伯爵说奥地利对俄罗斯太软了。他对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Lord Cowley)说,对话已经太迟,现在是西方列强“终结俄罗斯近东海军强国地位的时候了”。

法国方面的支持对帕默斯顿和英国内阁主战派非常关键。拿破仑三世决心以锡诺普事件作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行动的理由,部分原因是考虑可以借此巩固与英国的联盟,另一部分原因是相信如果不对俄国人的行为做出惩罚的话,那将是法国舰队的耻辱,作为法国皇帝,他对此不能容忍。12月19日,他提议英法两国舰队进入黑海,迫使俄罗斯军舰撤回塞瓦斯托波尔港。他甚至威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行动的话,法国舰队将单独行动。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这一威胁足以让阿伯丁妥协:即使俄罗斯得势的可能还不足够让他采取行动,那么对法国重新崛起的担忧就让他不能坐视不管了。12月22日,两国同意组成联合舰队共同保护黑海水域的土耳其舰船。1853年圣诞节前夜,帕默斯顿重回英国内阁,成为内阁主战派的领袖。

* * *

然而,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随着铁路的兴起,英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报纸,公众舆论成为英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议会和内阁的影响力。《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用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话说就是“第四种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这么描述其职业的:“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 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一新的现实。“英国的政府大臣不得不讨好报纸,”阿伯丁哀叹道。他是一名传统的保守党人,向来只在白金汉宫和他所在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的俱乐部之间行走。“报纸总是大喊大叫,横加干涉。他们善于欺凌他人,把政府也变成了恶霸。”

在这一点上,帕默斯顿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帕默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因为约翰牛(John Bull) 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帕默斯顿,迈耶和皮尔逊摄(图片来源:赫尔

帕默斯顿越来越受欢迎,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他的外交政策与捍卫“英国价值”连成了一体,以至于不管谁想阻止英国参战,都会被举着爱国大旗的报刊丑化攻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就遭到了这样的攻击。他们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了英国利益,认为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是维护英国利益更好的办法。因为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被英国报刊批判为“亲俄”,在这当口等同于“反英”。甚至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都被当作“德国人”或“俄国人”遭到指责,许多人似乎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被一些报刊指责“叛国”,其中最起劲的是“红头小报” 《广告晨报》,原因是有谣言说12月帕默斯顿辞去内政大臣一职是一场宫廷阴谋。当帕默斯顿重返内阁时,许多庸俗报纸纷纷报道说阿尔伯特亲王叛国罪已定,将被押送到伦敦塔关押云云,于是就有好事者聚集在伦敦塔外看热闹。《广告晨报》甚至呼吁处死阿尔伯特亲王:“与其在投入战斗时犹豫不决,不如让罪人的鲜血洒在伦敦塔的绞架上!”维多利亚女王对此极为愤怒,以退位相威胁。阿伯丁和罗素代表女王与主要报纸的主编们交涉,得到的结果却是这场攻势不会马上消退,因为这些文章是报纸主编们同意刊登的,有些甚至是主编们自己写的,就是为了可以多卖几份报纸。

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与俄罗斯一战涉及“英国原则”:捍卫个人自由、文明与自由贸易。保卫土耳其代表了英国的美德:为弱小无助者伸张正义,反抗暴君和恶霸。因为仇视俄罗斯,土耳其便成了道德楷模,这种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源自1849年土耳其为匈牙利和波兰反抗沙皇统治的自由战士提供庇护的举动。1854年初,当亲土耳其的戴维·厄克特成立“保卫土耳其及其他国家反分裂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Partition)时,很快就有几千名激进分子加入。

对英国圣公会教徒来说,一个重大障碍是支持土耳其就意味着与穆斯林一起共同对抗俄罗斯基督徒,这对身为圣公会保守党人的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来说是一个困境,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基于宗教信仰,她是仇视土耳其人的,在私底下,她希望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她还希望有一天土耳其人“全都变成基督徒”。 可是福音派教徒中的激进派对于支持土耳其反对东正教却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坦齐马特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有些教会领袖甚至宣称土耳其人为新教在近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高门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传教,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对象是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徒,每个转投新教的人都会对原来教会里的教士如何邪恶进行一番讨伐。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在上议院一场有关奥斯曼帝国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两地镇压希腊人起义的辩论中讲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既受土耳其当局的压迫,更是俄罗斯人支持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受害者。他的结论是,从转投新教的基督徒的角度说,被土耳其人统治好过生活在沙皇的阴影下。在俄罗斯,沙皇甚至不允许传播俄文版的《圣经》。 一旦俄罗斯人征服了巴尔干,这里也将进入黑暗世纪,新教徒将无处容身。他还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门对圣公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无敌意,还曾做出干预以保护转投新教的基督徒免受其他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迫害,甚至在1850年授予了新教米利特的资格。他没有提到的是,根据奥斯曼帝国法律,那些改投新教的穆斯林将会被处以死刑。和许多圣公会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对伊斯兰抱有同情,认为穆斯林静默的宗教仪式与圣公会教徒自己的内省祈祷行为比较相近,而不像东正教仪式那样吵吵闹闹,甚至带有未被基督教转化的异教色彩。这样的想法在福音派中十分流行,例如12月一次讨论俄土冲突的公众集会上,一位演讲者坚称“土耳其人不是异教徒,他们是一神论者”。《纽卡斯尔卫报》( Newcastle Guardian )报道了他的发言:“至于说在希腊的俄罗斯人和希腊的东正教徒,他本人并不反对他们的教义,但他们确实是一群疯疯癫癫、手舞足蹈的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在公众集会上,只要提到苏丹的名字,就足以引起观众的一片掌声。例如在切斯特(Chester)某个剧院举办的一场集会中,两千多人以欢呼喝彩的形式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政府“以最强的武力行为”协助苏丹,这么做的原因是:

在英国,对苏丹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比苏丹为宗教宽容做出更多努力,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确立了宗教平等。把他与阿尔弗雷德(Alfred)和爱德华这些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相提并论,对英国人来说并无任何有失体面之处。如果在这场危机中苏丹可以得到西欧真正的支持,那他将会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幸福昌盛,并与大不列颠建立互惠的贸易往来。

当《泰晤士报》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更愿意接受沙皇的保护,而不愿意被苏丹统治时,《先驱晨报》( Morning Herald )和《广告晨报》立即以激烈的民族主义语调对其发起攻击,指责《泰晤士报》“非英”:“这些观点是用英语写下来的,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点是英国的,而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思维。”

在法国,报刊也积极影响着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性的天主教报纸。自从圣地争执开始以来,这些报纸就一直在呼吁与俄罗斯一战,在锡诺普事件之后,这些呼声就更强烈了。1854年元旦,《弗朗什孔特联合报》( Union franc-comtoise )发表社论,称“如果法国与英国不能阻止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今后也会像土耳其那样受俄罗斯奴役”。

反俄宣传的主旨是“反抗野蛮主义的文明圣战”,1854年出版的一本恐俄畅销书、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对神圣俄罗斯的讽刺漫画》( Histoire pittoresque, dramatique et caricaturale de la Sainte Russie )也以此为主旨。这本讽刺漫画表达的观点是俄罗斯的侵略性源自其野蛮主义,这在英法两地的战前游说中十分常见。在英国,这一观点被用来反驳科布登和布赖特关于俄罗斯太落后、没有能力入侵英国的看法。有人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试图证明正因为俄罗斯太落后,它必须通过地域扩张来取得更多资源。在法国,这一说法带有更强的文化意味,让人把俄罗斯人与匈奴(Huns)相比。“尼古拉皇帝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很相似。”法国报纸《公平报》( Impartial )在1854年1月下旬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对此视若无睹将是对所有秩序与公正的颠覆。政治与宗教的谎言正是俄罗斯所代表的。它本身是野蛮的,却想模仿我们的文明,这让我们生疑,其暴政让我们感到恐怖……它的暴力统治也许适用于一个野蛮性与生俱来、与疯狂野兽相差无几的民族,但是肯定不适用于文明人……尼古拉的政策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引发了怒潮,因为他的政策是烧杀抢掠。他们不过是一群规模比较大的土匪。

对持教皇至上主义(Ultramontane)的报刊来说,俄罗斯的宗教是对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不能阻止沙皇军队西进的话,基督教将被东正教霸占,天主教徒将面临新一轮的宗教迫害。“如果我们让俄罗斯人并吞土耳其,”《弗朗什孔特联合报》主编写道,“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哥萨克军队强迫我们所有人接受希腊邪教。欧洲不但会失去自由,连宗教也会丧失……我们将被迫看着我们的孩子接受希腊教派的教育,那些敢于出声抵抗的天主教徒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戈壁,在那里默默死去。”《第戎旁观者报》( Spectateur de Dijon )则响应巴黎大主教的呼吁,要求法国的天主教徒们起来参加一场反抗俄罗斯和希腊人的“圣战”,捍卫他们的宗教遗产:

对所有天主教徒来说,俄罗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误读这一点。尼古拉皇帝声称希腊教士在圣墓教堂拥有特权,这些特权是靠俄罗斯人的鲜血换来的。法国人在维护圣地的征战中洒下的鲜血,俄罗斯人再过几百年都赶不上一丁点儿……那里有我们的遗产需要保护,有我们的利益需要捍卫。但不仅如此。希腊—俄罗斯教堂要对我们进行改教的企图,是对我们的直接威胁。我们知道,在圣彼得堡,他们一直做梦都希望将宗教专制强加给西方。他们希望通过无休止的军事扩张,迫使我们改信他们的异教。如果俄罗斯占据了博斯普鲁斯,那么他们要征服马赛或是罗马就易如反掌,凭借一次快速袭击就足以在其他力量介入之前废黜教皇和所有大主教。

对地方性天主教报刊来说,这场圣战还是一个在法国重新加强宗教戒律的机会,借以对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俗化影响,并将教会的地位重新恢复到国民生活的中心。他们期望因1848年革命而分裂成不同派别的法国人会因为携手保卫共同的信仰而重新团结起来。

这一想法正中拿破仑三世下怀。无疑,他想象一场光荣的战争会让法国最终接受发动政变送他上台的军队。然而,法国公众其实从未和他一样热衷于和俄罗斯开战,他们对圣地的纠纷并不关心,即使是在锡诺普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后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一直在说走上“光荣之路”抗击俄罗斯侵略,法国报刊一直声称他们表达的是“法国公众的愤怒”,但是根据地方官和检察官们的报告,普通法国人并不为之所动。尽管在之后很快到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投入战斗和死于战火的法国人比英国人多得多,但他们其实从未像英国人那样急切地想投入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法国人对与传统对手英国人联合参战的想法抱有反感,许多法国人认为法国被拖入了一场保卫英国利益的战争中,并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正是拿破仑三世的反对派经常提出的观点。法国商界对参战尤为反对,担心因此导致高税收,损害经济。有人预测一旦开战,不到一年这场战争就会变得极为不受欢迎,法国将不得不因此寻求和平。

1854年1月底,反战情绪蔓延到了法国皇帝的幕僚中。1月4日,拿破仑三世召集了一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应该如何回应俄罗斯对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提出的抗议。在这次会议上,拿破仑三世两名关系最密切的盟友——财政大臣让·比诺(Jean Bineau)和议员阿希尔·富尔德(Achille Fould)建议与俄罗斯和解以避免陷入战争。他们担心法国缺乏军事准备:在1851年12月政变上台之后,拿破仑三世为让英国人放心,通过裁军表明法国不会入侵英国,所以在1854年初,法国军队尚未动员起来,也缺乏战争准备。比诺甚至威胁如果战争爆发,他将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原因是为支持战争而提高税收,是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不过后来他并未兑现他的威胁)。这些反对的声音给拿破仑三世泼了足够多的冷水,他决定再考虑一下参战决定,并且重新开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1月29日,他直接写信给沙皇,提出愿意以奥地利为中介,谈判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并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英法舰队撤出黑海,同时俄罗斯军队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拿破仑三世的这封信马上被公开了,目的是向焦虑的法国公众表示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和平,正如他亲口向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许布纳男爵(Baron Hübner)表示的。

帕默斯顿和其主战派同僚密切关注着法国局势,他们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最后关头退出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于是采用各种手段加强他的决心,同时破坏他达成外交妥协的努力。1854年初,最盼望战事爆发、推动战争最积极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 * *

英国主战派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破坏外交妥协,因为沙皇的立场非常强硬。2月16日,俄罗斯正式与英法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从伦敦和巴黎撤回大使。五天之后,沙皇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双方同时在黑海和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撤军的提议,抛出了一项反建议:西方国家在黑海的舰队必须阻止土耳其舰船向俄罗斯黑海沿岸运送武器,这显然是在暗示为什么会发生锡诺普事件。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而且只有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沙皇才会在圣彼得堡与高门特使展开谈判。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立场有可能引起战争,于是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1854年的俄罗斯和1812年一样,已经准备好击败入侵的法国军队。

沙皇如此直截了当地拒绝法国的提议,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是他避免与英国和土耳其正式开战的最好办法,拿破仑三世的提议是避免俄罗斯在欧洲完全被孤立的最后机会。沙皇在1月底试图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联盟,他派出亲信奥尔洛夫伯爵到维也纳,提议如果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各成员国宣布中立的话,俄罗斯会帮助奥地利抵御西方列强。他显然希望以此打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因为他知道奥地利皇帝一直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意大利挑起麻烦。但是奥地利也对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感到担心,虽然沙皇一直建议俄罗斯与奥地利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但奥地利人并不相信他的承诺,并且清楚地表示不会与俄罗斯合作,除非土耳其边境保持不变。他们对塞尔维亚人起义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非常担心,额外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部队集结在塞尔维亚边境上。

沙皇在2月9日就已经知道奥尔洛夫的使命失败了,而且还知道奥地利正在准备派出军队到塞尔维亚防止俄军入侵。此时他断然拒绝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最后和平机会,实在是异乎寻常,因为他一定会担心如果连奥地利都成为对手,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交战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时的尼古拉终于失去了对轻重的权衡能力,他身上遗传的精神疾病,包括浮躁鲁莽的行为和阴郁易怒的倾向,与登基近三十年被阿谀奉承者围绕造成的傲慢交织在一起。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在1853—1854年危机时期,他有时候表现得的确像是一个莽撞的赌徒下注过火:在多年耐心经营俄罗斯在近东的地位之后,他愿意在与土耳其开战上冒极大风险,把几十年积累的所有利益一股脑儿都押到赌桌上。

但是,从尼古拉的角度看,他真的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吗?从他的私人记录中,我们知道他确实很自信地将局势与1812年相比。他经常提及他哥哥带领俄罗斯抵抗拿破仑的那场战争,并以此作为这次俄罗斯也能独自与世界作战的理由。“如果欧洲迫使我们与之开战,”他在1854年2月写道,“我会像哥哥亚历山大在1812年所做的那样,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俄罗斯领土上,哪怕敌人把我们逼到乌拉尔山脉(Urals)以东,我们也绝不会放下武器。”

这不是什么理性的想法,并不是基于对手可调动军队的数量,或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欧洲军队时俄罗斯军队可能遭遇的困难所做出的分析。缅什科夫和其他高级军官曾一再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并多次提醒沙皇不要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以免挑起与土耳其和西方列强的战争。尼古拉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情绪,源于他的自负与傲慢,源于他对俄罗斯力量与地位认识的膨胀,最重要的也许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在为实现俄罗斯的天赋使命而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尼古拉真心相信他是在上帝召唤下,为将东正教徒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发动一场圣战,什么也无法阻挡他的“神圣使命”。1854年3月,他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解释道,如果西方列强与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他愿意率领俄罗斯独自与他们一战:

我打这一仗不是为了夺取利益,也不是为了征服领土,捍卫基督教是我唯一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有我会在圣十字架的大旗下走向战场,而其他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聚集在新月旗下攻击基督教?……我已别无选择,只有战斗,去夺取胜利,不然就光荣牺牲,加入为我们神圣信仰而死的烈士行列。这是我以俄罗斯之名发出的肺腑之言。

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个鲁莽的赌徒,而是出自一个经过深思的信徒。

在遭到沙皇拒绝后,拿破仑三世别无选择,只能在英国要求俄罗斯从两公国撤军的最后通牒上加上了自己的签名。对他来说,这事关法国的荣誉和地位。这份最后通牒于2月27日送给沙皇,声称如果俄罗斯不在六天之内回复,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最后通牒上没有提到和平谈判,不给沙皇任何机会提出和平条件,所以这份通牒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战。毫无疑问沙皇将拒绝这最后通牒,他认为连回复都是自降身份。所以最后通牒刚刚送出,西方列强就开始行动,仿佛双方已经宣战。2月底,军队已经开始动员起来了。

法军总军需官安托万·塞特(Antoine Cetty)在2月24日给德·卡斯特拉内元帅(Marshal de Castellane)的信中写道:

沙皇[对拿破仑三世的信]反应消极,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准备打仗了。皇帝的想法是尽其所能避免派远征军去近东作战,但是英国急于打仗,把我们也拖下水了。当英国的旗帜插在君士坦丁堡城头时,法国的旗帜也必须一起飘扬。如果任由英国单独行事,它很快就会独霸所得,不会放手。

这番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局面。在必须做出决策时,拿破仑三世对是否参战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他必须与英国结盟,而且担心法国一旦退缩,到了摘取胜利果实时就没有自己的份了。他在3月2日对法国上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阻止俄罗斯永久性扩张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上,法国的利益甚至超过英国,因为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统治地中海。先生们,我想你们中没有谁会说只有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至关重要吧?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就有三百里格(leagues) ……我们为什么要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和英国一起保卫苏丹的事业,也是保护基督徒的权利。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捍卫我们在地中海上应有的影响力。

事实上,西方盟军到底为何而战,远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和历史上许多战争一样,当联军被派往近东地区时,没有人真的知道到底为何而战。西方列强将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与奥地利旷日持久的谈判才得出开战的理由。即使在1854年9月,联军已经在克里米亚登陆后,也还需要很长时间,盟军才就这场战争的目的达成一致。

在开战之初,英法两国的想法就不一样。两国于3月在巴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争目标和战略。法国提出,除了在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开战外,还要把战争延伸到克里米亚。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能被说服加入盟军的话,法国倾向于在两公国和俄罗斯南部地区举行大规模会战,同时由奥普联军在波兰发起战斗配合。但是英国人不相信奥地利人,认为他们对俄罗斯太软弱,不想与之结盟,免得奥地利妨碍英国打击俄罗斯膨胀的野心。

英国内阁内部在战争目标和战略上也有分歧。阿伯丁坚持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以恢复土耳其主权为目标;但是帕默斯顿和主战派则建议在作战上更为大胆,趁机削弱俄罗斯在近东的影响力,彻底打败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同意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拟定的海战计划。自1853年12月的锡诺普事件后,格雷厄姆就一直在修订这个计划。他的想法是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快速袭击,消灭俄罗斯黑海舰队并占领克里米亚,成功之后在1854年春天从波罗的海发起进攻,兵临圣彼得堡城下。这一想法其实是照搬与法国开战时的战略计划,不过是把法国军港瑟堡(Cherbourg)换成了塞瓦斯托波尔。

1854年初,英国进入备战状态,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战争狂热,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规模的想法早被抛诸脑后。英国的战争目标不断升级,这不仅仅是出于媒体好战的沙文主义,更是由于许多人相信战争潜在的成本巨大,因此必须有宏大的目标才“配得上英国的荣耀与伟大”。帕默斯顿的言论总是围绕着这一点,他的战争目标在细节上虽有所变化,但一贯以反俄罗斯为中心。在3月19日发给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他勾勒了瓦解俄罗斯帝国、重绘欧洲版图的野心:芬兰和奥兰群岛(Aaland Islands) 从俄罗斯归入瑞典;沙皇手下的波罗的海省份划给普鲁士;扩大波兰版图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作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奥地利将得到多瑙河流域公国以及俄罗斯的比萨拉比亚(奥地利同时将被迫退出意大利北部地区);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送给土耳其;切尔克斯将成为土耳其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该计划呼吁进行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在反俄罗斯这一边,不仅有奥地利和普鲁士,最好还有瑞典参与。英国内阁对此番雄心勃勃的规划表示极大保留。阿伯丁的愿望是进行一场短促的战争,以便尽快“全力回到国内改革”中去,他反对的理由是这一规划需要再来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才可能实现。但是帕默斯顿不顾反对,继续推进自己的方案。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后,战事拖得越长,他就越来越坚定地推行自己的主张,理由是只有实现了“领土上的大变动”,才能为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做出交代。

到3月底,将这场战争从保卫土耳其变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这一想法在英国政治体系内已获得极大支持。阿尔伯特亲王对是否能够拯救土耳其抱有疑虑,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一场战争夺走俄罗斯西部领土来抑制其对欧洲的影响力。他认为可以通过向普鲁士承诺“领土以防卫俄罗斯突袭”来吸引其参战,他还主张采取措施吸引其他德意志国家加入,一起驯服俄国熊,“拔其尖齿,砍其利爪”。他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信中写道:“对于包括比利时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来说,保障高门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未来,是其利益之所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击败并惩罚俄罗斯。”著名亚述学家(Assyriologist) 、下议院议员、曾担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则呼吁这场战争必须打到俄罗斯“残废”为止。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提议通过战争彻底瓜分俄罗斯帝国,“让波兰和其他被俄罗斯摧毁的邻近国家从它的独裁统治下长久解脱出来”。在写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斯特拉特福德强调摧毁俄罗斯意志的必要性:不仅要打击其“现时的暴力行为”,而且还要给俄罗斯“内心带来永久的束缚”。任何由欧洲国家发动的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其目的必须是一劳永逸地消灭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让俄罗斯被包围在由独立国家(多瑙河公国、克里米亚、切尔克斯和波兰)组成的缓冲圈内,以保证俄罗斯永远受到束缚。在英国政府准备向俄罗斯宣战之时,罗素向克拉伦登提议,不要在女王的议会宣战发言中加入任何可能导致西方列强承诺维持原有边界的内容。

即使在这一刻,阿伯丁依然不太愿意宣战。3月26日英国宣战前夕,他对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说他是被帕默斯顿“拖入战争”的,因为帕默斯顿拥有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三个月前,女王和阿伯丁一样不愿意投入英国军队以保卫土耳其,但现在她已意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她写下了她和阿尔伯特亲王是如何一起向首相解释的:

我们俩再次向他表明,我们坚信战争在目前是必不可免的,他对此无法否认。我还跟他说,我认为即使其中有错误和不幸,现在我们已不能避免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的势力和扩张必须受到抵制。他还是看不到这一点,认为此事“令人生厌”,还认为英国唯一需要担心的外部势力是法国!他还说北部三强必须协同行动,但无法说明此论有何依据。当然我们无法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指出德意志各国的卷入是尼古拉皇帝造成的,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观点来判断现在的局势。一切皆已改变。阿伯丁勋爵不想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他毫不怀疑不久以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变得更愿意实现和平。

女王所说的“一切皆已改变”到底指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也许她想到的是法国已和英国一起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英法两国士兵已登上了驶向土耳其的战舰。也许她和阿尔伯特亲王一样认为目前是时候让德意志各国加入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了,因为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对欧洲大陆构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新威胁。但也有可能她想到的是排外报刊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攻击,在她的日记中,这一直是她所担心的事情,因此意识到一场短促的胜仗能够确保公众对皇室的支持。

那天晚上女王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庭舞会庆祝剑桥公爵的生日,剑桥公爵是女王的表亲,即将开赴君士坦丁堡指挥英军第一师。萨克森王国派驻伦敦的大臣菲茨图姆·冯·艾克施泰德伯爵(Count Vitzthum von Eckstädt)受邀参加舞会。他写道:

女王跳舞非常积极,跟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和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跳了一曲苏格兰快步舞(Scotch reel),他们两人都穿着苏格兰传统服装。因为我已经不再跳华尔兹,女王就和我跳了一曲四对舞。当晚她和我交谈时态度极为亲切随和,告诉我说虽然充满遗憾,但是她明天一早就不得不向俄罗斯宣战了。

第二天早晨,在法国向俄罗斯宣战前一天,克拉伦登在英国议会宣读了女王的宣战决定。正如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所述(他的这番言辞适用于任何一场战争):

将重大决策的理由以书面形式表述清楚,是政治领导人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即使是在悬而未决之时,主战一方也应将其真实观点公之于众,记录在案,而不是隐藏于含糊其词的言论和私下观点之中,这对全人类都是一件好事。

对于克里米亚战争来说,如果那些主张这场战争的人的想法真能被记录在案,那一定会透露其真实动机是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以利于“欧洲”,特别是西方列强。但是这些动机是不能写进女王的宣战书中去的,宣战书中所写的,是以最含糊的言辞表明英国捍卫土耳其的立场,声称其中并无私利,而只是“为了维护反对不公的权利”。

* * *

英国的宣战书刚一公开,教会领袖们就立即将其称为一场正义的圣战。4月2日星期日,英国各地的教堂都能听到支持战争的布道,其中许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有些甚至卖出了几万份,因为当时不管是圣公会还是新教的教士都有如社会名流。 在伦敦梅费尔(Mayfair)康迪特街(Conduit Street)的三一礼拜堂(Trinity Chapel),亨利·比米什牧师(Reverend Henry Beamish)对教众们说这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义务”: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个弱小的盟友,对抗野心勃勃、不讲信义的独裁者毫无理由的挑衅;并凭借武力惩罚自私与野蛮的压迫行为,这一压迫行为比过去见到的更为令人憎恶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以提倡宗教自由、维护基督教最高利益为幌子替自己正名的。

4月26日星期三是一个特别为“纪念国耻以及为宣战祈祷”而设置的斋日,英格兰西北的凯西克(Keswick)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的T.D.哈福德·巴特斯比牧师(Reverend T.D. Harford Battersby)在他的讲道中宣称:

从一开始直到宣战,我们的大使和政治家们都表现得非常诚实坦率、忍让平和,因此现在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反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充满信心。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欢庆,说:“我的上帝,我们向您感恩,因为我们和其他不公、贪婪、压迫、残忍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信仰宗教的民族,我们诵读《圣经》、参加礼拜、派出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布道。”

同一天,在利兹的布伦瑞克礼拜堂(Brunswick Chapel),约翰·詹姆斯牧师(Reverend John James)声称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进攻侵犯了“人类共同的最神圣权利,与贩奴一样令人愤慨,其罪行与之相差无几”。詹姆斯声称基督徒在苏丹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拥有的宗教自由会比在沙皇统治下的更多:

在法国和英国一心向善的部门的协助下,把土耳其交到苏丹手上,这些谦卑的基督徒,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的良心将获得完美的安宁……一旦把他们交给俄罗斯管制,这些基督徒的建制将被拆散、学校被关闭、祈祷场所被捣毁,或是被改造成庙堂,被一个像罗马天主教一样不纯洁、道德败坏和不宽容的信仰所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作为基督徒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们发动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将当代阿提拉 之众逐回,他们不仅对土耳其,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的自由和基督教都是一种威胁。

在伦敦瓦尔布鲁克(Walbrook)的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乔治·克罗利牧师(Reverend George Croly)在庆祝英国“基督教战士”奔赴近东战场的讲道中,坚称英国参加的是一场“捍卫人类”的战争,因为“无望和堕落”的俄罗斯人正在准备征服世界。这是一场反抗希腊教义、保卫真正的西方信仰、“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次在近东展开”的“宗教战争”。“如果说在上一次[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英格兰是自由信念的避难所,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她或将成为宗教信念的避难所。会不会是上天的旨意,让英格兰再登高位,在得胜回朝之时,成为人类的良师?”克罗利牧师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也许将推动英格兰在近东的使命:让土耳其人成为基督徒。“这项伟大的工程也许会漫长、艰难、被国家的衰亡或是凡人的情绪所干扰,但终将开花结果。为什么英国教会不协助这一事业?为什么我们不即刻为正义战争的成功、为和平的恢复、为异教徒的感化而祈祷?”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战各方: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带到了战场上。然而当战争正式打响之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缘由: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纠纷,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欧洲列强联合对付俄罗斯的战争。在圣墓教堂,1854年的复活节庆典“在平静中过去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如此写道。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来自俄罗斯的朝圣者人数减少,奥斯曼帝国当局对希腊教士主持的仪式进行了严密的监管,担心再次发生教徒之间的斗殴。在几个月之后,世界的注意力将转向克里米亚战场,耶路撒冷将从欧洲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是从圣地来看,发生在远方的战事却有不一样的意义。英国驻巴勒斯坦领事这样写道:

在耶路撒冷,人们对这事的看法有所不同。各方的交手似乎只是原有地基上的上层建筑而已,因为虽然在外交上,这一问题(东方问题)从表面上看变成了一个宗教保护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信不疑的共识:问题的根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圣地,圣彼得堡以条约为由宣称拥有对宗教的保护权,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占领基督教发源地的神圣殿堂——这些殿堂对正在远方交手的列强来说,是它们争夺的战利品。 kvOtWafkMgwwx3oCCtYgr5kEmnQzJtj12PwWH9OkHSAo3jlDm7gnkEuYV6gfQj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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