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一个宁静的小村庄维奇安普敦（Witchampton）的教区教堂里，有一座为本村的五位子弟兵建立的纪念碑，他们都战死在克里米亚战场。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为效忠国家而死

长眠在克里米亚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在法国西南部埃里库尔（Héricourt）的公墓里，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九名本地士兵的名字，他们都战死在克里米亚战场。墓碑上这样写着：

为祖国战死

朋友们，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

在这座墓碑下摆放着两个加农炮的炮弹。一个上面刻着“Malakoff”（马拉科夫，俄文拼作Malakhov，发音为马拉霍夫），这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围困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战役中，被法军攻陷的棱堡之一；另一个上面刻着“Sebastopol”（塞巴斯托波尔），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旧称。这样的墓碑为数不多，成千上万的英法士兵埋葬在克里米亚，躺在没有标识、无人看管的坟地里。

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几百座纪念碑，许多都矗立在军人公墓里，那是在围困战期间，由俄罗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的军人埋在那里。如果是军官，则还有自己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姓名和所属部队的名字；普通士兵则被一起埋在大型墓坑里，每个墓坑内有五十到一百具尸体不等。和俄罗斯军人埋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东正教军人，他们都是响应沙皇号召，赶来为宗教信仰而战的。

在一个埋葬着十五名水手的坟墓上，一块小小的铭牌几乎完全被长长的野草遮盖。这块铭牌是用来纪念这些“在1854—1855年间为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而英勇牺牲”的水手的，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

他们为祖国、为沙皇、为上帝而献身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其他地方，还有为纪念无名士兵、失踪军人而设立的长明灯和墓碑。据估计，在此地的三座军人公墓里，共埋葬着约二十五万俄罗斯士兵、水手和平民。

埃里库尔纪念碑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人员损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响却被后来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与那些墓碑和铭牌一样，几乎已被遗忘。即使是在参加了这场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以及奥斯曼帝国，包括那些后来归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地区，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亚战争。但是对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们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一样重要。

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少有七十五万军人阵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为俄罗斯军人。法国损失了约十万军人，英国的损失小得多，仅有两万人，原因是参战的英国军队人数少得多（共有九万八千英国军人和水手参战，而法国有三十一万人）。但即使如此，对于像维奇安普敦这样的农村小地方，损失五名壮劳力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爱尔兰科克郡（County Cork）的怀特盖特（Whitegate）、埃哈达（Aghada）和法西德（Farsid）地区，英军招募了大量兵源，造成这些地方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战死在克里米亚。

没有人统计过平民的伤亡数字，许多平民死于大炮轰击，或是在围困期间饿死，或是从军人那里染上疾病而死。在高加索（Caucasus）、巴尔干（Balkans）和克里米亚等地，还有许多平民死于集体屠杀和种族清洗。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全面战争”，今天常见的殃及平民、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parliamentaries）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战争早期发生在阿尔马河（River Alma）和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的几场战斗，例如著名的“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役，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时间最长也最关键的战役——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却可以说是1914—1918年间工业化战壕战的前身。在长达十一个半月的围困战期间，双方共挖掘了一百二十公里的战壕，发射了一亿五千万发子弹和五百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

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名字无法反映其跨国规模，也无法反映这场战争对欧洲、俄罗斯，以及从巴尔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战地区的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覆盖的区域，一个由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崩溃而造成的国际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采用俄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东方战争（Eastern War），这样至少可以将其与“东方问题”联系在一起；或是采用在许多土耳其文献中常常见到的名字：土俄战争（Turco-Russian War），将其放置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漫长冲突这一背景之下。然而，这些名字都无法反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干预这一关键因素。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Romania）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随后战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区。到了1854年，英法两国加入土耳其一方，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反俄罗斯联盟。在此形势下，沙皇把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出，战场转到了克里米亚。在1854—1855年间，军事冲突还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进攻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了索洛韦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韦茨基当时是俄罗斯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卷入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人员也极为众多。除了军事人员外，本书中还讲述了许多其他人的故事：国王与王后、亲王与王子、宫廷随从、外交官、宗教领袖、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者、医生、护士、记者、艺术家与摄影师、传单写手和作家。说到作家，当然没有任何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俄罗斯军官在三个战场（高加索、多瑙河和克里米亚）参加了战斗。这样的写作角度，也许正是本书读者所期待的，当然也可能是部分读者所担心的。无论如何，本书参考并引用了大量参战军官与士兵的信件和回忆录，其中既有英国普通大兵、法国—阿尔及利亚轻步兵，也有俄罗斯的农奴战士，读者可以从这些人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已经出版过许多英文书了。但即使与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述相比，本书也是第一部资料大量取自俄罗斯、法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文献的书，全面反映了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主要参战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有着如此深远的历史渊源，急切想看战斗场面的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的时候需要有些耐心（或干脆跳过不读）。我希望本书能让读者对克里米亚战争有一个新的理解，认识到这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犹在。许多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毫无意义”或是“没有必要”的，我对此完全不赞同。这种观点源自当时公众对英国糟糕的军事行动和有限战果的失望，这种失望情绪对以后英国的历史文献产生了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克里米亚战争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于是英国的军事历史爱好者们便成为这段历史的讲述者。他们缺乏学术素养，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例如“轻骑兵冲锋”、英国指挥官的无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事迹等，却没有能力讨论这场战争爆发的宗教原因、“东方问题”的复杂性、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欧洲人对俄罗斯的敌视等等。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就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性。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让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期望受到打击。从1870年代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里一直成为破坏列强关系稳定的地区。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短暂露面计算在内的话，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首次参加的欧洲战争。这场战争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门，西方军队和技术的涌入，加快了这一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同时也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持续至今的对立情绪。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参战是为了保卫他们衰亡中的欧洲帝国。面对俄罗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为幌子而发动的侵略，他们必须予以反击，同时还可以借此压制本国境内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革命。英国声称其参战的目的是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的欺凌，但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帝国，担心以后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同时英国人还希望借助这场战争推动其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影响力。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仑的辉煌，至少也可以让法国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响力，或许还能重绘欧洲版图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实现拿破仑的理想。当然法国境内的天主教势力出于宗教理由，也在鼓动法国与俄罗斯作战。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这是一场保卫欧洲自由与文明的战争。在他们眼中，俄罗斯野蛮残暴、蠢蠢欲动，其扩张野心不仅针对西方，还威胁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要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责任，而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给他带来了膨胀的虚荣与傲慢，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强国应该如何对付弱小邻居的念头，同时他还严重误判了列强对俄罗斯举动的反应；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圣战，目的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沙皇把扩大俄罗斯版图当作自己的天赋使命，即使要与全世界作战，也要把自己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战争的宗教动机，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其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对沙皇来说，这场冲突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许多历史学著作对此却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一带而过。在过去的许多人看来，应该由谁来掌管几座教堂的大门钥匙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可能和列强大战有什么关系。在一些历史观点中，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纷争被用来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愚蠢”和“没有必要”的战争。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宗教纷争仅仅是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列强为扩大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为占领市场或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而战。这些说法并没有错，却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近年来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兴起，在在都明确表明宗教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