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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停止时光的飞驰，注视民众受难的浓缩历史。从恺撒渡过鲁比孔河至奥古斯都即位的20年中（公元前49—29年），与巴士底狱陷落至拿破仑最后逊位的26年中（1789—1815年），是比较平稳的转型期——都充满着难忘的事件。虽然处于政府惊恐、人物变迁、天才泯灭的情况，但是文明的要素与优美持续着：粮食与财物的生产与分配，知识的寻求与传播，品格与才能的训练，情感的交流，辛劳的减轻，及艺术、文学、慈善、游戏、歌唱纷呈的竞争，幻想、信仰与希望的斑驳陆离。除了政府更迭与英雄沉浮是偶发的短暂的梦想演进形式外，这些不也是现实之于历史的连续吗？
农民。1789年，他们中有许多仍然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在他人的土地上工作，但是1793年以前农民拥有法国一半的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以便宜的价格从没收的教会财产中购得耕地，而且除少数农民外全部免除了封建税。所有权的激励使劳工摆脱低收入的贱役的束缚，转而有能力奉献，并不断增加盈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的、教会的、学校的财产——如果能取悦或欺骗税务员就更好了。税收可用指券——政府的纸币——面值支付，同时产品能出售以换取指券——乘以100等于他们的票面价值。法国土地从未被如此勤勉与有效地耕种过。
在取消了社会阶层划分的法国，农民这个最大阶级被解除束缚，是大革命最显明、最持久的影响。这些不屈的供给者成为大革命最强大的防御者，因为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是波旁皇族复兴后可能会被夺走。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支持拿破仑，并在15年间奉献他们半数的儿子上战场。作为财产所有者，他们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联合，而且在整个19世纪，在国家不断的变动中，成为保守派政治的基石。
国民公会为要求权利平等而于1793年废除长子继承权，规定财产必须设有遗嘱，并以均等的比例分配给儿女，包括那些私生但为父亲承认的。这项立法的后果是：法国人民不愿定期地分配世袭财产给许多子女，而使他们的继承人沦为穷人，因此助长了缩减家庭规模的古老作风。农业仍然是兴旺的，但是法国人口在19世纪增长缓慢——从1800年的2800万人增至1914年的3900万人，而德国人口从2100万人增至6700万人。农业兴隆后，法国农民迟缓地移向都市与工厂，因此法国继续维持卓越的农业，而英国与德国趋于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善于战争，而且主导整个欧洲。
劳动阶级中，无土地的农民、矿工与城市的工人和小商贩，是最贫穷的。人们挖掘土地寻求工业与战争所必需的金属与矿物，硝石是火药必需的，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发动机的动力。城镇在白天光明生动，在晚上则黑暗柔和，一直到1793年，巴黎公社才在巴黎装设路灯。工匠在他们点有蜡烛的工厂中工作，商人在市场中心的商店，在山巅的堡垒与教堂附近，或在市郊的代理店销售他们的产品。1791年，行会被废除，国民公会还宣布此后每个人可以“自由经营某种事业，从事某种由他意愿选择的职务、行业或买卖”。《谢普雷法》（Law of Le Chapel）禁止工人采取联合一致的经济行动（1791年），此禁令持续生效至1884年。罢工被禁止却经常在各地发生。工人努力让他们的工资不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一般来说，他们维持工资与物价做同比例的上升。罗伯斯庇尔失势后，雇主增加对他们的控制，因而劳动阶级的情况更为糟糕。1795年之前，无套裤汉是贫穷而窘困的，如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他们对大革命失去信心，1800年他们满怀希望地向拿破仑的独裁屈服。
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获得胜利，因为其金钱与智力超过贵族阶级或平民。资产阶级购买政府没收教会的财产中最获利的部分。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冻结在不可移动的土地上，它是可被移转的，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目的到另一目的，从一人到另一人。资产阶级能够支付金钱给军队与政府，及暴动的民众。资产阶级获得政府的行政经验，而且利用贷款影响财政部。资产阶级实际上受的教育超过贵族或教士，更适于统治一个以金钱为循环血液的社会。资产阶级认为贫穷是愚钝的惩罚，而财富是勤奋与智慧的公正报偿。资产阶级借无套裤汉的力量轻视政府，将劳动阶级的暴动当作不可忍受的错误，公然抨击政府的阻碍。这是确定无疑的——在革命的狂热与骚动平息之后，资产阶级将是政府的控制者。
在法国，那是一个商业而非工业的资产阶级。在那里并未以畜牧业取代农场。相反，英国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田地到城镇，为工厂带来便宜的劳动力。英国的封锁对可用以支持法国工业发展的输出贸易，是一项打击。因此，工厂制度在法国的发展较英国缓慢。在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有真正资本主义的组织，但是大多数法国的工业仍然是在手工艺与小工厂主的掌握中，甚至资本家将许多手工艺术品制造委托给乡村或其他家庭。除了战时独裁主义的扰乱及一些雅各宾派的挑拨，大革命政府用自由企业的重农主义理论作为刺激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制度。1795年跟普鲁士和1795年跟奥地利订立的和约，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免除了经济上的束缚，如同英国与德国的，被保护在最少受到政府支配的氛围中进入19世纪。
贵族政治失去了经济和政府方面的所有权势。其成员大多数仍是移民，在国外靠着屈辱的职业过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被终止。留下或回国的贵族中有许多被斩首；一些参加了大革命；其余的，一直到1794年，仍躲藏在危险的黑暗处，他们的人身及其财产不断受到骚扰与侵占。在督政府的统治下，这些情况为之减少。许多民众私下表示，只有受到有能力的贵族政治的支持与牵制，法治与安全始能归还法国人。拿破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并在他自己的任期内，赞同他们。
宗教。在法国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宗教渐渐可在无政府的支持下生存。新教徒占那时人口的5％。1791年的宪法确认路易在1787年赋予他们的有限度崇拜上帝的自由。1791年9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法国的犹太人一切公民权利，并与其他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共享平等。
天主教的教士，从前的第一阶级，现在受苦于伏尔泰学派反教士政府的敌对。较高阶级失去对教会的教义的信仰，中等阶级获得其大多数土地上的财富。1793年以前教会的财富，曾估价为25亿法郎，现已被出售一空。在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地位与财富已被剥夺，庇护六世一度成为囚犯。成千的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他们中有许多靠着新教徒的施舍过活。成百的教堂被关闭，财产被没收。教堂的钟已沉寂或被熔化。伏尔泰与狄德罗、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明显地赢取了他们反教会的战争。
这场胜利是不明朗的。教会失去它的财富与政治势力，但是它生命的根源留存在教士的忠贞与人民的需要和希望上。在大城市中，许多男人失去信仰，但是在圣诞节与复活节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去教堂。在大革命的顶点（1793年5月），一位教士沿着巴黎街道高举着神圣的圣像时，有目击者称：“男人，女人，小孩跪着崇拜。”即使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都感受到了这个仪式的引人入胜与故事的永恒美丽，而且他们可能深思帕斯卡的“赌注”——一个人应懂得信仰宗教，因为宗教信仰者最后不会失去什么；反之，无宗教信仰者将失去一切。
在督政府期间，法国内部的分裂发生于缓慢恢复传统信仰的人民与决定以法律和教育建立纯粹世俗文明的政府之间。1798年10月8日，清理过的新的激进派督政府将以下的指示，发给所有县立学校的教师：
你们必须将所有与任何宗教，或任何教派关联的教义或礼仪，排除于你们的教学之外。宪法一定宽容他们，但是宣扬教义并不是，而且永远不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宪法建立在人类全体道德的基础上，这个道德是适于各时、各处与各宗教的——这个法律被刻在人类住所的匾额上——它必须是你们教学的精华，你们教导的目标与你们学问联结的链环，如同它是社会有束缚力的结节。
此处，很明显，在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制度上建立社会秩序，是大革命最艰难的计划。拿破仑谴责这个不能实行的建议。
教育。政府从教会获得对学校的控制，努力使其成为智慧、道德与爱国心的培养所。1792年4月21日，公共教育的负责人孔多塞向立法会议提出一份历史性报告，请求重整教育，以便“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的进步对我们有所助益，对于去除社会痼疾，对个人幸福与公共繁荣，打开一个无穷尽的来源”。战争延迟了这个理想的实施，但于1793年5月4日，孔多塞从一个角度更新这个请求。“国家，”他说道，“有义务抚养它的子女，它不能将这个责任托付家庭的自傲或个人的成见……教育应该是普遍而且平等地及于所有的法国人民……我们表示出它的伟大特性，类似我们政府的特征与我们共和国最高的原则。”这个规划似乎想将思想灌注的形式做一个改变——国家主义的而非天主教的，国家主义将是公认的信仰。1793年10月28日，国民公会规定教士不能被指派为公立学校的教师。12月19日，它宣布所有的小学是免费的，所有的男孩必须接受小学教育，女孩将从她们的母亲或从修道院、家庭教师处得到教育。
中学的改组必须等待到和平。即使如此，1794年2月25日，国民公会开始设立那些将成为县立学校或高级中学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专业学校开设采矿、公共建筑工程、天文学、艺术与工艺等课程。1794年9月28日，巴黎工艺学校开始发展。法国军事学校如同保守派分子的收容所，被关闭于1793年8月8日，但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为激励与管制所有的科学、艺术而设立研究各种专门学术的法国国立军校。此处的科学家与学者仍然维持启蒙运动的理智与传统，对拿破仑侵入埃及给予最具深远意义的论断。
“第四阶级”——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界——在这沸腾的若干年对法国精神与情绪的影响，是甚于学校的。巴黎的人民——及其他各省少数的法国人——每日贪婪地阅读报纸。喜爱讽刺的报纸成功地刺伤政客和学者，因而博得民众的欢喜。在人权宣言方面，大革命保证自己维护出版的自由，它借着控制立宪与国民会议予以兑现。但是党派倾轧之热高升，每一党派以限制其敌人的出版表明自己的胜利，实际上出版的自由在国王被处死刑时（1793年1月21日）即被埋葬。3月18日，国民公会对“任何企图策划土地区分法（agrarian law），或破坏土地、商业或工业财产法律的人”判予死刑。3月29日，得胜的弑逆者说服国民公会对“任何其著作或印刷品被判定将可能激起……王权的再建，或任何其他伤及人民主权的力量的人”判予死刑。罗伯斯庇尔久已维护出版自由，但是在送赫伯特、丹东与德穆兰上断头台之后，他停掉了曾支持他们的杂志。大恐怖期间，甚至在国民公会，所有的言论自由消失。督政府于1796年恢复出版的自由，但是一年之后，在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与驱逐42家杂志的编辑之后废止了它。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并未被拿破仑摧毁，但在他得权后遭到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