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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时代是一种周期性的情绪错乱。严格地说，它应从1793年9月17日颁布《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s），至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为止。在这之前之后还有1792年9月的恐怖与1795年5月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1795年，保王党对革命派实行的猛烈报复），另一次恐怖是在拿破仑统治崩溃之后。
这些著名的恐怖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外来的危难与内部的不稳，导致民众恐惧、骚动与戒严法的实施。第一联盟国夺回美因茨（7月23日），进占阿尔萨斯，并攻入距巴黎100英里的瓦朗谢纳。西班牙军队也占领了佩皮尼昂与巴约纳。法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法国将领不服从政府的命令。8月29日，保王党人将一支法国舰队、土伦的重要海军基地和一家兵工厂，交给英国。大不列颠统治了海洋，而且能随时占领在三个洲的殖民地。得胜的联盟国讨论瓜分法国，而且他们计划有进一步的胜利时恢复封建权利。
事实上大革命支离破碎。旺代燃烧着反革命的火焰。天主教的起义者已打败在维耶的政府军队（7月18日）。贵族，国内的或移民在外的，都积极策划复辟。里昂、布尔日、尼姆、马赛、波尔多、南特、布雷斯特已陷于起义的吉伦特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益发剧烈。
法国经济本身是一个战场。5月4日和9月29日设立的价格管制已被贪心者的机智破坏。乡下的穷人同意最高价格，农民与商人却反对，而且不断拒绝生产与分配限价的粮食。从批发市场和农场送到城市商店的货品越来越少，以致只能满足最早在店门前排队的几位购买者。饥饿的恐惧已传遍巴黎及乡镇。在巴黎、桑利、亚眠、鲁昂，民众抗议食物不足并准备推翻政府。6月25日，雅克·卢率领他“忿激派”（Enragés）的队伍到国民公会，要求将所有投机商——包括一些代表——逮捕，并迫使他们交出最近获得的财富：
你们不是民主政治，因为你们允许富有。在最近4年内，富人收获了大革命的果实。商业的新贵，比贵族更可怕地压迫着我们。他们的榨取是无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商品的价格在惊人地上升。投机商与工人间激烈的斗争应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恶人的财富比人类的生命更神圣吗？行政机构供应与分配生活的必需品，正像军队管理他们自己一样——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就不具备向富人征收资本的必要条件——资本家与商人将由无套裤汉筹措相同的款项……如果独占与横征暴敛不能消除。
赫伯特公开抨击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背叛者，并鼓动工人夺取这个懦弱政府的权力。8月30日，一位代表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演说：让恐怖时代成为法治的全盛时代。9月5日，来自巴黎各区的群众要求“推翻暴君、囤积者与贵族”，并游行至巴黎公社在市政厅的总部。市长帕什、检察官肖梅特，及他们的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大革命的军队携带手提式的斩首机巡视法国，逮捕吉伦特派人，迫使每个农民交出他们储存的产品，否则将被就地处以死刑。
在外国侵略与国内处于大革命的形势下，公安委员会成立了，它领导了使法国走向胜利的法国军队及融合了使纷乱的国家成为统一的恐怖分子的机构。
8月23日，按照卡诺与巴雷尔提出的大胆计划，国民公会发出法国史无前例的征集令：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驱逐于法国领土之外为止，所有法国人受征召长期服役于军队。年轻人赴战场，已婚的人打造武器与运送粮食，女人将制作帐篷与服装，并在医院服务，老人到公共场所提高战士的勇气，并宣传国王们的罪恶与国家的统一。
所有未婚的人，从18岁到25岁，在“法国人民对抗暴君！”的旗帜下应征入伍。
不久，巴黎变成一座兵工厂。土伊勒里宫与卢森堡宫的花园以生产其他物资为掩护，每日制造约650支步枪。失业消除了。私人所有的武器、金属、过剩的衣服全部征用，成千的工厂被接管。资本与劳工都被募集，从富人手中榨取了10亿法郎的贷款，价格由政府决定。一夜之间，法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铜、铁、硝石以前部分依赖进口，现在必须从被封锁的边境及港口偷运进来。幸运的是，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不久被处以死刑）于1775年将火药的品质改良，并增加其产量，因而法国军队有比他们敌人较好的火药。科学家们借蒙日、贝托莱与富克鲁瓦之誉，寻找必要物质以满足供给或发明代替品。那时，他们是各个工作场所的主管，并为他们的国家热忱服务。
9月底，法国已有50万名武装人员。他们的装备仍然不足，他们的训练不良，他们的士气仍然消沉。宣传首次成为国家的事业，几乎是垄断事业。布绍特当时任陆军部长，他付给报章杂志费用以介绍国家实况，而且发行范围覆盖至很少有人阅报的军营。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或代表，向前线军队发表演说并慰问将领们。新战役的第一次交战——对抗美国与奥地利的军队，9月6日至8日发生于翁斯科特。这时，德布勒公安委员会委员乌沙尔将军建议退却后，再度反败为胜。由于这次及其他几次的失误，这位将军于1793年11月14日被送上断头台。其他22位将领几乎全属于大革命以前的，因为过失或漠不关心，或忽略公安委员会的命令而被监禁。较年轻的男人受过革命训练，接替他们的位置——奥什、皮舍格吕、儒尔当、莫罗，勇敢地采用卡诺的持续攻击政策。10月16日，在瓦蒂尼，5万名法国新兵遭遇6.5万名奥地利士兵时，40岁的卡诺持着一把毛瑟枪与儒尔当的部队加入战斗。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却提高了大革命军队的士气，并扩大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利。
9月17日，温和的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授权公安委员会或其密探，得以逮捕任何回国的移民，任何移民的亲属，任何停职而未复职的公务员，任何反对革命或战争的人。这是苛刻的法律。除了革命党人，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与资产阶级被迫生活在遭受逮捕甚至死亡的恐惧中。公安委员会的正当理由是至少须维持战时的对外统一，以求国家的生存。一些移民赞成公安委员会的理由是：危急的情况下害怕与恐怖是合法的统治工具。路易的外交部长蒙摩利伯爵，于1792年表示：“我认为用恐怖主义处分巴黎人是必需的。”法兰克朗伯爵认为法国与联盟国的敌对将“一直继续到国民公会瓦解”。普鲁士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移民：“他们的国家在恐怖中。如果我们放弃他们的国民并任凭他们被报复，法国立刻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墓。”
至于王后，她将面临国民公会的裁决。撇开她早期的奢侈，她干涉政府事务，她厌恶巴黎民众的恶行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她曾与移民及外国政府联络阻挠大革命，而且欲恢复法国君主传统的权力。在这些行动中，她觉得她是利用自卫的人权，她的控诉者认为她违犯国家选出代表通过的法律。很明显，她向法国的敌人泄露皇室会议的秘密计划，甚至大革命军队的战役计划。
她为路易生了4个孩子：一个女儿，玛丽·泰雷兹，现已15岁；一个儿子在幼年时去世；第二个儿子死于1789年；第三个儿子，查理，现已8岁，他有望成为路易十七。在她的女儿与她的小姑伊丽莎白夫人的帮助下，她热心地照顾他，然而连续的监禁损坏了男孩的健康与精神，使她为之绝望。1793年3月，伊丽莎白夫人为她提供逃亡计划，她拒绝了，因为那势必留下她的孩子。政府知道此项计划时，不顾王后的反对将太子移往他处，并将他与他的亲人隔绝。1793年8月2日，王后、她的女儿、她的小姑，被监禁在神庙内一年后又被移至司法大厦（Conciergerie，巴黎古监狱，法院的一部分，为该建筑管理人占有）。在该处她被称为“寡妇卡佩”（Widow Capet），受到比以前较好的待遇，甚至教士到她房中做弥撒。不久她尝试另一次逃亡，结果仍然失败。因此她被移送到另一室，被更加严密地看守。
9月2日，公安委员会决定她的命运。一些委员赞成保全她的性命，作为与奥地利交换和平的人质。巴雷尔与安德烈要求将她处死。来自革命自治团体的赫伯特告诉12位陪审：“我已经以你们的名义答应将安托瓦内特的头送给迫切想获得它的无套裤汉，如果缺少他们的支持你们将无法生存……如果我必须等待很久才能得到它，那我将亲自割下它。”
10月12日，王后接受长时间的初步审问。10月14日和15日，富基埃作为首席检察官，在大革命法庭审判她。第一天的审问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下午5点至夜里11点，第二天是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她被控将数百万法郎从法国财政部移至她奥地利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处，并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法国，还让她的儿子堕落。只有最后一项控告使检察官有些气短。王后对此回答说：“天性使我拒绝回答如此不利于母亲的控诉。我向在此的所有母亲请求帮助。”听众被这位女人目前的处境感动。她年轻时的美丽与华服早已盛传欧洲，现在年仅38岁，已有许多白发，并穿着孝服。她以勇气与尊严反抗那些明显地用延长精神与肉体痛苦来折磨她的人。对她的迫害结束时，她也因屡经打击而失明。她在牢房中已知道她的判决是死刑。
现在受到单独囚禁的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伊丽莎白夫人，请求她将国王留给他们的遗言转述给她的儿子与女儿。“我的儿子，”她写道，“必须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遗言。”这封信并未送给伊丽莎白夫人，而是被富基埃——坦维尔扣留，交给罗伯斯庇尔，成为她死后发现的秘密文件之一。
1793年10月16日早晨，死刑执行者桑松来到她的牢房，反缚她的双手，把她的头发齐颈割掉。她乘坐一辆马车经过站满士兵的街道，穿过仇恨并辱骂她的群众，到达大革命广场。中午，桑松向群众举起她被割下的头。
在大革命法庭加快行动后，它现在每天判决7人死刑。所有的贵族都被逮捕，许多已被处死刑。自6月2日起被收押的21名吉伦特派人，于10月24日受审。维尼奥与布里索的雄辩对他们完全无用，法庭的答复是，迅速、提前处以死刑。其中一位——瓦拉泽——离开法院前就举刀自尽，他的尸体与其他被判死刑的人一起运至断头台。“大革命，”维尼奥说，“像农神，它正在吞噬它的后代。”
这种不幸的事件，也发生到罗兰夫人身上。她正在康西格里等待命运的安排，该处也将成为她走上断头台前的栖身之所。她的监禁还有一些趣事，许多朋友送给她书籍与鲜花，她收集许多普卢塔克与塔西佗的作品而使她的牢房成为一所小型图书馆。她埋头记录她的往事作为强烈的止痛剂，并定名为《求助于公正的后代》（Appel à I'impartiale Postérité）。她描写她年轻时代愉快的回忆时，她目前的期待更为苦痛。她于1793年8月28日写道：
我感觉到我已尽失追寻这些回忆的决心，我的国家的悲惨境况折磨着我，一种不知不觉的意气消沉刺穿我的心灵，冻结我的想象力。法国已变成一处屠宰的坟场和恐怖的竞技场，此处她的子孙彼此争夺、厮杀……历史绝不能掩饰这个可怕的时期或这些穷凶极恶的野蛮行为……这是否就是罗马或巴比伦比得上巴黎之处？
预料她的死期即将来到，她写了一些诀别的话给她的丈夫及仍然为他们做逃亡准备的情人：
我的朋友，愿好运能使你到达美国，这是自由唯一的避难所
……而你，我的丈夫与伴侣，老得太早使你衰弱，艰难地逃避着暗杀，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还有多久可作我凄惨的祖国与堕落的同胞的证人？
没有多久。1793年11月8日，她被大革命法庭控告与罗兰共谋滥用公款，而且从她的牢房写怂恿信给巴尔巴鲁与蒲佐，让他们煽动暴徒反抗雅各宾派控制国民公会。她为自己辩护时，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的旁听者驳斥她是女叛国者。她被宣判有罪，并于同日在大革命广场处以死刑。她注视着由大卫设在这个庄严广场的自由雕像，大喊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一列革命分子随她走上了断头台。11月10日，轮到巴伊市长——他是天文学家，曾给过国王红色帽章，并命令国家卫队向练兵场的请愿者射击。11月12日，吉伦特派人菲利浦·平等，即奥尔良公爵被捕，他不能理解山岳党何以如此迅速地处死一位忠心的党羽，但是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国王的血液，而且他曾那样渴望获得王位，谁能知道这个愿望会在何时使他再度疯狂？11月29日是巴纳夫，他曾想保护并要左右国王。然后是将领屈斯丁、乌沙尔、比隆……
罗兰感谢冒生命危险保护他的朋友们。11月16日，他单独步行外出，依靠在一棵树下，写了一封永别的短笺：“得知我的妻子已被杀害，这种恐惧与愤怒使我放弃隐藏。我不想以罪犯之名久活于世上。”然后他以剑刺进自己的胸膛。孔多塞写了一首胜利的赞美歌后，服毒自尽（1794年3月28日）。巴尔巴鲁举枪自杀，未能成功，6月15日被斩首。佩蒂翁与蒲佐在政府特务的追缉下，在波尔多附近的田野中自杀。6月18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有一半已被狼吃掉。
吉伦特派人中仍有若干保住了脑袋的。在一些城镇，像波尔多与里昂，他们有较高的职位，雅各宾派认为必须将他们排除。如果吉伦特派对各省的行政干预被约束，雅各宾派可控制整个法国。由于此目的及其他目的，公安委员会派代表到法国各处，并给予他们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罢免民选的官吏并另予任命，能逮捕嫌疑犯、替陆军征兵、征收捐税、实施价格管制、强制贷款，索取农产品、衣服、原料，而且设立或认可地方的公安委员会作为巴黎伟大公安委员会的地方机构。代表常常在无情与敌对的情况下，完成革命与军事组织的奇迹。他们对反叛的镇压毫不仁慈，有时还过度激烈。
他们之中最成功的是圣茹斯特。1793年10月17日，他与勒巴斯被派去拯救在语言、文学与习惯上与毗邻的德国相同而不愿接受奥地利军事侵略的阿尔萨斯。在莱茵河区的法国军队受挫于斯特拉斯堡，并滋生失败主义与兵变的情绪。圣茹斯特了解军队遭受到虐待，缺乏领导，也许有叛变之虞。因为军官们对大革命认识不够，他将他们中的7名处以死刑。他听取牢骚，并以果断的方法加以整治。他从富有阶层征收所有过剩的鞋子、外套与帽子，并从193名最富有的市民那里征收900万法郎的银币。无能与迟钝的官员被免职，已被判决的贿赂者均处以死刑。法国军队再度与奥地利军队在阿尔萨斯遭遇时，入侵者被打退了，该省重归法国管辖。圣茹斯特回到巴黎，渴望做些其他的事，几乎忘记他与勒巴斯姐姐的婚事。
勒邦并未过着公安委员会代表的生活。受到他的雇主警告小心“虚伪与错误的人道”之后，这位蓝眼的前教区牧师，想在6个星期内“减少”坎布雷的知名之士150名、阿拉斯的392名。他的秘书说他死于“一种特别的热病”，在送进家门时他还以垂死的表情来捉弄他的妻子。他于1795年被逮捕入狱。
1793年7月，卡里尔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并维持南特的安全以防止更多的叛乱。公安委员会的塞克尔向他表明：“我们获有确定性的胜利时，我们能变得慈悲些。”卡里尔受到鼓励，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的粮食，因此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在南特，他反对审判，因为这浪费时间。所有的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因为南特的监狱已关满嫌疑犯与已定罪的犯人，还缺少粮食，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这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他以这样合于战时法治来说明他行为的正确。旺代居民发生暴动，每个人都成为大革命的敌人，一直到死。“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发誓，“而且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方法使它再获新生。”公安委员会威胁要逮捕他，才可抑制他的热忱。他说：“我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11月，他被传到大革命法庭，并于12月16日证实他的预言。
弗雷隆与公安委员会其他官方工作人员在罗讷河与瓦尔河残酷地使用暴力：受害者在马赛有120名，土伦有282名，奥兰治有332名。相对平和的是库东，在他的任务中最仁爱的表现是在多姆山省为陆军招募新兵。在克莱蒙费朗，他重组工商业来生产新团队所需的物资。市民看见他以正义与人道的方式运用他的权力时，他们十分喜欢他。他任职期间从未有人被“革命的法官”处以死刑。
富歇曾为拉丁语与物理学教授，现年34岁，尚未成为巴尔扎克所谓“我所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他看起来似乎很阴险：瘦长，尖刻，双唇紧闭，眼睛与鼻子尖锐、冷静、神秘、固执。他与塔列朗擅长迅速改变立场及用不当的方法求生存。从外表观察，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有谦虚的习惯与豪放的个性。1792年，他被南特市选入国民公会，开始他倾向吉伦特派，后来他看出它的没落，便转向山岳党并发布一本小册子，要求从资产阶级到劳动阶级都支持大革命。为了战争，政府应“收取任何超过人民需要的东西，奢侈品是明显与无理由地违反人民的权利的”。所有的黄金与白银都应没收，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将以强硬的态度充分地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利。姑息措施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贯彻实行。”代表到达卢瓦尔河下游各省，特别是在讷韦尔与穆兰时，富歇对私有财产全面加以禁止。他榨取的金钱、贵金属、武器、衣服与食物，足够装备他征召的1万名新兵。他从教堂抢到金或银的圣体匣、船舶、大烛台，并转送给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发现阻止他这种热忱是不利的，并认为这有助于赫波斯恢复里昂对革命的信心。
里昂几乎是资本主义法国的首府。在其13万名居民中的资本家，与整个法国其他各地有联系，商人的生意遍及全欧洲，工业界巨头控制了100家工厂，许多劳动阶层人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在巴黎的同阶级弟兄已差不多控制了政府。1793年初，在沙利耶的领导下，里昂也获得相同的胜利。但是宗教比各个阶层力量都大，至少有半数的工人仍是天主教徒，并愤恨雅各宾派反基督徒的政策。资产阶级动员其不同的力量反对劳动阶级专制时，劳动阶级分裂了。一个商人、贵族与吉伦特派的联盟排斥激进派政府，并杀死沙利耶与他的200名部下（1793年7月16日）。成千的工人离开城市，暂居于郊外，等待下次革命的机会。
公安委员会派出一支推翻胜利资本家的军队，由来自克莱蒙费朗、双腿残废的库东率领。10月9日，这支军队以武力推进并重建雅各宾派的权力。库东认为仁慈的政策适合一个依赖工厂与商店不停运作的城市，但是巴黎公安委员会有其他看法。10月12日，它通过国民公会，传达给库东一道由罗伯斯庇尔策定的训令，愤怒地为沙利耶与200名激进派分子复仇。训令的部分内容是：“里昂这座城市将被摧毁。每个富人的住宅都将毁掉……里昂这个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单中除去，剩下住宅的整体名称是自由市。里昂的废墟上将用以处理罪犯后代与惩治保王党人。”
库东不喜欢这项任务。他责怪这些名贵住宅的摧毁，然后在克莱蒙费朗使用更多同性质的劳工。11月4日，他在里昂被赫波斯接替。他们以一次嘲弄性的宗教典礼纪念沙利耶“为人民牺牲的救世神”，引导行列的是一匹戴着主教法冠的驴子，其尾上系着十字架与一本《圣经》，在一公众聚集的广场上用赞美词及《圣经》、木制圣人偶像与祈祷书和圣礼薄饼所做的营火，对殉道者表示悼念。为使里昂受到革命的净化，赫波斯与富歇设立一个20人的“临时委员会”与一个7人法庭审判嫌疑犯。临时委员会公布一份被称为“第一次共产宣言”的宣言。它建议“广大的穷人阶层”与大革命联盟。它公开批评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且告诉工人们：“你们受到压迫，你们必须打倒你们的暴君！”法国领土上所有的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的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社会公平的第一步是向每年收入1万法郎的人征税3000法郎。大量的金钱得自被监禁的贵族、教士及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这份宣言不能完全为里昂人民接受，因为他们中许多是中等阶级。11月10日，1万名妇女签名请愿要求以仁慈的方式对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成千名男女。委员们冷酷地回答道：“安静地做你们的家务……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耻辱的眼泪。”12月4日，也许为了让事情处理得干脆些，60名犯人被新法庭判决死刑，并被带至罗讷河附近一处空地，以机枪或大炮射杀。第二天，在同一地点，209名囚犯被以相同的方式处死。12月7日，又杀死200名。此后，屠杀改以斩首机缓慢进行，但是尸体的臭气散布至城市。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人达到1667名——2/3是中上阶级。成百的昂贵住宅被摧毁。
1793年12月20日，一群里昂市民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请求终止报复，赫波斯被驱至巴黎。他成功地维持他的政策。富歇控制里昂，并使恐怖持续下去。他获悉土伦再度被占领后，写信给赫波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庆祝胜利。今晚我们在闪电般的炮火下打发213名叛徒。”1794年4月3日，富歇被召至国民公会为他自己辩白。他逃过惩罚，但永不忘记罗伯斯庇尔控告他暴虐残酷，有朝一日他将报此仇恨。
公安委员会慢慢觉察到各省的恐怖已进行到特别无节制的程度。为此，罗伯斯庇尔召见卡里尔、弗雷隆、塔利安，而且要他们的工作报告。各省的恐怖于1794年5月终止，巴黎的恐怖却还在继续。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了2700名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的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庇尔也成为受害者。有人认为受害者总数达4万人。那些被囚禁的嫌疑犯总计约30万人。被处死刑的人的财产归属到政府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恐怖政策。
那些在世界变得费解、无意义与悲惨之时，以宗教信仰作为最后依赖的人，与认为宗教生来是为阻碍通往理性与自由道路的一种受人支配与浪费金钱的迷信的人，在这二者之间，现在存在着最深的分歧。这种分歧程度在旺代最深——卢瓦尔河与拉罗谢尔间法国临海的地区，酷冷的天气、多岩而不毛的土地，使人口锐减，伏尔泰的智慧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几乎没有影响此处。人们欢迎大革命，但是立宪会议颁布《教士法》——没收教会的财产，使所有教士成为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这个曾经剥削他们的政权。农民支持他们的教士，拒绝附和。年轻人被召为义勇军或被征入陆军来向暴徒开火，为何这些青年一定要舍命保护一个异教徒政府，而非他们的教士、圣坛及家庭的守护神？
1793年3月4日，旺代发生暴动，9天后，它波及整个地区。5月1日以前，3万名暴徒已被武装，几名保王党的贵族联合地方领袖，并将他们的新兵加入到受过训练的军队。国民公会了解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已占领图阿尔、丰特奈、索米尔和昂热。8月，公安委员会派了一支军队由克莱贝尔率领进入旺代，奉命摧毁农民武装并蹂躏所有支持他们的地区。克莱贝尔于10月17日击溃天主教在绍莱的军队，并于12月23日在萨沃奈将其完全瓦解。巴黎派出的军事委员被安置在昂热、南特、雷恩与图尔，有权处死任何有武器的旺代居民。昂热一带，有463人在20天内被处以死刑。在旺代的居民被奥什（1796年7月）征服前，已有50万人丧命于这场新的宗教战争。
在巴黎，大多数居民已不关心宗教。在这方面，山岳党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协定，他们联合起来削弱教士的权力，并设立异教的历法。他们鼓励教士结婚，甚至放逐任何曾阻挠它的主教。在大革命的保护下，2000名教士与500名修女选择了配偶。
公安委员会的代表通常使教士不信仰基督教，这成为他们任务中一项特别的要素。他们将一名教士监禁，直到他结婚。在讷韦尔，富歇发布了严格的规定：教士必须结婚，必须生活简单如一名使徒，不得穿着教士服装，在教堂以外的地方不得执行宗教典礼，基督徒的葬礼仪式被废除，墓地必须设置碑文，以让民众知道“死亡是永久的睡眠”。他劝导一名总主教与30名教士丢弃他们的修道服，并戴上革命的红色小帽。在穆兰，他骑乘于一个行列的前列，沿途击碎所有的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宗教的偶像。在克莱蒙费朗，库东宣称对基督的信仰已成为经济上的欺诈。他雇用一名内科医生当众证实一瓶由奇迹产生的“基督的血”，只不过是染色的松节油。他终止政府对教士支付报酬，没收教堂的金银器皿，而且宣布不能变成学校的教堂将拆毁改建成穷人的住宅。他认为大自然是上帝的神学，天堂是地上的乌托邦，因而它的人民都是善良的。
反基督教信仰运动的领袖是巴黎“市议会”（City Council）的赫伯特与巴黎公社的肖梅特。受到肖梅特演说与赫伯特新闻的鼓动，一群无套裤汉于1793年10月16日侵入圣丹尼斯修道院，把埋葬在那里的贵族棺材翻空，并熔化金属制品以备战争之需。11月6日，国民公会授权法国各行政区，正式舍弃基督教的教会。11月10日，巴黎劳工阶层与下等社会的男女行列以模仿宗教的服装游行穿过市区。他们进入国民公会大厅，并向代表要求参加在圣母院的夜晚庆祝典礼。在一家歌剧院中，康德莱穿着饰有三色旗的服装并戴着红色小帽，像自由女神般站着，由在场的女士唱谢尼埃著的《赞美自由》。礼拜者在礼拜堂中央跳舞、唱歌，而敌对的新闻记者与自由投机者在会堂附属的礼拜堂举行爱的仪式。11月17日，巴黎的主教戈贝尔屈服民众的要求，出席国民公会，发誓放弃他的办公室，将他的主教牧杖与戒指交给主席，并戴上表示自由的红色小帽。11月23日，巴黎公社命令巴黎所有基督教的礼拜堂关闭。
国民公会的第二个考虑，是想知道它并未重复它的反基督教的行动。代表几乎都是不可知论者、泛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其中几位想到受激怒的虔诚天主教徒的智慧——他们仍然处于过半数的优势地位，而且有许多准备以武力反对大革命。有些，像罗伯斯庇尔与卡诺，觉得宗教是能防止社会不断发生的骚动、反抗根深蒂固而无法被法律消除的不平等的唯一力量。罗伯斯庇尔相信天主教的教条是对迷信有组织的探究，但是他认为无神论是一种不谨慎的假设而不予接受。1793年5月8日，他曾责备哲学家是藐视人民并贪图国王奖金的伪君子。11月21日，他告诉国民公会：
每个哲学家与每个人，可以采取任何一种他满意的无神论主张。任何人因为有如此的主张便构成犯罪是不合理的，但是采用如此制度的政府官员或立法者将更为愚笨……
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这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这种观念不属于宗教、迷信或礼节，它仅仅属于难以了解的权能、罪犯的恐怖、美德的持久与慰藉。
丹东同意罗伯斯庇尔，他说：“我们永远不会为了设立无神论的权势而绝灭‘迷信’的势力……我要求终止在国民公会中那些宗教的假面戏。”
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再度准许信仰的自由，而且保证对忠贞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予以保护。赫伯特提出抗议，他加入削减罗伯斯庇尔声望的一派。罗伯斯庇尔视其为主要敌人，并伺机消灭他。
在无套裤汉中，赫伯特的势力也许伸展至各党派，而且利用激进派力量进入国民公会，从而恢复巴黎对全国的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势力以前建立于巴黎民众，现在为公安委员会，他凭借较优的情报、决策与行动的机构，掌握国民公会。
1793年11月，公安委员会的名望达到最高峰，部分由于成功的国家总动员，更主要的是由于几处前线的军事胜利。新的将领——儒尔当、克勒曼、克莱贝尔、皮舍格吕——为大革命后辈人物，受到旧法规与战术或没落保王党的束缚，他们统率的100万人仍无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但是有一种思想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敌军攻破法国防线，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得到怎样的后果。他们受挫于凯泽斯劳滕，但是他们收复并占领兰道与施派尔。他们将西班牙人驱至比利牛斯。在年轻的拿破仑的协助下，他们再度占领土伦。
8月26日，一支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受到英、西舰队的保护与地方保守派的鼓动，获得在地中海战略性的港口与军械库，一支革命军队围攻它3个月之久却徒劳无功。岬角分割此港，并俯视着军械库。获得这个据点，也就把握住了整个战局。但是英国人已用非常坚固的要塞堡垒——称之为小直布罗陀，封锁接近该岬角的陆地。24岁的拿破仑，立刻看出如果敌人的舰队能被迫离开港口，则其驻军将丧失来自海上的补给，因此不得不放弃该城。经过勇敢而冒险的侦察之后，他发现有一处丛林，可让他的炮兵安全地轰击该要塞。他的大炮摧毁堡垒的墙壁后，一营法国军队攻入要塞，杀死防御的军士，更换了那里的大炮。这对敌人的舰队构成威胁，领主胡德命令驻军放弃该城，同时舰队被迫离开港口。1793年12月19日，法国军队收复土伦。奥古斯丁，公安委员会的地方代表，写信给他的哥哥，极力称赞这位年轻炮兵“卓越的功绩”。一个新英雄的事迹由此开始。
这些胜利与克莱贝尔在旺代的那些人，使公安委员会能自由地处理内政事务。此时，有一个明确的“外国阴谋”要暗杀革命的领袖，却未发现确凿的证据。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供货方面，“在南方的陆军要求3万条马裤——一个最无耻的要求”。投机使商品价格提高。对重要的产品，政府已设置了限价，但是生产者抱怨如果对工资不做同样的控制，他们便不能固定其价格。通货膨胀被抑制了一段时期，但农民和制造商削减生产，失业率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主妇们必须排队才能购得面包、牛奶、肉类、牛油、油、肥皂、蜡烛与木材。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商店开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类似的情形发生在鲁昂、里昂、马赛、波尔多……
这些表明公安委员会对整个经济处理失当。巴黎无套裤汉的生活费与政府的财富，正被投机商获取。于是他们抛弃罗伯斯庇尔改为支持赫伯特与肖梅特，进而热诚地听取所有财产或至少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建议。一个党派的领袖建议将所有的富人处死，以为解决经济穷困的办法。1794年以前，工人有一个共同的不满，资产阶级已暗中获取了大革命的果实。
1793年底前，公安委员会受到一个有力的革命领袖与一个著名新闻业者的新挑战。纵使丹东表面上极为残忍，他内在的仁慈性格使他回避王后的死刑与恐怖时期的暴乱。他由阿尔西回来后，他主张将入侵者驱逐于法国领土以外，并将大革命最主要的敌人予以处死，如此就无太多理由继续恐怖、继续战争了。英国提议和平时，他建议应该接受。罗伯斯庇尔则拒绝，而且基于政府仍然受困于不忠、阴谋与腐败的理由，应更加强化恐怖手段。德穆兰一度曾为丹东的秘书，期望他钦佩的朋友像他一样，获得幸福的婚姻。他出版了一份刊物《老科德利埃报》（Le Vieux Cordelier），要求结束恐怖政策：
自由既不是歌剧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也不是红色的无边帽，更不是脏的衬衫、破布。自由是快乐、合理、平等、正义、人权宣言及你们庄严的宪法（仍然在冬眠）。你们是否愿意让我认识自由，让我倒在她的脚下，并让我为她流干血液？请释放你们称为嫌疑犯的20万名市民……不要认为这将成为一般民众的致命措施。相反，它是你们能采取的最具革命性的措施。你们能以断头台消灭你们所有的敌人吗？如果还有更大的狂乱呢？你们难道能以断头台毁灭一个敌人，而在他的家庭与朋友中不再多毁灭两个？
我与其他主张必须实施恐怖的人有很大的歧见。我确信你们当中有一个仁慈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时，自由将可获得，欧洲也可被征服。
直到目前，仍对德穆兰友善的罗伯斯庇尔惊恐于开放监狱的请求。那些劳动阶级、教士、投机商与资产阶级——如果被释放，他们是否更有信心重新开创或毁灭这个共和国的计划？他确信逮捕的恐惧、加速的定罪与可怕的死亡，是唯一使大革命的敌人不敢以阴谋推翻它的力量。他怀疑丹东突然变为仁慈，是为了救助一些最近由于不法行为被捕的伙伴免送断头台，从而避免暴露出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中，法布尔·德格朗丁与沙博受审于1794年1月17日，并被判有罪。罗伯斯庇尔断定丹东与德穆兰将被罢免，这个委员会将为之结束。他断定只要这些老朋友活着，他将永不安全。
他继续让他的敌人分裂，而且参加他们的党派使其相互斗争。他怂恿丹东与德穆兰攻击赫伯特，欢迎他们对抗击反宗教战争的援助。赫伯特支持镇民暴动和抗议食物昂贵与稀少，他谴责政府与放任者，并于1794年3月4日激烈地批评罗伯斯庇尔。他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同志于3月11日有公开起义之势。绝大多数委员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赫伯特、克洛茨与其他几位同志被捕，并被控告在分配人民粮食时有不法的行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控告，因为它让无套裤汉怀疑他们的新领袖——而且在他们决定叛乱前予以定罪，然后很快送他们上断头台（3月24日）。赫伯特崩溃，并悲叹克洛茨以日耳曼人的平静等待他的死期来临，他对群众说：“我的朋友，你们不应将我与这些恶棍混在一起。”
丹东一定了解他被用作对抗赫伯特的工具，而且他现在对公安委员会仅剩少许价值。即使如此，他继续借主张仁爱与和平以疏远公安委员会——这些主张要求委员弃绝他们赖以生存的恐怖措施，反省他们一意孤行的战争。他敦促终止屠杀。“让我们，”他说，“留若干人给断头台来处理。”他仍然筹划教育计划与司法改革。他仍保持目中无人的作风。有人告诉他，罗伯斯庇尔计划逮捕他。“如果我知道他确有此念头，”他答道，“我将吃掉他的心。”他的朋友催他先攻击公安委员会。但他的勇气与意志都很薄弱，他不能振奋起以往大胆进取的精神。四年大革命浪潮中的奋勇前进已使他疲乏不堪，现在他毫无抵抗地沉迷于逆流中。“我宁愿被斩首也不愿送他人上断头台，”他说，“我厌恶人类。”
很明显，比兰——瓦伦首先建议处死丹东。许多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同意他的看法，如让宽容运动继续下去，无疑会让大革命向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投降。罗伯斯庇尔暂时不肯决定立即处死丹东。他与其他委员相信丹东已持有一些政府财产，但是他确知丹东对大革命所做的贡献，他深恐将大革命中的一位伟大人物处以死刑将导致某些党派与国民卫队的叛变。
在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定期间，丹东拜访了他好几次，不仅为他的财务记录予以辩护，而且为把忧郁的爱国精神转化为终止恐怖与寻求和平的政策而努力。罗伯斯庇尔仍然怀疑，并变得更为敌对。他帮助圣茹斯特（时常受到丹东的嘲笑）预备一个对其最大的敌手不利的诉讼案件。3月30日，他与公共安全委员会及一般安全委员会联合决定，由大革命法庭宣布丹东、德穆兰与12名最近被判挪用公款罪犯的死刑判决。丹东一位极有权力的朋友将此消息透露给他，并催促他躲藏到巴黎以外的地方。丹东未接受。次晨警察逮捕了他与德穆兰，并予以监禁。他批评道：“……革命的权势竟属于最恶劣之人。”
4月1日，勒让德尔建议，从牢中提出丹东，允许他在国民公会中为自己辩护。罗伯斯庇尔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阻止了他。“丹东，”他高声说，“是无特权的……我们将等待这天，国民公会是否能毁去这个早已腐朽的偶像。”然后，圣茹斯特念着他准备好的起诉书。考虑到本身的安全，代表命令立即审判丹东与德穆兰。
4月2日，他们被带至革命法庭。可能是法律论点上的错误，另一批人被牵连进来，包括德格朗丁，其他的“阴谋者”或挪用公款者及——使一般民众和他自己都惊奇的——塞克尔，公安委员会中温和派分子，现在受控与赫伯特主义者和外国阴谋有关联。丹东以权威和讽刺性的辩才为自己辩护，而且给予陪审团与旁观者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富基埃——坦维尔向公安委员会要求禁止辩护者发言。公安委员会呈予国民公会另一项控诉，据他们所知，德穆兰和丹东的党徒策划以武力援救他们。国民公会借此控诉，宣布这二人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现在可不经法律程序即被处死。陪审员听到这项控诉后，宣布他们获得充分证据并准备宣判。犯人被送回他们的监牢，旁观者被解散。4月5日，宣布全体通过的判决：所有的被告均判处死刑。获知宣判结果后，丹东预言道：“不出几个月，人民将会把我的敌人撕成碎片。”还有：“卑鄙的罗伯斯庇尔——断头台也将要你的性命。你将随我而去。”德穆兰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心爱的露西尔！我是天生命运不好……我亲爱的，为我的贺拉斯活下去……我被绑住的双手拥抱着你。”
4月5日下午，已定罪的人被送至大革命广场。在途中，丹东再次预言道：“我将他们置于一个可怕混乱的局面。他们中无一人有政府观念。罗伯斯庇尔将随我而去，他被我拖垮。啊！最好做一个不干预政事的渔夫。”在断头台上，德穆兰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丹东排在最后一位。丹东十分思念他年轻的妻子，并默默地为她祝福，然后控制住自己：“来吧，丹东，不要怯懦。”他走上断头台时，他告诉刽子手：“将我的头出示给民众，这是很值得的。”他与德穆兰一样，只活了34岁。自卡米耶唤起巴黎人占领巴士底狱后，他们已享受人生。在他们死后8天，露西尔与赫伯特的寡妇及肖梅特，跟随他们走上断头台。
整个局面似乎已明了，所有反对公安委员会的党派都已被铲除或整肃。吉伦特派人被处死或驱退，无套裤汉被分裂而且受到压制，俱乐部——除雅各宾外——都被关闭，报纸与戏院被严格检查。国民公会受到恐吓，将所有的主要议决权交给公安委员会。在后者的保障与其他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公会通过不利于囤积者与投机者的法律，实施免费、普遍的初等教育，废除法国殖民地区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有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穷人医疗援助与老人救助的幸福国家。这些措施大部分都因战争与动乱而失败，但被保留成为鼓舞下一代的理想。
罗伯斯庇尔的双手沾满了血污，但未受束缚，现在着手于将上帝归还给法国。以理性主义代替基督教教义的企图，使这个国家转向反对大革命。在巴黎，天主教徒反抗关闭教会与骚扰教士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人民参加礼拜天弥撒。在他一次优雅的演说中（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表示大革命与其政治前辈卢梭精神结合的时间已经来到（他的遗体已于1794年4月14日被移至万神殿）。这个国家原本支持一个纯正而平易的宗教——本质上属于艾米尔的萨伏依人的教皇，基于对上帝与来世的信仰——而且宣传公民与社会道德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石。国民公会希望这个行动能平息宗教的过热并缓和恐怖，因而同意并于6月4日任命罗伯斯庇尔为主席。
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以官方身份，为10万名聚集在练兵场的男女老幼主持一项“上帝的节日”。在一长列怀疑论代表前头是持着花与麦穗的廉洁之士，并以音乐与圣歌伴奏。一辆乳白色的公牛拖的车子装载着成捆的金黄色玉米。在它之后，牧羊人与牧羊女以大自然代表上帝的一种形态与声音。在一只装饰战神的浅盆中，是最知名的法国艺术家大卫雕刻的一座冠以无神论的疯狂象征的木头雕像。他还完成了一座象征全胜智慧的雕像面对着这个场面。罗伯斯庇尔，美德的化身，将一支火把放在无神论雕像上，但是逆风把火焰吹到了智慧雕像上。一篇大体上高洁的题献显示：“法国人民承认上帝与不朽的灵魂。”类似的典礼在全法国进行。罗伯斯庇尔很高兴，但比兰——瓦伦告诉他：“你开始用你的上帝烦扰我。”
两天后，罗伯斯庇尔劝使国民公会宣布加强恐怖，他曾借宗教节日谴责赫伯特，如同他应付并反抗丹东时一样。《牧月法令》（1794年6月10日）认可死刑适用于主张君主立宪制或毁谤共和国、违反道德、散布谣言、偷窃公共财物、投机获利或挪用公款、阻挠食物运输、以任何一种方法干预战争之人。此外，这项法令授权法院决定是否允许被告辩护、什么证人应加审问、何时证据审查应予终止。“至于我自己，”一位陪审员说，“我永远确信，在一次革命中所有被带至革命法庭的人必须加以定罪。”
恐怖的加强获得一些谅解。5月22日，一项计划要谋害赫波斯。5月23日，逮获一名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人。国民公会相信有外国阴谋计划刺杀大革命领袖，因而宣布不分配住所给英国或汉诺威的战俘。巴黎监狱扣压了约8000名可能暴动或逃亡的嫌疑犯，他们必须以恐怖镇压。
“大恐怖”因此开始了。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7个星期，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被斩首的总数还多155名。富基埃——坦维尔描写掉落的人头“如同屋顶落瓦”。人民不再按计划做事，只愿待在家里并留意他们所说的每句话，社交生活几乎停止，酒店与妓院几乎无人问津。国民公会本身形同虚设，从原来的750名代表减为117名，许多代表回避投票，唯恐做出有损他们名誉之事。即使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也畏惧他们将处于新的三驾马车政治——罗伯斯庇尔、库东与圣茹斯特的斧下。
也许战争导致有权势的人屈服于强烈的权力集中。1794年4月，柯布哥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任何一个法国防卫者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巴黎的恐惧与混乱。英国舰队的海上封锁使法国无法得到美国的补给。直到一支英国舰队（6月1日）被法国护航船队击败，才能让重要货物运至布雷斯特。6月25日，一支法国陆军阻挡入侵者于沙勒罗瓦。隔日，圣茹斯特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柯布哥撤离法国，儒尔当与皮舍格吕于7月27日越过边界，在安特卫普与列日建立法国主权。
胜利地击退外国君主的入侵可能减轻了罗伯斯庇尔的压力。一般安全委员会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互相争夺政治权力，在后一团体中，比兰——瓦伦、赫波斯与卡诺使用暴力反抗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感觉出他们的敌对，罗伯斯庇尔避免参加7月1日至23日的会期，以期缓和他们对他领导权的憎恨，这却给予他们更多策划消灭罗伯斯庇尔的机会。此外，罗伯斯庇尔的战略犹疑不定：7月23日，他屈服于商人的申诉，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激怒了他以前的支持者。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这道法令使工人们现有的工资仅及以前价值的一半。
从各省回到巴黎的恐怖分子——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尔——表示，他们性命的保全决定于能否除掉罗伯斯庇尔。召他们回巴黎的罗伯斯庇尔要求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富歇，告诉我们，”他问道，“谁派你告诉人民世上无上帝？”在雅各宾俱乐部，他建议富歇就有关他在土伦与里昂的任务接受质问，否则将丧失会员资格。富歇拒绝接受审问，而且公布一张名单，其上列有将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新候选人，作为报复手段。至于塔利安，他无须如此刺激。他迷人的情妇卡巴吕斯，于5月22日遭到罗伯斯庇尔的逮捕，谣言传出她送给塔利安一把匕首。塔利安发誓，不计任何代价使她获释。
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做了最后的演讲。代表对他有敌意，因为他们中有许多反对他迅速处死丹东，而且责备罗伯斯庇尔使国民公会无能。他尝试答复这些质问：
同胞们……我必须公开心中的秘密，而你们必须了解事实……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消除严重的错误。我是来阻止某些人想将此自由神殿充塞可怕而不调和的誓约……这个恐怖与耻辱的制度是依据何种基础……我们必须向谁展示我们的恐怖……害怕我的人是暴君与恶棍或是善良百姓与爱国志士……我们应将恐怖打入国民公会吗？没有国民公会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曾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民公会，世上的人都看到可恶的党派策划摧毁它时，我们奉献自己以维护它的存在……谁是阴谋者首先打击的对象？我们正是他们要暗杀的，我们正是他们所称的法国苦恼……不久之前他们向公安委员会公开挑战。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消灭某一个人……他们称我为暴君……他们想迅速证明大革命法庭是一个流血的法庭，是由我一手造成的，而且由我全权掌握——为了杀害所有善良的人民……
此时此地，我不敢指出姓名（这些被控诉者）。我不能亲自撕下掩盖罪恶的神秘面罩。但我可以确切地断定：在阴谋策划者中，有些人是外国人用金钱收买的间谍，有计划地毁灭共和国……这些虚伪的卖国贼，在虚伪外表的掩护下，控诉原告并加倍运用策略……来隐藏事实。这是阴谋的一部分。
我的结论是……暴政控制我们，但并非让我必须保持沉默。人们如何能责备一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并知如何为国牺牲的人。
这次历史性演讲中有一些谬误——使人惊异，这是一位始终在政治陷阱边缘选择道路的人。权势可使人疯狂与腐化，降低深谋远虑的能力，增加行动的仓促。演讲的内容——无知的骄傲，推定“真理在他那一边”的人——可能是明智的，不过仅及于苏格拉底接近死亡时的状况。以死来威胁他的敌人，这是很不聪明的。更不聪明的是过分相信国民公会，却不畏惧恐怖政治。更糟的是，由于拒绝提出他所要控诉的姓名，他使更多的代表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成为他愤怒的受害者。国民公会冷静地接受他的建议。罗伯斯庇尔于该夜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他的演讲得到热烈喝彩，在那里他公开攻击比兰——瓦伦与赫波斯。他们回到公安委员会后，发现圣茹斯特正为他们写诉状。
次日清晨，7月27日（大革命历11月9日），圣茹斯特以敌对的态度与恐怖的心情将诉状呈给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面对演讲台坐着。他挚爱的朋友迪普莱警告他会有麻烦发生，但罗伯斯庇尔有信心地向这位预言者再度保证：“国民公会是公正的。所有的民众也是公正的。”很不幸，那天主持的官员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赫波斯。圣茹斯特开始念起诉书时，塔利安跳上讲台，将年轻的原告推置于一边，并高喊道：“我请求撕掉诉状！”勒巴忠于圣茹斯特，企图帮助他，但是他的话为成百的声音掩盖。罗伯斯庇尔请求有受审的机会，但也被大声喝止。塔利安高举着武器，宣布：“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
赫波斯将他的椅子让给杜里奥，因为他曾是丹东的盟友。罗伯斯庇尔走近讲台并高声说话，但杜里奥的铃声将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话掩盖。尽管如此，他说的话仍然有部分压倒喧哗：“这是最后一次请你们给予我说话的机会！”国民公会代表大声吼叫，反对这种形式的演讲，一位代表说出使他致命的话：“我请求逮捕罗伯斯庇尔。”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像罗马人般大声说：“我与我的兄弟有相同的罪过，我分享他的美德，我请求与他一起被逮捕。”勒巴斯恳求，也获得同样的待遇。判决以投票方式通过。警察将两位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勒巴斯与库东带至卢森堡监狱。
巴黎市长莱斯柯命令将犯人移至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受到贵宾的款待，并得到保护。巴黎公社的领袖命令首都国民卫队长昂里奥，率领军队至土伊勒里宫，并占领国民公会一直到逮捕令撤销。但是昂里奥喝得酩酊大醉，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代表们指派巴拉斯召集一队宪兵赶到市政厅，将犯人再次逮捕。市长再度向昂里奥求助，他仍然不能将巴黎的国民卫队集合起来，却将无套裤汉临时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对这位降低他们工资而且杀死丹东、德穆兰、赫伯特与肖梅特的人现已少有敬爱。天空开始下雨，他们解散，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里。巴拉斯与他的宪兵很轻易地控制了市政府。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是他持枪的手控制不稳以致子弹仅射穿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勒巴较为镇定地用枪射穿自己的头颅。奥古斯丁由窗子跳出时摔断一条腿。库东由于双腿失去知觉，跌落至楼下，一直躺在那里，最后宪兵将他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带至监狱。
第二天下午（1794年7月28日），4辆死刑犯护送车运送这4人，与莱斯柯、昂里奥及其他16人一起送至协和广场断头台。在途中，他们听到了旁观者的呐喊：“打倒极权！”他们还发现有上流社会的观众在等候：俯视广场的窗户都以高价出租，女人们打扮整齐如同参加宴会。罗伯斯庇尔的头被高举时，群众发出一阵满足的欢呼。多死一个人可能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巴黎人觉得此人之死表示恐怖即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