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次国民会议的选举,可以看出大革命的顶峰与衰退,雅各宾派巧妙操纵的技巧甚至超过1791年的选举。这个过程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选举人,组成选举人的委员会,并选出“议员”代表该区参加国民公会。两次的选举均采用口头与公开的方式。在每个阶段,如果投票者侵犯当地领袖,他将冒受伤害的危险。城市中的保守派拒绝投票,“缺席的数目很大”。在有投票资格的700万人中,630万人没有参加。巴黎从9月2日开始投票并连续好几天,而在监狱门口的大屠杀给予投票以生存的启示。在许多地区,虔诚的天主教徒拒绝投票。因此,极力勤王的旺代选出的9名代表中的6名同意处决国王。在巴黎,选举人在雅各宾俱乐部聚会,结果选出代表首都的24人都是共和党人,而且是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德穆兰、比兰——瓦伦、赫波斯、弗雷隆、大卫……在各省,吉伦特派人都为他们自己做了准备,选出布里索、罗兰、孔多塞、佩蒂翁、戈代、巴尔巴鲁与蒲佐。外国人中被选出的是普里斯特利、潘恩与克洛茨。新命名为公民菲利普·平等(Citizen Philippe Égalité)的奥尔良公爵,被选为巴黎激进派地区的代表。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在土伊勒里宫集会时,它已有750名代表。在所有的代表中,除了2名中产阶级、2名工人,几乎都是律师。180名有组织、受过教育、口齿伶俐的吉伦特派人,占立法会议的主要部分。以目前无外侵危险为由,他们获得一项法律上的宽纵,用以打击嫌疑犯、移民、教士及战时的经济管制。自由企业重新恢复,民众随即抱怨投机图利与价格操纵。吉伦特派为压制激进派没收不动产的行动及与民众之间的分歧,在国民公会的第一天实施一项措施,宣称私有财产的神圣。1792年9月22日,吉伦特派、山岳党与平原党共同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同一天,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其属地的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年份将定为Ⅰ(1792年9月22日至1793年9月21日)、Ⅱ、Ⅲ……月份将以他们独特的气候定名:葡萄月(葡萄收获期)、雾月与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与风月为冬季,芽月(芽萌)、花月与草月(草长)为春季,收获月(收获)、热月(温暖)与果月(果硕)为夏季。每个月份分为3个旬,每一旬以10天终了,替代星期日为休息日。剩下的5天,称之为无套裤汉日,将是国庆的节日。国民公会希望这个日历能提醒法国人,使他们收成丰富的并非宗教的圣者或四季,而是大地、是工作,大自然将代替上帝。新历将于1793年11月24日开始实施,并在1805年底终止。
吉伦特派与山岳党赞成私有财产、共和政体与对基督教的战争。但在其他几个论题上,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有歧见。吉伦特派愤恨巴黎地理上不成比例的影响——那里的代表与那里的民众——在政策上影响整个法国。山岳党憎恨商人的影响与大富豪决定吉伦特派人的投票。丹东(在他选区的700张选票中得到638张)辞去司法部长的职位,并从事联合吉伦特派与山岳党的工作,其目的是寻求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和平。但是,他是巴黎激进派的偶像,吉伦特派人不相信他,而且要求他提出在任部长期间的经费收支记录,他不能说明他曾经支出的总数来使他们满意,也不能解释他购买巴黎与近郊3栋房子所需金钱的来源。毫无疑问,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他责备质询者为忘恩负义的人,放弃对内对外调停的努力,加入罗伯斯庇尔的派系。
罗伯斯庇尔在各区中的声望仅次于丹东,他在代表中仍是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公会选举主席的投票中,罗兰获得235票,他只得6票。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说,他是一个独断主义的哲学家,有很多关于道德的陈词滥调。他也是谨慎的机会主义者,有耐心地等待每个机会以增加权力。他基本上无矛盾的建议,这使他的权力缓慢上升。他避免直接牵涉攻击土伊勒里宫与“九月大屠杀”,但是他已将民众的恐怖纳入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从一开始,他即提倡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虽然他实际上曾示意禁止皇族与天主教徒投票。他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不同意一些穷人没收与重新分配财产的请求,但是他提议征收遗产税及其他若干税收,因为这将“借温和与有效的措施减少财富过度的不平等”。同时他等待着,让他的对手因兴奋与极端而疲乏不堪。他确信有一天他将统治国家——并预测有一天他将被杀害。“他知道,这些人全了解,他的性命几乎时时刻刻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既不是罗伯斯庇尔也非丹东,而是马拉全力支持劳动阶层。9月25日,为了庆祝新共和国的成立,马拉将他的期刊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刊》。他现在49岁(罗伯斯庇尔仅34岁,丹东33岁),他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他忙碌于不妥协的政治运动,打击被他视为民众敌人的吉伦特派,增加商业化的资产阶级的中间人,使大革命成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政治力量。他粗暴的批评传遍整个巴黎,煽动各区发生叛乱,而且几乎造成国民公会的一致反对。吉伦特派批评他们所称的丹东、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三人同盟”,但是丹东否认与他有关,罗伯斯庇尔也回避,他虽与山岳党来往,但少有朋友。1792年9月25日,维尼奥与其他几个人在阅读国民公会文件后指出,马拉独裁并参与大屠杀。这位生病的“护民官”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时,他受到大喊“坐下!”的侮辱,他说:“在国民公会中,我似乎有许多敌人。”“我们都是!”吉伦特派人高喊着。马拉继续要求有限度的罗马式独裁,并承认他曾煽动暴动,但是他宣布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与此项计划没有关系。一位代表建议逮捕他,以谋反罪审判。这个动议被取消了。马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并宣布:“如果起诉被判决,我将在护民官脚前把我的头打开花。”
吉伦特派人引导法国进入战争。在这几个月内,吉伦特派因法国军队的胜利及法国政权与革命理想的扩张而强大。1792年9月21日,安内·皮埃尔将军率领他的军队顺利征服萨伏依。“我的军队前进,”他向国民公会报告,“是一项胜利,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出来迎接我们。各党派佩戴三色的帽章。”9月27日,另一支法国军队进入尼斯,并未遭受任何反抗。9月29日,军队进占维勒弗朗什。11月27日,萨伏依在当地政治领袖的要求下被合并到法国。
莱茵省的占领比较困难。9月25日,屈斯丁将军领着他的义勇军进占施派尔,虏获3000名战俘。10月5日他进入沃尔姆斯,10月19日进入美因茨,10月21日进入法兰克福。为使大革命赢得比利时(奥地利的属地),杜穆里埃必须攻取热马普,这是一场主要战役。奥地利在长久抵抗后退却了,留下4000具尸体在战场上。布鲁塞尔陷落于11月14日,列日于24日,安特卫普于30日。在这些城市中,法国人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杜穆里埃不服从向南移动与屈斯丁军队会合的国民公会的命令,反而停留在比利时与投机商交易军需品。在受到当局指责后,他以辞职威胁。丹东被派去劝解,成功了,但杜穆里埃向敌军投降时(1793年4月5日),丹东因牵连而获罪。
被这些胜利陶醉,国民公会的领袖采取两个辅助政策:一、伸展法国的势力到地理上的“天然边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海洋;二、为争取边界的人民,他们请求以军事支援达成经济与政治的自由。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一项醒目的法令:
从此刻起,法国宣布对人民(所有合作地区)有统治权利,管制目前仍统辖你们的所有民事与军事当局,及任何形式的各项税收。废止什一税、封建制度、奴隶制。也宣布废止你们所有的贵族与教会团体及所有跟平等对立的特权。你们,由此时起,都是兄弟与朋友,是有相同权利的公民,而且都有管理、服务与保卫你们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博爱的布告”(Edict of Fraternty)带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许多困难。对这些占领的区域课征税赋用以支持法国的占领时,他们抱怨这是统治者为获得税收而假托的名义。在比利时,在列日与莱茵省,习惯于持有全部或部分统治权的教会教士们,看出他们在神学与权力方面失去信任,他们超越了国界与教义团结起来反驳,结果可能摧毁法国大革命。1792年11月16日,为使法国获得安特卫普的商业利益,国民公会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禁止荷兰以外的船只通行,荷兰准备对抗。欧洲的君主将国民公会的请求视为向所有国王与封建贵族挑战的宣告。这是反对法国的第一个联盟的具体形式的开始。
国民公会决定将路易以叛国罪审判。自8月10日起,大多数的王室成员被软禁:国王,38岁;王后,37岁;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28岁;国王的女儿,玛丽·泰雷兹,14岁;国王的儿子,皇太子路易·查理,7岁。吉伦特派尽其可能延迟审判,因为他们知道王室家族很可能被判罪、处死,而且将使针对法国的攻击力量增强。丹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圣茹斯特——25岁,一位新人物,因激烈地呼吁弑君而受到国民公会的注意——他说:“路易与民众争斗而且战败。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外国战犯。你们已看到他背信的阴谋……他是巴士底狱、南锡、练兵场……土伊勒里宫的凶手。还有什么敌人什么外国人给你们更多的伤害?”11月20日,在土伊勒里宫的寝室中发现一只铁箱子,被罗兰送交国民公会,这构成谋反罪行的有力证明。里面装有625份秘密文件,证明国王与拉法耶特、米拉波、塔列朗、巴纳夫及移民、保守派新闻业者之间的交易。很明显,路易忽略他对宪法应有的忠实立场,并策划破坏大革命。国民公会命令用面纱掩盖米拉波的半身像,雅各宾派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捣碎纪念米拉波的雕像。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被捕,拉法耶特逃回他的部队,塔列朗永远处在逃亡中。12月2日,一些由城市各区来的代表到达国民公会,并要求立刻审判国王。不久,巴黎公社为相同的意旨提出强烈的建议。12月3日,罗伯斯庇尔参与此项请求。马拉主张所有审判的表决必须是口头与公开的方式——这将使迟疑的吉伦特派人受到走廊与街道上无套裤汉的任意支配。
审判开始于1792年12月11日。一位代表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说道:“国民公会大厅的后面被改成为像戏院的包厢,穿着迷人服装的妇女,喝着饮料……带位者……带领奥尔良公爵情妇进入。”国王被要求解释一些在箱中发现的文件,他否认他的签字及所有与箱中有关的文件。他以记忆错误的说法或将责任推诿给部长们的方法来应付询问。他要求宽延4天以便让他请一位辩护律师。马尔塞布在路易十五时保护过哲学家与《百科全书》,他愿为国王辩护。路易悲伤地接受了,并说:“你牺牲太大,因为你将有生命危险,却仍然不能保全我。”(马尔塞布被斩首于1794年4月。)同时,外国的官员建议为国王收买选票,丹东同意做收买的代理人,但是所需的费用总数超过他们的陛下愿意投资的数目。
12月26日,塞兹也到场为此案辩护。“国民公会,”他反驳道,“是无权让代表审判国王的,他在他的人权范围以内争取他的生存。他是最仁慈、最有人性的人之一,是法国王座上最公平的统治者之一。难道代表忘了他的许多改革吗?他不是以召集三级会议而使大革命开始,而且包容所有法国人民的过失与愿望吗?”起诉人回答道:国王与外国军队联合打击大革命,为什么因为是继承王位的人犯叛国罪而应该获得例外?只要他继续活下去,就会有阴谋恢复到大革命以前的力量,这将成为所有企图出卖他们人民希望的君主的榜样。
1793年1月15日开始投票决定国王的罪行。749位中的683位代表——包括国王的堂兄奥尔良在内,宣布定罪。此判决交由法国人民的主要会议批准或撤销的举动,受到罗伯斯庇尔、马拉与圣茹斯特的反对,而且被424票对287票否决了。“向民众求助,”圣茹斯特说,“将不能恢复君主政体。”罗伯斯庇尔一直是拥护民主政治与男子普选的,但是现在他迟疑不前。“道德,”他说(意味着共和主义者的热忱),“永远是世上的少数派。”
1月16日,最后问道:“法国国王路易应受到怎样的判决?”这时有两个党派突然在街道上发生暴动。走廊上的群众高呼判处死刑,并对任何赞成其他判决的人的性命加以威胁。那晚以前,发誓永不要求将国王处以死刑的代表,现在因考虑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投票决定判处死刑。丹东屈服了。潘恩立场坚定。奥尔良准备接替他的堂弟,投票赞成他的死刑。马拉赞成“24小时以内处死”。罗伯斯庇尔,极刑的反对者,现在认为一位活着的国王对共和国将有危险。孔多塞请求从今以后废止极刑。布里索警告死刑将使所有的欧洲君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些代表对他们的投票加上评论——帕加内尔说:“死刑!对国王只有死刑才有用。”莫瓦斯·米勒说:“今天,如果死刑不存在,就必须予以设立。”迪沙泰尔已经奄奄一息,投票反对路易的死刑,然后去世。最后的投票总数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
1月20日,一名国王以前的卫士杀死了赞成死刑的圣法尔若。1月21日,一辆马车被一列武装卫队环绕着,通过由国民卫队所排列的街道,载着路易驶向大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在行刑处他向群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但是就在那时,桑泰尔,巴黎国民卫队队长,高喊“鼓手!”的声音掩盖了其他一切。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群众表情阴沉。“那天,”一位围观者回忆说,“每个人步伐缓慢,不敢彼此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