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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18世纪最为显赫惊人的人物，我们该如何加以归结论定呢？关于他的心智我们不必多说——本书已有很多记述表明了。他思想的敏锐与清晰，才智之高与丰富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非常小心地为才智下定义：
所谓才智，有时是一种惊人的比较，有时则是一种精美的描述。也可能是舞文弄墨——你以某一含义使用一个字，而且知道对方（最初）会想成另一种意思。或者以巧妙的方式把不常联想在一起的想法并列在一起……那是找出两个不同者之间的关联或相同者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艺术。那是把你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一半，而将其余一半留待别人想象的艺术。如果我自己能有更多才智的话，我会说得更详尽些。
没有人会有更多才智了，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他的幽默感有时如脱缰之马，常常很粗俗，偶尔会流于滑稽。
他的感觉力、联想、比较的快捷使他没有取得和谐的余暇，而他思维的迅速使他不能总是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到人力可能达到的深度。也许他早已把群众视为“愚民”。他知道限度，也有谦虚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你以为我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够清楚，我就像小溪流一样——晶莹透彻，溪水清浅不深邃。”1766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12岁以来，我就预言出许许多多我不具有天分的事物。我知道我的能力对数学不会有什么造诣。对音乐我没有什么喜好。相信一位老哲学家的想法，他愚蠢得……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农夫，而不会自以为具有一切天分。
对一个处理这么多事务的人，你若要他在执笔以前用尽对每个问题可能采用的材料，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并非完全是学者。他是战士、是文人，他使文字成为行动的一种方式，成为变形的武器。然而从他藏书6210册的图书室，及书上所加的旁注、评论，我们可以得知他是多么迫切与用心地在研究这么多科目，而对政治、历史、哲学、神学和《圣经》的批评，他又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他的好奇与兴趣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他思想之丰富与记忆力之强也是如此。他从不认为传统是理所当然，什么都必亲加研究分析。他有适度的怀疑，使他毫不犹豫地以常识去对抗荒谬的科学和众人所信的传奇。一位公正的学者称他为“亚里士多德以来，具有最多对宇宙各方面正确知识的思想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中把这么多广泛的材料纳入文学并化为行动。
我们须把他描绘成一个情绪变化无常而且有想象力与能力的奇特混合体。他神经容易紧张，使他总是处于动态中。除非专心于文学著作他是静坐不了的。一位只有一边臀部的小姐问道：“被黑人强盗抢劫多次，被割伤臀部……被剁成碎片，战之于长船上……或静坐着什么也不做，这两样哪一样比较不好？”他深沉地回答说：“那是一个大问题。”伏尔泰有过快乐的时光，但他很少能体味到心身的平和。他不得不忙碌、活跃、买、卖、种植、写作、活动、朗吟。他对厌倦比对死亡还害怕，一次他感到厌烦时，把生命骂成“无聊或搅拌过的奶油”。
假如我们描述他的外貌而未注意他的眼睛，或叙说他的缺点和愚态而未提及他的美德和吸引人之处，我们会把他画成一个丑陋的人。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绅士，他觉得像他的拖债的债务人一样，他也可以有权利有头衔。他态度与言词的优雅不下于最高贵的君主，但对一个小数目他也会讨价还价，为了14堆（Cord，一堆相当于128立方英尺）木材，他连珠炮似的向布罗斯首相提出质问，并加以谩骂——这批货他坚持要当作礼物接受，而不以之为一宗买卖。他把钱看成安全保障的根本。德尼斯夫人毫不留口德地指责他的吝啬：“嗜钱如命使你痛苦……内心里，你是最卑下的人，我将尽可能地隐藏你内心的邪恶。”但她说这话时（1754年），她仰仗着他的腰包在巴黎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而与他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她在费内也过着很豪华的生活。
在成为百万富翁前后，他以一种有时几近于阿谀的谄媚手段来培养他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在《红衣主教杜布瓦传略》中，他认为那一身恶习的人比黎塞留主教还伟大。他寻求获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门路时，他向有影响力的托尔神父保证他生与死都希望服膺于神圣天主教会。他已出版的欺人之谈可以编成一本书。但有许多著作未经付印，有些则无法付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战争中并无不妥，他觉得和他与教会之间的“三十年战争”相比，“七年战争”只不过是国王们的游戏而已，而一个能将说实话的人下狱的政府，假如他说谎，也不能很正当地控告他。1764年9月19日，在他与教会的战争最激烈时，他写信给达朗贝尔说：“只要有最轻微的危险产生，请立即通知我，以便我以一向具有的坦诚率直在公众报刊上否认我的著作。”除了《亨利亚德》与有关丰特努瓦战役的诗外，他否认了几乎所有的作品。“将真理显示给子孙时需要勇气，显示给同时代的人则需要谨慎。这两个职责很难取得一致。”
不用说，他很自负，自负是发展的激素，是作者的秘诀。通常，伏尔泰抑制住自己的自负，他常常接受善意的建议和批评而修改作品。对那些不与他竞争的作家——马蒙泰尔、拉阿尔普、博马舍——他都不吝加以赞扬。但对和他竞争的人，他曾像小孩子似的嫉妒，就像他在“赞美克雷比永神父”中诡谲的批评。狄德罗认为他“对每座塑像都会嫉妒”。他的嫉妒心使他对卢梭嘲弄辱骂：他称卢梭为“钟表匠的孩子”“背叛哲学的犹大”“看到人就咬的疯狗”“是第欧根尼的狗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狗偶然地结合生下的疯子”。他认为《新爱洛漪丝》一书的前半部是在妓院写的，后半部则是在疯人院写的。他预言《爱弥儿》一书一个月后就会被人遗忘。他觉得卢梭背弃法国的文明，尽管法国文明有错误和罪恶，他自己却视之为历史的醇酒。
神经过敏而骨瘦如柴的伏尔泰比卢梭还要敏感。人对痛苦的感觉总是比对欢乐的感觉敏锐，所以他能轻易接受赞扬，但对相反的批评“陷于失望”。他很少会聪明地约束自己的事，每一位反对者，不论其多么渺小，他都给予回复。休谟说他“从不原谅别人，也从不认为哪个敌对者不值得予以理会”。对像杜德芳丹和弗雷隆之类固执的敌人，他不停地、毫无节制地与他们奋战；他使用各种讽刺、讥笑和谩骂，甚至狡猾地歪曲事实。他的怨恨震惊了老友，也树立了新敌。他说：“我知道怎么恨，因为我知道怎么爱。”“按照我的星座，（我）有些恶毒的倾向。”所以，他能很成功地领导他的全体人员击败布罗斯的法兰西学院候选资格（1770年）。他以阿特格安（d'Artagnan）和拉伯雷的混合口气对这件事加以概述：
至于微小的我，我作战到底——詹森派教徒，摩里纳派教徒（Molinists），弗雷隆，蓬皮格南（Pompignan）之辈，传教士，及卢梭。我被刺一百下则反击以两百刀，我啊……美哉上帝！我认为整个世界是一出笑剧，它有时会变成悲剧。在一日结束时一切都一样，就是到死时也仍一样。
他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与少数人之间产生的怨恨转而怨恨整个民族。他从那些怨毒的立场来解说犹太人的历史，他注意到其中最细微的缺点，而很少加以怀疑。他认为：“我看到基督徒诅咒犹太人时，我觉得像是看到儿子在殴打父亲。”在《旧约》中他看到的除了谋杀、淫荡、大屠杀的记录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旧约》中的《箴言篇》在他看来似是“一些琐碎、卑贱、无条理的格言集，没有味道，未经过选择，没有经过计划”。而《雅歌》在他看来是“可笑的诗文”。然而，他赞扬犹太人自古以来不相信不朽，赞扬他们的禁止变节和相互容忍。撒都该派信徒（Sadducees，犹太教一派）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但未因异端而遭受迫害。
他的美德是否超过他的缺陷？是的，即使我们没把他的智慧与道德品质放在天平上衡量。与他的小气相对的，我们该想到他的慷慨，与他的爱钱如命相对的是他能欣然接受损失和与人共享所获的利益。曾当过他多年秘书的科利尼应该知道他的缺点，我们且听他怎么说：
再没有比责备他贪婪更无稽了……在他家里从没有吝啬这回事。我不知还有哪个人能让仆人如此轻易地占用家产。对他的时间，他是一个小气鬼……对金钱他持着和对时间同样的原则：他说：“为了能慷慨，必须要节俭。”
从他的信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送的许多礼物通常都不具名，而且不只是给朋友和熟人，也送给他从未见过面的人。他允许书商从他的书获取利益。我们曾看到他帮助高乃依小姐。我们也将看到他帮助沃里科特小姐。他帮助过沃韦那格和马蒙泰尔。同样，他也帮过拉阿尔普。在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前，拉阿尔普尝试当剧作家，但失败了。伏尔泰请求把政府给他的2000镑年金拨一半给拉阿尔普，而不让他知道谁是捐赠者。马蒙泰尔记述道：“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善待所有具备写诗才能的年轻人。”
假如说伏尔泰身躯矮小，没有体力（让自己接受包利革上尉1722年的一击），他却有惊人的道德力量（攻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如果说他与人争论时刻薄激烈，可是对手寻求和解时，他也会很快地原谅——“他的怒气随着第一个恳求消逝。”对所有要求他付出感情的，他都慨然施予，而且忠于朋友。他与交往了24年的瓦吉尼分别时，“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子”。至于他的性道德，与夏特莱夫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标准之上，与他侄女之间则在标准以下。对性的不道德他能容忍，但对不公正、盲从、宗教迫害、虚伪、刑法的残忍愤恨不平。他给道德下的定义是“对人类行善”。其余的他嘲笑禁令，他以恬静而有节制的态度欣赏酒、女人和歌。在一则称为《巴巴贝克》（“Bababec”）的小故事中，他以特有的刻薄方法讽刺禁欲主义。奥姆尼问婆罗门他最后是否有机会抵达第十九重天：
婆罗门回答说：“那要看你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试着做个好国民、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有时我把钱借给富人而不取利息，我施舍穷人，我与邻居和睦相处。”
“但是，”婆罗门问道，“你是否偶尔在臀部钉上钉子？”
“从来没有，可敬的教父。”
“那真遗憾，”婆罗门答道，“你是一定达不到第十九重天的。”
伏尔泰最高和最济人的美德是仁慈。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做的努力，唤醒了欧洲人的良心。他指责战争为“大幻象”：“战胜国从被征服者处得来的掠夺品中得不到好处，它要为一切付出代价，打胜仗和打败仗者遭受同样的苦难。”任何一方赢了即失去人性。他恳求那些有多种需求和身份各异的人们记住大家都是兄弟，他的这个恳求让深入非洲（探险）的人也感激地听从了。卢梭攻击那些倡导人类爱者，认为他们太博爱而忽略了邻居。对这项指控伏尔泰也没有屈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周遭最卑下的人是何等慈蔼有礼。他尊重每个自我，由于知道自己的感受而知道每个自我的感受。他的好客让人吃惊，若弗兰夫人写道：“我太感动了，你总是那么伟大又那么完美，你善待所有周遭的人，若可能，你对全人类也会如此。”他可能暴躁而易发脾气，但是，另一位访客写道：“你想象不出他的内心有多么可爱。”
由于他帮助受迫害者的声名传遍欧洲，及他个人的慈善行为的报道遍及法国各地，伏尔泰的新形象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来了。他不再是反基督、反对穷人们信仰的斗士。他是卡拉斯的救主，是费内的好好先生，是成百的为无理的教条和不公平的法律而牺牲的人的维护者。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怀疑在最后审判时，他们的信心是否能抵得过这位不敬者的成就。有教养的人原谅他的不敬、他的争吵、他的自负，甚至他的怨毒。他们看着他由敌对产生出了慈善。他们认为他是法国文学界的泰斗，在世界学者中他是法国的荣耀。他回到巴黎并在那里逝世时，一般民众对他都加以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