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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与经济学方面他希望有什么成就？他同时着眼于高处和低处。他的伟大目标是将人们从神学的神话和牧师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此外他只要求一些改革，而未冀求乌托邦的实现。他嘲笑“那些宰制世界的立法者……在他们的阁楼内向国王发号施令”。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他反对革命。他可能已被革命震骇——可能就是断头台吓倒了他。
此外，他富有得几乎让人反感，而他的财富无疑使他的观点染上了色彩。
1758年，他计划在洛林投资50万法郎。1759年3月17日，他写信给腓特烈二世：“我从法国获取6万法郎的收入（年金）……我承认我很富有。”他的财富是从资本家朋友如巴黎兄弟处获得的“小费”、从在法国和洛林赢得的彩票、从分享他父亲的田产、从买政府债券、从分享商业上投机的红利及从放贷给私人所获的利息积聚而成的。对6%的利息他觉得很满足，不过想到其中所冒的风险和损失，这个利率并不算高。由于在加的斯的斯历特厂的破产，他曾损失了1000银币。1768年，在提到伏尔泰借给黎塞留的8万法郎时，吉本说：“公爵惨了，那保证毫无价值，他的钱是完了。”伏尔泰去世时，1/4的贷款收回了。伏尔泰每年的养老金有4000法郎。1777年，他的收入总计达22.6万法郎。他以同等的慷慨使他的财富增辉，但他觉得必须做得符合一个哲学家的身份：
我看到这么多文人贫穷而受歧视，因而我下决心不让他们的人数增加。在法国一个人若非铁砧即为铁锤，我就是铁砧。微薄的家产一天天变少，因为长时期下来每样东西都在涨价，而政府又常扣收入和钱财的税……你必须在年轻时节省，老年时你会意外地发现你拥有一笔财产，那就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
早在1736年，在他的《俗世之人》（Le Mondain）一诗中他就承认：“我爱奢侈、舒适的生活，一切享乐，一切艺术。”他认为有钱人对奢侈品的需求使他们的钱得以在工匠之间循环。同时，他怀疑如果没有财富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伏尔泰出版梅利耶（Meslier）无神论色彩的《我的圣约》时，他删除了反对财产的一节。他相信若没有所有权的刺激，任何经济制度都不可能成功：“财产的影响使一个人的力气加倍。”他希望看到每个人都是财产的所有人，卢梭在波兰认可农奴制度时，伏尔泰写道：“假如农民不是奴隶，则波兰有3倍于现在的人口和财富。”不过，他并不赞成农民变成富人。到那时，谁来充当国家强有力的军人呢？
他并不像卢梭一样对平等论异常热忱。他知道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他抨击爱尔维修的看法。爱尔维修认为假如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不久所有的人就能有同等的教养和能力。“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牛顿，那真是荒唐的想法！”任何时代都同时有强者与弱者、智者与平庸者，因此，也会有富者与贫者：
在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里，要让一个人生活在不分为两个阶级——一为发号施令的富人阶级，一为服从的贫穷阶级——的社会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每个人都有权以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想法自娱，但那并不意味着主教的厨子可以命令他的主人替他准备餐点。不过这个厨子可以说：“我和我的主人一样是个人，我和他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也将像他一样在挣扎中死去……我们具有同样的动物的本能。假如土耳其人占有了罗马，而我成为主教，我的主人成为厨子，那么我也会要他来服侍我。”这些话完全合理、公正。但是，在壮大的土耳其人未占领罗马之前，这个厨子就不得不尽他的责，否则人类社会只有灭亡。
生为公证人之子，而在晚年才成为领主的他，对贵族政治有着复杂的看法。很显然，他比较喜欢英国式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一种自然的政体。“为何几乎全世界都是由帝王统治？……真实的答案是：因为人差不多都不值得拥有自治权。”他嘲笑国王们的神权，而追溯国王和国家征战的历史。“一个种族，为了侵略征伐，选出了一位领袖，而让自己服从他，他则统率这些族人。我相信这就是君主政体的由来。”那究竟是否自然？且看农家庭院的情形：
农家庭院的情形是君主政体最完美的代表。没有哪个国王能与公鸡相比。他雄赳赳、凶猛地在他那一群中行进时，并非由于虚荣。敌人来袭时，他并不以命令臣民出去为他争战而觉得满足……他亲自出马，身后统率大军，而奋战到最后一口气。假如他战胜，那么唱赞诗的就是他自己……假如蜜蜂真的是由一位女王来统治，她与所有的臣民做爱，这会是一个更完美的政体。
住过柏林，然后住在日内瓦，他可以在看到实例的情况下研究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与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因为有些帝王——腓特烈二世、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一些大臣——舒瓦瑟尔、阿兰达、塔努奇、庞巴尔，曾听取改革的请愿，或给哲学家们年金，而有了偏见。俄国的农民都很幼稚，民众大部分都没受过教育而又疲于思想时，倡导民治的法规似乎太荒谬。事实上，瑞典和荷兰的民主政治是寡头政治。喜爱古老神话和宗教仪式，像大军似的屹立在智力的自由与发展的道路上的是那些老百姓。只要一个力量就足以抗拒法国天主教会，因为它很成功地抗拒了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教派，那就是政府。只有借助现在的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君主政府，哲学家们才有希望赢得反迷信、反偏颇、反迫害及幼稚神学的斗争。他们不能期望获得议院的支持，因为这些议院与教会争胜，其黑暗、检查制度和偏执甚于国王。另一方面，再看看航海家亨利为葡萄牙所做的，亨利四世为法国所做的，或彼得大帝为俄国所做的，或腓特烈二世为普鲁士所做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伟大的事不是由一个人的天才和决心与群众的偏见相对抗而成就的”。因此哲学家祈求有开明的国王，伏尔泰在《梅罗珀》（Mérope）上写着：“国王具有美德，这是上天最杰出的成就。”
伏尔泰的政治学，部分是出于一种怀疑，认为许多人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加以消化吸收。他指的是“人类的思考部分，也就是十万分之一的那一部分”。他担心的是一般人心智的不成熟和情绪的过分激动，“老百姓有理性时，一切都失去了”。因此，一直到他达到较成熟的年龄，他都不太赞成民主政治。卡萨诺瓦问他：“你愿看到人们拥有统治权吗？”他回答说：“但愿上帝不要容许这事发生！”“天禁之！”他又告诉腓特烈说，“我要求你主持恢复希腊的精美艺术时，我的请求并未要求你重建雅典的民主政治。我不喜欢暴民组成的政府。”他同意卢梭所说的：“民主政治似乎只适用于小国家。”不过他又加上更多的限制：“只适用于位置适中的国家……他们的自由是由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及那些采用这一政体而对邻国有利的国家。”他欣赏荷兰和瑞士的共和政体，不过对这两国他仍有疑惑：
如果你还记得荷兰人把德威特两兄弟的肉烤着吃，假如你……记得那个赞成共和的约翰·加尔文在倡导我们不应迫害任何人，甚至那些否认三位一体的人也不可加以迫害，却把一个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与他不同的西班牙人用绿色（燃烧很慢的）木柴活活烧死。那么，依事实而言，你会获得结论，承认共和政体并不比君主政体更有德行。
在发表了这些反民主的论调后，我们发现他积极支持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反对贵族（1763年），又支持没有选举权的日内瓦居民反对贵族和中产阶级（1766年），现在且不谈这些事件。
事实上，伏尔泰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激进。1768年，他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第一年此书出了10版，但被巴黎的议院焚毁，出版商被送入监牢。这样严厉的处置并不是因为故事中对重农主义者滥予嘲讽，而是对农民因苛税而陷入赤贫的生动描写，及教士们依靠从农奴身上收聚财物而过着闲散而奢侈生活的描述。在他1768年的另一部小册《A先生、B先生和C先生》（L'A, B, C，伏尔泰极力否认是他的作品）中，他让“B先生”说：
我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民主政府……在同一块土地上拥有财物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维护那个地区的秩序。我愿看到自由人士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自己制定法律……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帮我建造房子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我的农民邻居，我的朋友制造商，将使他们自己超越他们的行业，对大宗的利益了解得比最侮慢的土耳其官员还清楚。在民主政体下，劳动者或工匠都不需要担心干扰或轻蔑……自由、平等是人真实而自然的生活。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是卑鄙的策略，是一个扮演主人、另一个扮演奴仆，一个扮演寄生者、另一个扮演生产者的恶劣喜剧。
1769年或这年过后不久，在《哲学字典》的一个版本中，75岁的伏尔泰对法国的虐政和弊端有严苛的描述，而相较之下对英国加以赞扬：
英国的法令事实上已达到所有人都获得天赋人权的绝佳地步，在几乎所有的君主制国家中，人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出版自由，所有的犯罪案件都能接受由自由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只依据严格的成文法而受审判的权利，每个人放弃只有国教的信徒才奉行的仪式时，都有公开宣称他选择的宗教而不受到妨害的权利。这些是……无价的特权……在躺下时，你可以确信起来时拥有的财物将会与躺下休息时一样，你不会在深夜时被迫离妻别子，被关进牢狱或遭放逐于沙漠客死他乡……你有权利公开发表你的思想……这些特权属于每位踏上英国领土的人……我们不得不相信没有根据这些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将会有革命产生。
与许多观察家一样，他预见了法国的革命。1764年4月2日，他写信给德肖夫兰侯爵：
我到处预见到那无法避免的革命的种子，不过我将没有荣幸目睹。法国人什么事都做得晚，不过他们终于还是做到了。启蒙运动已普遍展开，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爆发；而那一爆发将非同小可。年轻人有幸了，他们将能看到大事件的发生。
然而，他想到因自己居住在波茨坦，而曾冒犯的国王如今宽容他住在法国，他看到蓬巴杜夫人、舒瓦瑟尔和杜尔哥已使法国政府朝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时，或许他渴望能获准回到巴黎，他常以更为爱国的语调和反对激烈革命的主张发表意见：
穷人感到极度穷困时，战争就跟着来临了。大众反抗罗马的议院，及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农民的反叛，所有这些战争早晚都会因人民被征服而结束，因为大人物有钱，而在一国之内金钱是万能的。
由下层阶级引发的动乱，破坏之后不会有重建的能力出现，而头脑简单的多数人又将臣服于少数的聪明人，因此，伏尔泰愿为非暴力革命而工作，让启蒙思想从思想家传递到统治者，到传教士和法官，到商人和制造商，以迄工匠和农民。“领导者的内心，首先必须存有理性，然后理性渐渐下传，终而能治理人民。人民不知有理性的存在，但看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时，也学着模仿他们。”他认为唯一真正的解放是教育，唯一真正的自由是才智。“人愈有知识就愈自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是革面洗心的工作，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贤者与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