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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统治的时期随沙龙全盛时期的到来而趋于结束。这种独特的机构在若弗兰夫人时达到了极致，而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传奇中平息。大革命之后，它随着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而重受重视，但没有以往那种风味，也没有那么充实。全盛时期，政界名流于周六在杜德芳夫人的沙龙聚会；艺术家于周一，而哲学家和诗人于周三在若弗兰夫人处相聚；哲学家和科学家周二聚于爱尔维修夫人处，而周日和周四聚于霍尔巴赫处；文学和政界名人周二聚会于内克夫人处，而其中任何团体都可能随时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聚会。除此以外，尚有许多次要的沙龙：卢森堡夫人、瓦利埃夫人、弗卡渠夫人、塔尔蒙夫人、布罗伊夫人、比西夫人、克吕索尔夫人、舒瓦瑟尔夫人、卡伯斯夫人、米尔普瓦夫人、比沃安夫人、安维尔夫人、德艾吉永夫人、乌德托夫人、玛查斯夫人、杜潘夫人及埃皮奈夫人。
沙龙里的这些高贵庄严的女人并非以美丽著称。她们大部分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妇女，是智慧、机智、优雅、影响力和万能的金钱使女主人能招聚到妩媚的女人和有才智的男人，他们能以机敏或智慧使聚会闲谈生色，而不受感情或偏见所扰。这种沙龙不是调情、谈色情或双关语的地方。每个男人在沙龙里都可能有个情妇，每个女人也都可能有个情人，但这在开化的礼节与思想的取予上被很恰当地遮掩。在沙龙里，人们可以找到柏拉图式的友谊，就像杜德芳夫人和霍勒斯·沃波尔或莱斯皮纳斯小姐之与达朗贝尔。革命来临时，沙龙渐渐失去了其公正的风格，成为叛乱的中心。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获得最高的评价，因为在经营沙龙者中她是最有技巧的驯狮者，她允许大家有更多讨论的自由，并不使人觉察到受压迫，知道如何使他们享受的自由不逾越礼仪和高尚的情趣。她是出身中产阶级而经营出色沙龙的妇女之一。她的父亲是玛丽安妮的侍从，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安妮出生于1699年，即日后的若弗兰夫人。她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具有绘画天分的女人，为了女儿的教养曾立下了一套伟大计划，却因一个儿子的难产死于1700年。这两个孩子被送往圣霍诺热与他们的祖母一起生活。半个世纪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她写一份简短的自传时，若弗兰夫人说明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多：
我的祖母……所受的教育极少，但是她很善于观察，而且聪慧、敏捷……这些弥补了她知识的不足。她对一无所知的事也说得头头是道，没有人认为她必须要知道得更详细……她很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她认为教育对于女人而言是多余的。她说：“我一切都处理得这么好，我从不觉得有受教育的必要。如果我的孙女是一个傻瓜，知识会使她自恃而让人受不了。如果她聪明懂事，她会和我一样，会用机智和理解力来补足缺陷。因此，在我童年时期，她只教我如何研读，不过她让我读了很多作品。她教我思考，教我探求理性；她教我认识男人时要我说出对他们的看法，然后告诉我她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她无法忍受舞蹈家所教的优美姿势。她只希望我具有自然赋予的一个完美的人应具有的优雅。”
这位祖母认为宗教比教育重要。因此，这两个孤儿每天都被带去做弥撒。
祖母也参加了玛丽的婚礼。弗朗索瓦·若弗兰，一个富裕的商人，时年48岁，要求娶这个13岁的女孩子。祖母认为这是一段好姻缘，而玛丽所受的教养也使她没有反抗的余地。但是她坚持要带弟弟一起住到坐落于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的舒适的家，这即是她管理了一辈子的家。17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717年产下一个儿子——此子不幸于10岁时夭折。
同住在这条时髦街上的唐森夫人开了一家著名的沙龙。她邀请若弗兰夫人参加，但若弗兰夫人拒绝了。关于唐森的过去曾有一些谣言，而她的座上客又都是一些危险的自由思想家，如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雷沃、爱尔维修、马蒙泰尔等人。虽然如此，若弗兰夫人还是去了。她深深地喜爱这些毫无拘束的思想家。相形之下，来拜访她那年迈丈夫的商人是多么令人厌烦！这时他已65岁，而她是巴尔扎克所称的30年华的少妇（femme de trenteans）。她开始享乐。丈夫反对，然而她的威势凌驾丈夫之上。最后他同意为她主持宴会，他通常保持缄默，但总是彬彬有礼。他84岁（1749年）去世时，她的客人几乎没注意到他已不存在了。一位自旅行中回来的客人问道，那位经常很谨慎地坐在桌首的老绅士哪里去了。若弗兰夫人淡淡地回答道：“那是我丈夫。他去世了。”
唐森夫人也使她的常客们黯然神伤，1749年她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我们该再记下92岁的丰特内尔说的话：“这么一个好女人（她曾是一个十足的罪恶的综合体）！真是遗憾！如今我每周二要到哪里吃饭？”不过他又欣然说道：“好吧，此后每周二我可要到若弗兰夫人那里去吃了。”她很高兴能有他这位客人，因为他曾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前的哲学家，他的记忆可回溯至马扎然（1602—1661年，法国政治家），他还有7年的岁月可活，能忍受他人的奚落而不以为忤，因为听力不好。曾是唐森夫人的座上名人的大部分效法他的做法，不久若弗兰夫人周三中午的餐桌上时而聚集了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格里姆、莫雷莱、雷纳尔神父、达朗贝尔和睿智的那不勒斯人加利亚尼——驻巴黎的那不勒斯大使的秘书。
她丈夫死后，不顾她女儿无理的反对，若弗兰夫人容许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马蒙泰尔在她周三的餐会上安排思想与风格的讨论。她是爱国者，也是基督徒，但是她钦慕哲学家们的勇气和活力。《百科全书》筹划组成时，她贡献了50余万银币的费用。她的家成了“《百科全书》沙龙”。而帕利索（Palissot）在他的喜剧《哲学家》（Les Philosophes，1760年）中讽刺这些反叛者时，把她当作这个小团体的教母仙子加以取笑。此后，她要求她的座上名人出语谦恭一些，而以泄气的补充来抑制狂辞——“啊，那真不错！”最后她停止邀请她的常客狄德罗，但送给他一套新的家具和一件大得吓人的长袍。
她发现艺术家、哲学家和官员们并不能相处得很融洽。哲人们好谈论，官员们讲究谨慎和礼仪。艺术家属于不稳定的一派，唯有他们自己能相互了解。因此，收集艺术品的若弗兰夫人，因凯吕斯伯爵的影响而激发她审美的热情。她邀请主要的艺术家和巴黎的鉴赏家参加她每周一晚上的特别宴会。参加者有布歇、拉图尔、韦尔内、夏尔丹、旺洛、科尚、德鲁埃、罗贝尔、乌德里、纳捷、苏夫洛、凯吕斯、布沙东和格勒兹，马蒙泰尔是参加这种宴会的唯一一位哲学家，因为他住在若弗兰夫人家里。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不只是招待这些客人，她购买他们的作品，他们替她画肖像时，为他们摆姿势，并付给优厚的报酬。其中夏尔丹所画的肖像最好，画中的她是一位戴着花边帽、结实而和蔼的夫人。旺洛死后，她以4000银币买下他的两幅画，之后再以5万银币转卖给一位俄罗斯亲王，而将所获的利润赠给旺洛的遗孀。
为了使接待圆满，若弗兰夫人也邀请她的女界友人参加小宴会。可是没有妇女被邀参加周一的晚宴，而莱斯皮纳斯小姐（也许因为她是达朗贝尔的密友）是参加周三晚宴的少数妇女之一。夫人是有一些占有欲，不过她也发现女性在场常妨碍她的贵宾谈论哲学和艺术。而在她家的聚会中能有妙趣横生而饶有意义的讨论，这一美誉的赢得，似乎证明了她的隔离政策是正确的。在巴黎的外国人都渴望获得她的邀请。可以说，在他们回国时，曾参加过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是仅次于被国王召见的一项殊荣。休谟、沃波尔和富兰克林是甚受欢迎的客人中的几位。驻凡尔赛的大使——甚至那不可一世的考尼茨伯爵——也认为出席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夫人府上的宴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758年，俄国大使坎泰米尔亲王带来了安哈尔特·泽布斯特公主，她谈到她女儿的才华。4年后，这位女儿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以后数年，所有俄国的女皇都与这位中产阶层的沙龙主人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往来。一位曾数次参加夫人晚宴、英俊而聪明的瑞典人，回国后成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这位更英俊的青年是常客，几乎可以说是若弗兰夫人的一位献身者（她有时为他清偿债务），不久他即称她为“姆妈”（Maman）。他成为波兰国王（1764）时，他邀请夫人到华沙，待为上宾。虽然这时她已64岁，但仍接受了邀请。途中，她在维也纳做凯旋式的停留。她记载道：“我在此更为出名。”有一阵子，她在华沙的皇宫里（1766年）像母亲似的进谏国王。她寄回巴黎的信就像伏尔泰寄自费内的信一样到处被传阅。格里姆记载说：“没有读过若弗兰夫人的信件者不配进入高尚的社交圈。”她回到巴黎继续主持晚宴时，百位名人为之欣狂；皮龙和德利莱二人还作诗庆祝她的归来。
这趟旅程相当辛苦——乘坐马车来回行走了半个欧洲。若弗兰夫人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活泼愉快了。她一度表示不相信死后天堂，并将宗教贬为慈善，如今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马蒙泰尔曾记述她那种特殊的虔诚：
为了与天主交好而不妨碍她主持的社交圈，她实行一种秘密的信仰方式。她偷偷地去做弥撒，就像别人偷偷幽会一样。她在一座女修道院中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在方济各教堂内有一席特别座位，一切就像当时一些活跃的妇女有供她们的情人使用的小楼房一样的神秘。
1776年，天主教会宣布了一个大赦日，凡在规定的时刻到某些教堂赴会者，将得到特赦。3月11日，若弗兰夫人参加了圣母天主堂的一长串仪式，返家后她突然中风。哲学家们对她在崇拜天主的仪式后竟然得病一事感到异常愤怒，刻薄的莫雷莱主教评论道：“她以自己为例，证实了她常说的一句格言‘一个人只有行为愚蠢时才去世’。”她的女儿弗尔泰·安博照料生病的她，并警告那些哲学家远离她。直到去世，夫人没有再见到达朗贝尔和雷利特。但是她吩咐，在她死后她所给予他们的年金要增加。她又活了一年，虽然瘫痪需要别人照顾，但至死都在布施。
在欧洲，只有一个沙龙在名声和支持者方面能与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媲美。我们曾于别处读到过玛丽·德维希的生涯和个性：她还是一个女孩时，她的自由思想如何使修女和牧师们感到头痛；她如何嫁给了杜德芳侯爵，如何地离开他，而以经营沙龙来慰藉自己的孤寂（1739年起在伯恩街，1747年改在圣多明尼哥大道的圣约瑟夫修道院）。她的新址吓走了所有人，只剩下一位从前曾来享受过她的美酒、欣赏她的机智的哲学家。达朗贝尔仍留了下来，因为他是哲人中最不好对付的；其余的常客都是贵族社会中的男女，这些人因若弗兰夫人是中产阶级人士而对其加以冷落。这位侯爵夫人在57岁（1754年）失明时，她的朋友仍来参加她的宴会。但每星期宴会以外的日子，她因有增无减的消沉而感到无限寂寞，后来她终于说服她的侄女来与她同住，并在晚宴上当女主人的帮手。
朱莉娅·莱斯皮纳斯是女伯爵德阿尔邦和杜德芳夫人的兄弟加斯帕·德维希的私生女。女伯爵收养了她，把她和自己其他的子女一起抚养长大，让她受特别好的教育，并设法使她成为合法的女儿，但她的一个女儿反对，因此终未实现。1739年，朱莉娅一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嫁给了德维希，而偕其夫婿住到勃艮第的尚翁堡。1748年，女伯爵去世，遗留给当时16岁的朱莉娅300银币的年金。德维希夫人把朱莉娅带到尚翁堡，但仍以私生的孤儿看待她，让她当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杜德芳夫人到尚翁堡去时，她为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优越才华和风仪深深感动。她赢得了这个女孩子的信任，并得知她因目前处境不如意而决定进修道院。这位侯爵夫人建议朱莉娅到巴黎去与她同住。家人群起反对，他们唯恐杜德芳夫人设法使朱莉娅的身份合法，而让她承袭德阿尔邦的一份家产。侯爵夫人保证她不会这样惹她亲戚的麻烦。这时，朱莉娅已进入修道院（1752年10月），不过不是当见习修女（novice），而只是寄膳宿。侯爵夫人旧议重提。经过一年的犹豫后，朱莉娅答应了。1754年2月13日，侯爵夫人寄给她一封很奇特的信，这封信在我们判断因果时不能不提出：
我将把你介绍给大家，说你是来自我的家乡、打算进修道院的年轻小姐，而且声明让你住在我家里，直到你找到一位如意的人。你将受到礼遇，甚至获得敬重，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自尊绝不会受到侵犯。
不过……还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明。假如你的行为中有任何诡诈，即使微不足道的小小花招，我都无法忍受。我本性多疑，而我若怀疑到某些人奸诈，我会一直怀疑，直到对他们完全失去信心。我有两位亲密的朋友——福尔蒙和达朗贝尔——我非常喜爱他们，可是主要的不是因为他们可爱的性格和他们的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绝对诚挚。因此，我亲爱的小姐，你必须决心以最高的诚挚与我共同生活……也许你认为我是在说教，但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在谈到诚挚时我才会这样。对这一点我是很无情的。
1754年4月，朱莉娅搬来与杜德芳夫人同住，先是住在马车棚屋上，然后搬到圣约瑟夫修道院内侯爵夫人居处上面的房间。也许是出于夫人的建议，奥尔良公爵给了她一笔692银币的恩俸。她帮助失明的女主人接待和安置参加沙龙聚会的客人。她以悦人的风度、反应快速的机智和清新、青春的活力，使所有聚会进行得非常愉快。她算不上美女，但那明亮乌黑的眼睛和满头棕色的秀发配合得极其诱人。有半数到会的先生都爱上了她，甚至包括夫人老迈而忠实的护卫骑士夏尔—让—弗朗索瓦·埃诺。这个人是调查庭的庭长，已70岁，总是生病，老是喝得满脸通红。朱莉娅颇有分寸地接受他们的恭维，虽然如此，由于失明而敏感倍增的侯爵夫人，一定觉察到以往一些对她的崇拜如今已经转移了对象。也许还有一个因素掺杂在内：这位年长的妇人对这位年轻的小姐开始产生一种不容分享的感情。
朱莉娅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情网。最初是和一位我们只知其名为塔弗的爱尔兰青年相恋。他一经获允参加沙龙以后，几乎每天都到，侯爵夫人很快就觉察到，他不是来看她，而是来看小姐的。她发觉朱莉娅对这位青年的追求欣然接纳。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警告朱莉娅勿轻易妥协。这位傲慢的小姐对母亲似的忠告竟然感到愤懑。侯爵夫人担心失去她，另一方面又切望能保护她，免得她陷入那没有永恒保证的冲动情感。于是命令朱莉娅，塔弗来访时不可走出她的房门。朱莉娅服从了，但由于争吵时过分激动开始吸食鸦片以镇静情绪。18世纪，许多人都用鸦片当镇静剂。莱斯皮纳斯小姐每有一次新的罗曼史便增加一次药剂的分量。
她尝试忘记塔弗，但她的第二次恋爱上了历史，这次的对象是达朗贝尔。杜德芳夫人对他有一份像母亲却具有占有性的情感。1754年，达朗贝尔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百科全书》的合编者，《百科全书》是巴黎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伏尔泰在谦虚时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不过他没有伏尔泰具有的任何一点优势。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而且他自童年起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像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生长在一个玻璃工人家庭，鲁索夫人收养了他。他长得很英俊，干净、有礼，有时也很活泼快乐，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专家谈论任何问题，但他也会以故事的表面情节、以矫饰的行为和机智隐藏自己的才华。其他方面他与这个世界毫不妥协。他喜欢特立独行而不愿仰赖国王和王后的恩典。杜德芳夫人为他争取进入法国学院时，他拒绝赞扬埃诺所撰的《法国编年史》以争取他的赞成票。他的好讽刺的个性使他常常出口伤人，他会很没有耐性，“有时向他的对手大发雷霆”。他与妇女独处时总是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然而他的羞涩吸引了她们，好像在与她们迷人的魅力争胜。
杜德芳夫人第一次遇到他时（1743年），她深为他广博的见识和明晰的判断力吸引。当时她已46岁，而他仅26岁。她把他当作自己的“野猫”接纳下来。她不但邀请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沙龙，同时邀他参加私下的晚餐和聚谈。她曾誓言表示愿意“睡掉24小时中的22小时，只要其余两小时我们能厮守在一起”。这份甜蜜的友情持续了11年后，朱莉娅介入了他们的生活中。
在私生子和私生女之间，有着一份自然的关系。达朗贝尔在回忆中说：
我们两人都没有父母和家庭，我们出生时就被遗弃，不幸和不快乐的折磨，自然似乎是让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寻找彼此，以弥补彼此失去的，让我们像两株杨柳似的生长着，被暴风雨吹折了腰，但未被连根拔起，因为它们脆弱时，它们已将枝条交缠在一起了。
他几乎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这种“选择的密切关系”（elective affinity）。1771年，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时间和习俗使一切变得陈腐，却无以改变我对你的感情，这是你17年前激发起的感情。”但是，他等了9年才宣布这份爱意，而且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的。1763年，他从波茨坦写信给她，说明他拒绝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担任柏林科学学院的院长，具有“一千个理由，其中之一你是无论如何都猜不着的”。这是达朗贝尔奇怪地糊涂一时，因为有男人爱上自己时，一个女人不会不知道吧？
杜德芳夫人感觉出她的特殊客人和她监护的侄女之间的感情慢慢地增长着，她也注意到朱莉娅成为沙龙的话题和兴趣所在。有一段时间她没有任何责难表示，但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1760年），她对达朗贝尔有了苛刻的批评。她让一位友人在达朗贝尔尚未来到前，向她的客人公开宣读伏尔泰关于这次批评的回信。开始读信后不多久达朗贝尔就到了，因而听到了恶意揭发隐私的一段。他和其他人一起纵声大笑，内心却受到了伤害。侯爵夫人设法补偿，但这次伤害仍留下了创痕。他于1763年谒访腓特烈二世时，几乎每天写信给莱斯皮纳斯小姐，但很少写给夫人。他回到巴黎后，在她们下来参加沙龙以前，他习惯上总是先到朱莉娅的房间看她。而有时杜尔哥、沙特吕或马蒙泰尔也陪他参加这私下的拜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发觉到那些她帮助和喜爱的人背叛了她。如今她视朱莉娅如仇人，而以种种激怒的方法来表露她的不满情绪——冷言冷语、琐碎的要求，并常说起朱莉娅依赖她。朱莉娅对这位“失明而好幻想的老妪”及对随时随地要听从侯爵夫人的使唤日渐感到不耐烦，内心的不快也与日俱增，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刺痛。她后来记叙道：“一切痛苦都很深刻，而快乐却是一掠即过的飞鸟。”在最后一次争吵中，夫人指责她在家里和开支方面有所欺骗。朱莉娅回答说，对这样对待她的人实在无法忍受再与她共同生活下去，于是，1764年5月初的一天，她离开了这里，出去另觅住处。侯爵夫人坚持达朗贝尔必须在她们二人中做一选择，使破裂无法挽回。达朗贝尔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回来。
有一段时间，这个老沙龙似乎因他们关系的断绝而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大部分常客仍来找侯爵夫人，但有好些人——卢森堡夫人、沙蒂永公爵夫人、布夫菲尔伯爵夫人、杜尔哥、沙特吕，甚至埃诺——都去找朱莉娅，表示他们的同情和对她的爱顾。沙龙里只剩下年迈而忠实的朋友，及寻求声名和美食的新客。杜德芳夫人描述1768年发生的这次转变：
昨天有12个人在这里，而我欣赏了各式各样、各种程度的无聊事，我们都是十足的傻瓜，各人有各人的形态……我们疲惫不堪。12个人都在1点钟离去，但没有一个人觉得些许遗憾……蓬德韦勒（Pont-de-Veyle）是我唯一的朋友，却有3/4的时间简直把我烦死了。
自从失明后，她就不再热爱生命，而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更陷入无望和对人生的价值表示怀疑的绝望中。与约伯一样，她诅咒自己的出生：“一切的悲哀中，我的失明和年老是最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件不幸的事……那便是生于此世。”她嘲笑浪漫主义者和哲学家们的梦想——不只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萨瓦牧师，她也嘲笑伏尔泰长期追求“真理”。“而你，伏尔泰先生，真理的热爱者，老实告诉我，你找到没有？你改正、毁弃谬误，但你以什么取代它们？”她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她喜欢温和的怀疑论者如蒙田和圣埃夫勒蒙，胜于激进的叛逆者如伏尔泰和狄德罗。
她认为她的生命已经告终，但生命对她仍未完全了结。她的沙龙在舒瓦瑟尔当政期间恢复了一段时期，当时政府的要员们在老侯爵夫人家里聚集，而和蔼的舒瓦瑟尔的友谊又给这黑暗的日子带来一些光明。1765年，沃波尔开始来参加她的聚会，她慢慢地对他产生了一份情感，那成为她对生命的最后执着。我们希望在那最后的惊人的化身中再见到原来的她。
朱莉娅选择了在伯勒查斯大道和圣多明尼哥大道交叉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作为她的新居——距侯爵夫人女修道院的家仅百米远。她并未因此变得贫困，除了数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外，她还自“国王的税收”（1758年、1763年）中获取2600银币的年金。显然，那是由于舒瓦瑟尔为她说项的关系。而在达朗贝尔的建议下，若弗兰夫人资助她一笔2000利维尔的年金和一笔1000克朗的年金。卢森堡夫人给了她全套家具。
在这个新居中安定下来没多久，朱莉娅便感染了天花。休谟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说：“莱斯皮纳斯小姐病得非常危险，我很高兴看到达朗贝尔在这时放下了他的哲学。”的确，这位哲学家每天早晨步行很远的路到她床侧看顾她直到深夜，然后再回到鲁索夫人家自己的房子里。朱莉娅病愈了，却一直很虚弱和神经质，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而且满脸红斑。我们可以想象，对一个32岁未婚的女人，这是什么滋味。
她及时痊愈以照顾达朗贝尔。1765年春，他因胃疾卧病在床几至死去。马蒙泰尔惊讶地发现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光线不足，空气污浊，一张床窄得像棺材”。另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瓦特莱让达朗贝尔住到他在特姆普附近宽敞的家里。如今这位哲学家黯然同意离开自小供养他的家庭。杜克洛喊道：“喔，真是不可思议的日子！达朗贝尔断乳了！”朱莉娅每天到这个新住处，尽心尽力回报他近日对她的照顾。他恢复到可以走动时，她要求他住到她家的楼上。他于1765年秋搬了进去，但付给她适量的租金。他并未忘了鲁索夫人，常常去看她，与她分享他的收入，而且一直为他的离去而道歉：“可怜的养母，你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孩子。”
一度，巴黎人认为朱莉娅是他的情妇。表面的情况证实人们的这种推测，达朗贝尔与她同餐共桌，给她写信，处理她的事务，投资她的储蓄，为她收取所得。公共场合中他们总是在一起，没有人在邀请时只请其中一位。不过，慢慢地，说闲语的人也开始明白朱莉娅既不是达朗贝尔的情妇，也不是他的妻子或情人，而只是妹妹兼朋友而已。她似乎从未了解他对她的爱是完整的，虽然他无法以言语表达。若弗兰夫人和内克夫人，这两位标准的道德家，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精神上的恋爱。这两位年长的沙龙主持人邀请他们参加她们的聚会。
莱斯皮纳斯小姐自己成立了一个沙龙时，若弗兰夫人未加以公然反对，这对她母亲似的慈蔼是严厉的考验。朱莉娅和达朗贝尔早已交了许多的朋友，所以几个月之后，她的客厅每天从下午5点到9点这段时间几乎高朋满座，男男女女精挑细选的客人几乎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达朗贝尔主持讨论交谈，朱莉娅则发挥出女性所有一切悦人的能力，尽量使客人感到温暖亲切、宾至如归。沙龙中不举行宴会式晚餐，却被誉为全巴黎最富刺激的沙龙。出现在沙龙的有不久即在政界任高官的杜尔哥和布里耶纳，贵族如沙特吕和孔多塞（Condorcet），主教如布瓦门特和布瓦热兰，怀疑论者如休谟、莫雷莱，作家如马布利、孔狄亚克、马蒙泰尔和达朗贝尔。最初他们是来看达朗贝尔和听他的高论，后来他们开始欣赏朱莉娅用来引发每个客人表现出他或她的特殊才华的恰如其分的技巧。在这里，人们无所不谈而不会遭受禁止，人们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中最细微的问题；但是，受过若弗兰夫人这种训练的朱莉娅知道如何缓和大家激动的情绪，使争论恢复为讨论。大家都不希望令这位虚弱的女主人不快，这一默契形成了这个沙龙中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根据圣伯夫的判断，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是路易十五末期“最时髦、最为大家向往的，虽然这时有许多有名的沙龙”。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沙龙具有这种双重吸引力。朱莉娅虽是麻脸，又是无父的私生女，却是成打名人的第二情人。而达朗贝尔的声誉正达顶峰，格里姆报道说：
他的谈话对人的心智均具有教导启发作用而且能娱人心怀。他参与畅谈任何悦人的一般话题，并以此显示他具有无穷尽的思想、对逸闻趣事的知识及奇特的记忆。不管话题本身多么枯燥乏味，他都有秘诀使其变得生机盎然……他所有的幽默的话都有细微和深刻的创造性。
再看休谟写给沃波尔的信：
达朗贝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朋友，具有无可非议的品德。就拒受俄国女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赠予而言，他显示出无视于私利和虚浮自负……他有5笔年金：一得自普鲁士国王，二得自法兰西国王，第三笔是科学学院院士年金，另一笔是法国学院院士年金，最后一笔则取自他自己的家族。其总数每年未超过6000银币，以其中半额他过着小康的生活，另一半资助与他有关系的穷人。总而言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很少见到比他更有德行、更贤明的人。
除了说话的灵巧和言词的优雅略为逊色外，在其他任何方面朱莉娅和达朗贝尔都搭配得很好。然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启蒙运动中最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寻求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和尺度。在卢梭之后，朱莉娅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第一个有力的提倡者，马蒙泰尔描写她“是自萨福以来，想象力最丰富、最热情、最容易激起幻想的人物”。无论真实人物或作家的虚构人物——卢梭的爱洛漪丝或卢梭本人，或理查森的克拉丽莎或普雷沃的曼侬——没有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感觉的敏锐或内心的热情上能胜过她。达朗贝尔是客观的，或者说，他尝试表现得客观。朱莉娅则主观到有时只重一己的利益或事务。不过她有“人溺己溺的精神”。她鞠躬尽瘁地安慰生病或受了委屈的人，她狂热地为沙特吕和拉阿尔普获选入学院而奔走。但她坠入情网时，她忘了一切事务和所有其他的人——被她遗忘的人第一次是杜德芳夫人，第二和第三次则是达朗贝尔本人。
1766年，一位年轻的贵族莫拉——西班牙大使的儿子——进了沙龙。他年方22岁，朱莉娅34岁。他12岁时曾与一位11岁的女孩结婚，女孩于1764年去世。朱莉娅不久即为他的年轻迷人所惑，也许受惑于他的财富。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发展到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地步。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父亲即命他回西班牙服兵役。莫拉入营了，但不久即辞去军职。1771年1月，他开始咳血，前往瓦伦西亚，希望能休养恢复，病未痊愈他又奔回巴黎找朱莉娅。在她精致小寓的欢乐声中和达朗贝尔暗地里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1772年，大使奉召回西班牙，并坚持要他的儿子一同回国。他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和朱莉娅的婚事。莫拉于是弃家出走，北上与朱莉娅重聚。但1774年5月27日，他因肺结核死于波尔多。那天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正前来与你重聚，而今我却面临死神的召唤。多么可怕的命运！……但你曾爱过我，想到你的时候我仍感到非常快乐。我为你而死。”从他手上退下了两个戒指，其中一枚镶有朱莉娅的青丝，另一枚刻着几个字：“一切逝去，爱情永存。”心地高尚的达朗贝尔如此记述莫拉：“我为那仁慈、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感到遗憾……他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人……我将永远记得这么纯洁、高尚、强健而又温和的人与我自己的灵魂交融的时刻。”
朱莉娅得到莫拉的死讯时心都碎了，尤其因为正在这时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1772年9月，她遇到了29岁的吉贝尔，他曾在“七年战争”中立下显赫的战功。而且他那部《战术的全面研究》（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ctics）被将领和知识分子公认为一部巨著，后来拿破仑在他所有的战役中一直随身带着他曾亲加注释的一部。其中指责所有君主政体的《初论》（Preliminary Discourse），在大革命前的20年就系统地道出了1789年的基本原则。从一个重要的沙龙中讨论他时人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对吉贝尔的倾慕：“吉贝尔的母亲、姐妹或情妇最受人妒羡吧？”当然，他有一位情妇——蒙特莎夫人，这是他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恋情。朱莉娅在对他不满时，曾严苛地批评他：
他对待女人轻浮，甚至无情，是因为他小看了她们……他认为她们喜欢调情、虚荣、脆弱、虚伪和轻浮。那些他最钟爱的，在他认为就是最浪漫的。虽然他也承认有些女人有很好的品德，但他并不因此提高对她们的评价，只是认为她们的缺点比优点少而已。
然而，他长得很英俊，待人处世的态度毫无瑕疵，他的言词既有内容又富有感情，既博学，思想又清晰。斯塔尔夫人说：“他的谈话是我所听过的最富变化、最有生气、内容最丰富的。”
朱莉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吉贝尔对她主持的聚会表示出喜爱。他们为彼此的声誉吸引，他一时的征服心理与她炽烈的热情，促成了他们的爱恋。就是这炽热的爱情使她写给吉贝尔的情书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文学之一。法国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她的情书中比在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中更能找到生动的表现。
现存她最早写给吉贝尔的情书（1773年5月15日），显示她已坠入他的情网，却因违背了对莫拉的忠贞誓言而懊悔不已。她写信给正动身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吉贝尔，说：
老天爷！是什么魔力，是什么天命，你竟把我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何我没有在9月死去？当时我若死去就可以不必……有现在的自责。天哪，我觉得，我仍可为他而死；我的任何利益无一不能为他牺牲……啊，他会原谅我的！我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我的心身都因这长时期的悲哀而疲惫不堪。得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我陷入了狂乱。就在当时我第一次遇见你；那时你接受了我的心，并使我心快慰。我不知该怎样做比较好——是心领呢，还是接受？
8天后她卸除了所有的防卫：“假如我仍年轻、漂亮而又迷人，则我可以说你对我的态度、行为有很多做作。可是因为我未具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你对我的行为包含了亲切与敬重，使你永远赢得我的心。”有时她以爱洛漪丝对阿贝拉尔似的放纵态度写道：
世界上唯有你能拥有并占有我。今后只有你能填补我的心灵……今天，我的门每开一次，我的心也随着怦跳一次。有一阵子我真怕听到你的名字，可是听不到你的名字时我又觉得心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互相抵触的情绪，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只有三个字能加以解释：我爱你。
两份爱情的矛盾增加了她的不安，也许由于渴望或女性愿望的满足及染上肺病的一种倾向，1773年6月6日她在给吉贝尔的信中写道：
虽然你的心灵受到激荡，却不和我的情形一样，我的心灵不停地自震荡趋于沮丧。我吸毒（鸦片）来镇定自己。你看我已无法自持，开导我，给我力量。我会相信你，你将是我的支柱。
吉贝尔在10月回到巴黎，断绝了他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而把爱情献给朱莉娅。她感激地接受了，并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在歌剧院中她包厢的前座里（1774年2月10日）。嗣后，她声称这一次，在她42岁时，是她所谓的“荣誉”与“美德”的第一次瑕疵。但她并未自责：
你记否你使我陷入何种处境，你信否你置我于何种境地？我要告诉你，在很快恢复镇定之后，我又站起来了（这几个字是用斜体写的），而且我发现自己较此之前并未有毫发差别……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也许在所有使我的心趋向于你的冲动中，最后一个是唯一我不觉得后悔的……在那种放肆下，在自制和所有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下，我可以向你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件不幸的事是我无法忍受的——冒犯你和失去你。那种恐惧会使我舍弃我的生命。
有一段时期她终于体验到了令人心神恍惚的幸福。她在写给他的情书中说（因为他们的关系保持秘密而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惦念着你。我迷恋你到这种程度，因此我可以了解献身于上帝者的感觉。”无可避免地，对这种毫无保留全部倾泻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爱情，吉贝尔感到厌倦。不久，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弗莱伯爵夫人，而且恢复了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1774年5月）。朱莉娅责怪他，他却表现得很冷淡。6月2日，她获知莫拉在前来与她相会的途中去世，临终时对她犹念念不忘。她因悔恨显得精神错乱，并企图饮毒自尽，吉贝尔阻止了她。如今在她给他的信中谈的全是莫拉的事，说这位年轻的西班牙贵族比她认识的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都优秀。吉贝尔更少去看她了，蒙特莎夫人希望自己至少仍是他的情妇之一。朱莉娅为他筹划婚事，他则拒绝她所做的安排，于1775年6月1日与17岁富有的库塞尔小姐结婚。朱莉娅在给他的信中充满了怨恨和鄙视，以对不灭爱情的抗议作为结束。
这段热恋的过程她竟能瞒过达朗贝尔，他一直认为莫拉的离去，以及后来他的死亡是朱莉娅神思恍惚的原因。他欢迎吉贝尔来参加她的沙龙，给他一份极为诚挚的友情，并亲自寄送她已封好的写给吉贝尔的情书。不过，达朗贝尔发现她对自己已失去了兴趣，有时还因他在场而感到不悦。事实上，她在写给吉贝尔的信中也曾说：“那样是否算太忘恩，我敢说达朗贝尔若离去，我将会感到很快慰，他在场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他使我觉得全身不适，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友情与仁慈。”她去世时，他写给她的“悼魂词”中有这样的语句：
我既想象不出，也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一度）对我那么亲切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又觉得我可憎？是我做了什么令你不高兴的事吗？如果你有什么怨言，为什么不向我抱怨……或者，亲爱的朱莉娅……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把我蒙在鼓里，而如果我知道了的话，我会宽宥？……有20次我几乎要投入你怀里，问问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我恐怕你的双臂拒纳我……9个月来，我一直伺机想告诉你，我遭受的痛苦和我的感受，可是那几个月我一直觉得你柔弱得承担不起我对你苛细的指责。唯一能毫无隐瞒地向你展示我沮丧而泄气的心的，竟是那可怕的时刻，就在你去世前的数小时，你伤心地要求我原谅时……可是以后你再也没力气跟我说话或听我说话了……而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我失去了在我生命中将是最珍贵的一个时刻——再次告诉你，你对我是如何的珍贵，我分担了多少你的哀伤，而我如何深愿和你在一起终止我的哀伤。我愿以我全部的余生换取那我再也不可得到的一刹那，有那一刹那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情爱，也许能使你恢复对我的柔情。
朱莉娅梦想的破碎加速了肺病夺取她的生命。博尔德乌医生被请来诊治她的病，他宣布她的情况已经无望。1776年4月起她一直未能离床。吉贝尔每天早晚来看她，达朗贝尔则除睡觉外不离开她的病榻。沙龙停止了，但孔多塞、叙阿尔及好心的若弗兰夫人——虽然她也将辞世——仍然到沙龙来。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朱莉娅不愿吉贝尔来，因为她不希望他看到她那因痉挛而变了样子的脸，但她经常写短笺给他。此时他也郑重声明：“我一直爱着你，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爱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而言你比其他任何一切都要珍贵。”这个声明加上达朗贝尔默默的忠诚及朋友们的关怀，是她痛苦中仅有的慰藉。她立了遗嘱，其中指定达朗贝尔为遗嘱执行人，并把所有的文件和财物托付给他。
她的弟弟德维希侯爵从勃艮第来看她，并力劝她与教会妥协。他在写给德阿尔邦伯爵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终于劝服她当着百科全书派，不顾其反对立场而接受了圣礼。”她给吉贝尔的遗言：“朋友，我爱你……永诀了。”她向达朗贝尔表示对他长期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原谅她的忘恩负义。她于1776年5月23日清晨去世，并于同一天在圣萨皮斯教堂下葬，一切遵照她的遗嘱——“像穷人一样”收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