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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把音乐当作巴黎人欢乐的一部分，它无意在弥撒曲或庄严的合唱曲上与德国一争短长。莫扎特来到巴黎时，他几乎未加理会；可是，意大利的优美旋律令他着迷时，却也浑然忘了原来对异国情调的排斥。他从自己的音乐中谱制宴会节庆的曲子，尤其擅长谱制适合舞蹈的旋律或令人跃然欲动的舞曲——克兰多舞、莎拉本舞、捷格舞、甘伐舞及17世纪中叶一种缓慢而庄严的舞步。法国的音乐，就像它的道德、它的礼仪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离不开女人，而常冠以女孩子气的名字，诸如L'Enchanteresse、L'Ingénue、Mimi、Carillon de Cythère。
在法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在格鲁克出现以前，布法歌剧比瑟里阿歌剧更为盛行。一个自称奥皮阿—库米齐（Opéra-Comique）的歌剧团于1714年在巴黎成立。创立者菲利多尔（Philidor）曾以棋王的身份旅行欧洲各地，制作了25部歌剧，几乎全都含有幽默的风格，比如《萨查·潘卡》（Sancho Pança）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不过格调很好，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他的歌剧至今已全被遗忘，但在棋界，人们还记得“菲利多尔防守”（Philidor's defense）和“菲利多尔遗风”（Philidor's legacy）是古典的棋步。芭蕾舞在法国的歌剧中是令人喜爱的穿插；于此法国人的优雅找到了另一个表现机会，而动作也变成了诗。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这位巴黎歌剧芭蕾大师，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有关舞蹈的论文——《论舞蹈与芭蕾》（1760年）——为格鲁克的改革铺了路。他提倡恢复希腊的舞蹈理想，即动作自然、服饰简朴，重点在于强调戏剧的意义，而不在于抽象的外形或美术技巧的表现。
在法国所有主要城市中，公开的音乐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巴黎，圣乐乐团（1725年成立于杜伊勒里花园）为器乐立下了高水准。轻喜剧歌剧团演出波格瑟（Pergolesi）制作的《女佣做主妇》（La Serva Padrona）时，音乐乐团则演奏他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此演奏颇获好评。因此，一直到1800年，每年都演出。音乐乐团把亨德尔、海顿、莫扎特、约梅里、皮奇尼和巴赫的乐曲介绍给法国听众，由当时音乐名家表演。
演奏者们同意的一点是：在音乐方面，法国远不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哲学家们也同意这一看法。格里姆（一位日耳曼人）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对音乐知道得这么少，实在很遗憾。”他把有美丽歌喉的费尔小姐排除在外。他也和卢梭、狄德罗一样，主张歌剧要“重返自然”。这三人在那次“丑角论战”（Guerre des Bouffons）中都是意大利派的领导人。这次论战是从巴黎的一个意大利剧团演出一出布法歌剧开始的。在其他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一关于法国和意大利音乐风格的论争并未就此结束，因为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一书中，继续“丑角论战”；在他的《关于〈私生子〉一剧的谈话》（Troisiéme Entretien sur Le Fils Naturel，1757年）中，呼吁把法国的歌剧从夸大的言辞和怪异的技巧中挽救出来：“来吧，请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搬到歌唱的（歌剧的）舞台上！”——同时他举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原文《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为例。当时，在维也纳的格鲁克可曾听到他的呼吁？伏尔泰于1761年一再预言道：
总有天才会出现，他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恶习（技巧的），并将现正缺少的庄严和道德精神注入舞台的表演中。低级趣味的风潮正在高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对国家往昔光荣的记忆。但是我仍然要重复一遍：歌剧必须重新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以免贻笑于所有欧洲其他国家。
1773年，格鲁克抵达巴黎。1774年4月19日，他指导了《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Iphigenia in Aulide）在法国的首次公演。不过成熟尚得等待良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