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把音乐当作巴黎人欢乐的一部分,它无意在弥撒曲或庄严的合唱曲上与德国一争短长。莫扎特来到巴黎时,他几乎未加理会;可是,意大利的优美旋律令他着迷时,却也浑然忘了原来对异国情调的排斥。他从自己的音乐中谱制宴会节庆的曲子,尤其擅长谱制适合舞蹈的旋律或令人跃然欲动的舞曲——克兰多舞、莎拉本舞、捷格舞、甘伐舞及17世纪中叶一种缓慢而庄严的舞步。法国的音乐,就像它的道德、它的礼仪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离不开女人,而常冠以女孩子气的名字,诸如L'Enchanteresse、L'Ingénue、Mimi、Carillon de Cythère。
在法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在格鲁克出现以前,布法歌剧比瑟里阿歌剧更为盛行。一个自称奥皮阿—库米齐(Opéra-Comique)的歌剧团于1714年在巴黎成立。创立者菲利多尔(Philidor)曾以棋王的身份旅行欧洲各地,制作了25部歌剧,几乎全都含有幽默的风格,比如《萨查·潘卡》(Sancho Pança)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不过格调很好,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他的歌剧至今已全被遗忘,但在棋界,人们还记得“菲利多尔防守”(Philidor's defense)和“菲利多尔遗风”(Philidor's legacy)是古典的棋步。芭蕾舞在法国的歌剧中是令人喜爱的穿插;于此法国人的优雅找到了另一个表现机会,而动作也变成了诗。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这位巴黎歌剧芭蕾大师,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有关舞蹈的论文——《论舞蹈与芭蕾》(1760年)——为格鲁克的改革铺了路。他提倡恢复希腊的舞蹈理想,即动作自然、服饰简朴,重点在于强调戏剧的意义,而不在于抽象的外形或美术技巧的表现。
在法国所有主要城市中,公开的音乐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巴黎,圣乐乐团(1725年成立于杜伊勒里花园)为器乐立下了高水准。轻喜剧歌剧团演出波格瑟(Pergolesi)制作的《女佣做主妇》(La Serva Padrona)时,音乐乐团则演奏他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此演奏颇获好评。因此,一直到1800年,每年都演出。音乐乐团把亨德尔、海顿、莫扎特、约梅里、皮奇尼和巴赫的乐曲介绍给法国听众,由当时音乐名家表演。
演奏者们同意的一点是:在音乐方面,法国远不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哲学家们也同意这一看法。格里姆(一位日耳曼人)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对音乐知道得这么少,实在很遗憾。”他把有美丽歌喉的费尔小姐排除在外。他也和卢梭、狄德罗一样,主张歌剧要“重返自然”。这三人在那次“丑角论战”(Guerre des Bouffons)中都是意大利派的领导人。这次论战是从巴黎的一个意大利剧团演出一出布法歌剧开始的。在其他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一关于法国和意大利音乐风格的论争并未就此结束,因为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一书中,继续“丑角论战”;在他的《关于〈私生子〉一剧的谈话》(Troisiéme Entretien sur Le Fils Naturel,1757年)中,呼吁把法国的歌剧从夸大的言辞和怪异的技巧中挽救出来:“来吧,请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搬到歌唱的(歌剧的)舞台上!”——同时他举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原文《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为例。当时,在维也纳的格鲁克可曾听到他的呼吁?伏尔泰于1761年一再预言道:
总有天才会出现,他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恶习(技巧的),并将现正缺少的庄严和道德精神注入舞台的表演中。低级趣味的风潮正在高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对国家往昔光荣的记忆。但是我仍然要重复一遍:歌剧必须重新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以免贻笑于所有欧洲其他国家。
1773年,格鲁克抵达巴黎。1774年4月19日,他指导了《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Iphigenia in Aulide)在法国的首次公演。不过成熟尚得等待良机到来。